彭水周：同志，你还记得当初的入党誓词吗？

　　【作者按】当下正处于世界政治格局濒临巨变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关键历史时期，党内、国内由于改开以来累积的各种问题、矛盾，呈现更加严峻复杂局势。出于对党的建设和时局的深重忧患，写了这篇长文，试图通过对体制内党员干部正、反典型的颂扬、鞭挞，在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思考，以儆世人。

　　一

　　大家还记得于世纪之交的2000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吗?徐以凭借手握大权、实权饱收财色之利，以包养146名情妇及与情妇们交往的的香艳日记和一次性收受2000万元贿赂而名噪全国。

　　【徐其耀】

　　徐其耀案同某些判定的案例一样，其执行结果于缓期等待过程中逐渐淡化、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这里并非刻意翻检徐其耀那些难见阳光的陈谷子烂芝麻，在众多因财色落马贪官里点到他，是要提到他落马前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相信这封发自其肺腑的“舐犊情深”的信很多人已经看过，也算是“陈谷子烂芝麻”里的一颗，但其严峻的现实意义，相对中国现实国情却具有恒久警示意义。

　　二

　　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信全文如下。

　　“孩子：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探索真理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三

　　徐其耀这封自始至终浸透理性厚黑的教子信，每个字，每个论点都寒彻人的骨髓，像冰冷的斧凿斫砍、凿击人们的良知。这封诲子信，据称是徐于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得出的“真知灼见”。客观地讲，它残酷地吻合人性弱点和扭曲的官场生态，它撕开伪装，——由其主人身陷囹圄而曝光于大众视野，让人们看到现实世界人性同官场政治生态圈纠葛交融的真实丑陋的内在世界，予人以外表道德常规认知和内在心灵的巨大震撼。

　　徐其耀这封写给儿子的“传经授道”的信，同他凭借权力疯狂猎艳的肉欲日记，以及其于官场一路高升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轨同辙、一脉相承，他以自我为中心营造的官场小世界，在百姓的心目中影映当今中国官场大世界，不能不令人们对党的执政道义、执政能力提出质疑，对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出质疑。

　　四

　　难道在以市场、金钱现实主宰世界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经济收入、生活福利方面旱涝保收的中国官场芸芸众官，真的抵挡不住社会上汹汹物欲、肉欲诱惑、攻击，而集体丧失了党员干部从政基本党性原则和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根本宗旨了吗?——现实中无数鲜活的人、事回答是否定的。

　　原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共产党员优秀楷模谷文昌在任期间，对待人民群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总有发不完的光、散不尽的热，帮助的贫苦群众数不清。他自掏腰包资助贫困学生，五保老人，为来访群众购买车票，为农民工买红糖熬姜汤，甚至操心年轻人婚事……

　　1962年，东山县高考落榜生中也有谷文昌大女儿哲惠，谷文昌指示相关部门将全部工作指标都给了其它落榜生，却将自己女儿安排做临时工，他开导女儿说：“我是一县‘家长’，要首先作出表率，要吃亏在前，享受在后。总不能自己首先把自己孩子安排稳妥吧?再说，年轻人也应该多加锻炼。”

　　1964年，当谷文昌调离东山县时，有关部门提出给哲惠转成正式职工，同他一起调到福州。谷文昌断然说：“省里调的是我，又没调她，给她转什么正?”就这样，把哲惠一个人留在东山，临时工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1979年才转为正式工。

　　谷文昌二女儿结婚时，想让当时主管林业工作的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遭到谷文昌严词拒绝，他说：“我管林业，如果我弄木材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效仿做几十张、几百张桌子;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首先自己要行得正、坐得端，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谷文昌主管林业工作大半辈子，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从福州回到漳州，妻子提出是不是去买点家具?谷文昌却买回了竹凳、藤椅、石头饭桌。妻子问他“为什么不买点木制的?”他回答：“林业局领导家里一下子添了木制家具，别人会产生误会，我们也不能写个声明贴出去说这是买的。”

　　谷文昌小女儿哲英，1974年高中刚毕业，他便让她到农村插队锻炼。他经常教育子女：“要看老百姓穿什么，吃什么，时刻不能脱离百姓，不能忘本!”

　　【时任宁化隆陂水库总指挥的谷文昌(中)带病与群众一同劳动】

　　1980年，从师范毕业的谷文昌儿媳，想让公公出面安排个工作单位。谷文昌原则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分配吧!”后来儿媳被分配在市区一所小学校工作，不太中意的她又想让他帮助调一所规模大、条件好的学校工作。他却毫不含糊地开导儿媳：“不论单位大小，只要用心努力工作，都可以做出成绩。”就这样，儿媳铆在那所小学校一干就是13年。

　　谷文昌就是这样，始终如一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百姓称赞他是一位“时刻想着群众，唯独忘记自己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提到过这位历经新旧社会的人民公仆，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称赞他

　　“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

　　【在滇西保山市施甸县，流传着这样的一首的民谣：“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曾任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1988年退休时，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

　　杨善洲将植树绿化地点选在最荒凉的大亮山，他说：“我是在兑现许给家乡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家乡人找过我多次，叫我帮他们办点事，我都没答应，但我答应退休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善洲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标准衡量、要求自己。他说：“我1952年入党，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我的愿望。入党使我找到了人生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针对共产党人对公私、官民关系的理解，他直言坦陈：“一名共产党员，哪能时刻光想着自己?如果先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不顾百姓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记党的根本宗旨，都要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根据组织部门文件规定，他家除大女儿外，均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准备向上面写报告时，被他要求撤销了。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要和全国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妻子张玉珍专程跑去找丈夫杨善洲拿点钱修缮房子，杨善洲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漏，暂时把眼下艰难扛过去。”

　　1995年，杨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对杨善洲经常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间房子。妻子张玉珍找杨善洲凑钱还债，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9600元。妻子问他“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杨善洲反问她：“别人不理解我，难道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张玉珍只好含泪把刚盖起来，家人还没住进去的房子卖掉了。

　　1986年，姚关乡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家人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因缺粮只好把包谷掺在饭里时，当即流泪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民政要接济比我更困难的家庭。”并叫家人将送来的粮食重又退了回去。

　　作为大亮山林场主要创办人，杨善洲从不从林场领取报酬。林场场长自洪学曾为此事跟杨善洲谈过很多次，他说：“老书记，多的钱咱们林场拿不出来，一月补助你500元林场还是有的。”但杨善洲一句话把自洪学顶了回去：“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啻如此，杨善洲还因妻子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向林场交了370元的汽油费，他的理由是：“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专门为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供家属子女用的。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的人怎么办呢?想到这，我就觉得自己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其它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关于扬善洲，施甸县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习近平总书记在得知扬善洲事迹后，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学习他鞠躬尽瘁、不懈奋斗的崇高境界;学习他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清正廉洁，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

　　【1993年，孔繁森在视察墨竹工卡震区时，得知益西卓玛老人膝关节有病，便亲自为她洗干净腿，贴上伤湿止痛膏。】

　　援藏干部孔繁森，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请缨到祖国建设最艰苦的地方为少数民族同胞奉献才智、力量，慷慨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为自己壮行条幅。

　　孔繁森于1979年、1988年两次入藏，分别担任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副市长，他的足迹遍布任职地区乡村、牧区、学校等每一个角落，与藏族群众结下深厚情谊。为了彻底治好尼木县续迈等3个乡群众普遍患的大骨节病，他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了解到农牧区缺医少药情况后，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上一个装有自费购买的常用药的医疗箱，工作之余利用自己学来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给农牧民听诊、把脉、发药、打针，直到用完药箱里的药物。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强烈地震，孔繁森领养了3名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藏族孤儿，这使得他因经常接济藏族百姓致使清贫生活更加经济拮据，有时连伙食费也不够交。虽然他自己经常吃榨菜拌饭，却不愿让孩子们和他一样受苦。为了给孩子们添补营养，他悄悄地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以“洛珠”的名义要求献血，血库医护人员鉴于他年纪偏大，从身体承受力和健康状况出发，好心劝阻他，他就恳求医护人员：“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用钱，请帮个忙吧!”医护人员见孔繁森如此情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仅1993年，孔繁森便先后献血900毫升，共收取医院按规定付给的900元营养费，他将这些钱都用在了改善孩子们饮食及补贴日常生活上。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他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年近五旬的孔繁森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

　　阿里地处西藏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地广人稀，常年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且每年7级至8级大风均达140天以上。孔繁森赴任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跑遍全区90%以上乡村，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在孔繁森倾情倾力奉献下，阿里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噩耗却接踵而至，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出差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他朴实而光辉的人生戛然而止。他在生命的最后留给世间的两件遗物，一是身上仅有的8元6角钱;一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孔繁森以对藏族同胞深挚的爱和吃苦在前、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诠释了一名真正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和精神实质。这通过发生在他和藏族同胞、他和家人间的诸多琐事两相对比可窥全貌：

　　对待藏族同胞，他习惯性的在工作之余义务为他们看病，毫无顾忌地口对口为病人吸痰，在高原严寒里用奔涌着热血的胸脯为聋哑老人暖脚，卖血抚养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送给贫困的藏族老阿妈……

　　对待家人，他因宦囊空空而倍感愧疚、赧然，1993年，他的妻子筹齐路费到西藏探亲，但由于看病，妻子将从西藏返回的路费花光了，只好向丈夫开口。孔繁森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800元。妻子不忍心再让丈夫为难，就私自找熟人借了一些。妻子回济南后，念大学的女儿就告诉她，因学校让交学杂费，她写信给爸爸，爸爸让她找妈妈想办法。妻子一听，眼泪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五

　　爱因斯坦曾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里说：

　　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写的一篇有关选择职业的文章中充满理想激情地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面对文首全文照录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以“丛林厚黑学”为底色，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血性、道德，充满诡谲戾气的信。我们还很自然地想到最能诠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人性高尚的人类崇高精神楷模——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孤儿雷锋在日记中倾吐心声：

　　“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多帮助人民做点好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当年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的毛泽东同志，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高屋建瓴地指出：学习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学习他一切言行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六

　　面对共产党高官徐其耀们，我们还想到坚持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终生不渝的邓力群、李尔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被毛泽东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的李尔重同志】

　　生前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务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李尔重，为官一生，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除了晚年按组织规定配备一个生活秘书，“近水楼台”的“安排”了自己女儿晓丹外，家里其他子女均没有被他亲自安排或“打招呼”谋个一官半职，都是平头百姓。生活秘书、女儿晓丹曾向他争取自己应得的职分待遇：“人家省长的秘书起码是正处，可我却还是副处，您向组织部门打个招呼吧。”李尔重断然拒绝女儿：“我李尔重一生没为人争名争利打过招呼，自家的人更不用提及。”

　　但悲剧性的是，于改开后的2005年，晓丹不堪长期以来来自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巨大压力，在重度忧郁症的阴霾压迫下，绝望的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晓丹的自杀缘起共产党高官父亲对党性原则的坚守以及与之相随的苛严家教，缘起改开后党内自高层至基层干部、社会大众以金钱享乐为时尚追求的党性宗旨观异化和社会风气的乖戾、颓靡，缘起家庭经济拮据，当然也客观地包括晓丹相对同阶层家庭比较的心理失衡，由此导致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相对逼仄。但社会环境的变化当属夺走晓丹生命的罪魁祸首。

　　晓丹自杀前，曾就官职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巨大反差痛苦地吐露心声：

　　“在这个省级干部住宅大院内，可能要数我爸爸官职最高，但也可能算是最穷的了。我管这个家，真难。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妈长期住院，请两个人轮流陪护，一个人每月800元。这一笔是一千六百元。家里总得请一个做饭的人，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这两笔是二千二百元。还剩一千八百元，七口人吃饭，最低也得平均每人二百元，这得一千四百元。剩下四百元供每月水电和其他杂用，够吗? 不仅如此，每逢开学，李老的侄孙要上学，得寄一些钱去，——他亲弟弟七老八十了，还要种田供一家人生活，没有钱让孙子上学……

　　我妈是局级干部，退得早，每月二千元工资扣她不能报销的医药费都不够。我一月拿一千六七百元，副处级，却有一个宝贝儿子，他是干新闻媒体的，同事中有不少是高干家庭子弟，都知道他也来自‘大官人家’，相互攀比，名牌服装，名牌烟酒，时尚消费，我把整个工资贴给他还不够。他要钱时，不是一百两百，而是讲千。我能责备他?整个院子里哪家子弟都比他潇洒啊。”

　　透过晓丹酸涩的直白，我们不难窥见李尔重为官的清廉和家庭的清贫，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大家诠释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党徽之下，什么样领导干部才是党的好干部、人民幸福的领路人。

　　七

　　面对灵魂肮脏、毫无党性的党的高官徐其耀们，我们还可倒带历史，将镜头更远地推向建国初期，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为了“不当李自成”，是如何以党性纪律原则严格要求家人及其亲属的，在关乎原则性的权力、利益方面，从不为亲人越雷池半步。

　　饱读读书、深谙历史邦国兴亡规律、洞悉人性的毛泽东，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持以治家，则关乎家运兴衰，持以治国，则关乎国之兴亡。在长期革命生涯和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历程中，在对待人民和家人、亲属，于权于利始终坚持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作全党的表率，当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守护神。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次回绝外婆家15个亲戚要求照顾的请求。对于表兄文运昌私下请他向政府推荐安排工作，他断然回绝。他在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的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在这方面也曾有觊觎，毛泽东回信一句话掐灭他的念想“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毛泽东始终教育、要求子女要同老百姓一样，不搞特殊化，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女呢?”言下之意，国家领袖的子女、家属就是要用较普通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原则要求、对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毛泽东给自己定下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三不”生活戒律，誓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连续7个月没吃一块肉。不仅如此，对于子女也一视同仁，女儿李敏、李讷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忍饥挨饿，甚至于正在上学念书的小李讷饿急了，竟悄悄找警卫战士要饭吃。

　　八

　　清正家风，养育志存高远、坚韧淳朴、一心为国为民的英雄儿女。牺牲在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中、至今安眠在友邦朝鲜白山黑水间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生前对于表舅向三立向他写信托情谋职，回复了一封建立在党的纪律和组织工作原则基础上的情真意切的信。这封为人熟知、广为传颂的信同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一纸私欲熏心的奸猾的“厚黑学”格调、精神境界形成鲜明对比：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同信一起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处理。但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毛岸英给表舅向三立书信部分原件照片】

　　九

　　我们都知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起几病入膏肓、国家任由列强蹂躏、人民任由反动官府和封建地主压榨、剥削的积弱积贫旧中国之沉疴，开天辟地建立新中国，荡涤一切政治的、社会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时代的朗朗乾坤，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文明境界，诠释了什么才是工农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公平正义的人民民主社会，诠释了什么样的政党是国家民族的中流砥柱，是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人民政党，什么样的领袖才是国家民族领航人、才是人民领袖。

　　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不无忧患地说：

　　“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是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他再三告诫、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今天，毛泽东同志生前无数震聋发聩的警戒言犹在耳，而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政经社会已发生巨变，在数十年深入推进政经改革进程中，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劳动力和生产关系、人们思想观念伴随改开后西风东渐熏陶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均发生重大变化。伴随市场驱动的经济偏激性快速发展，曾经扫荡殆尽的腐朽龌龊的思想观念魅影重现，西方拜物、拜金主义和资本绝对主宰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口号下洞开国门，长驱直入，侵蚀共产党干部灵魂，潜移默化地诱导、改变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和精神信仰。无数穷奢极欲、精神堕落的党内官员“割韭菜”式前仆后继，越来越佐证毛泽东同志当年远见卓识。他为了终生挚爱的人民和社会主义道路，晚年不惜“跌得粉身碎骨”，致力打破历史兴亡周期率，但今天的现实却隐现其生前忧患的预言式沉重的悲凉况味。

　　十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今天，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入党誓言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依然如初，但我们拥有9千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超级执政党中，每一个人格化的党员的本质言行还同当初一样主动契合党纲宗旨要求吗?普通工农党员和私营资本家党员所思所想、生活和精神追求目标同频共振吗?人格化具体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中，究竟还有多少虔诚信仰共产主义并在实际行动上为之奋斗?究竟有多少党员干部工作真实出发点是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建国之初，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犯贪污罪的开国功臣，换得整个毛泽东时代官场生态数十年海晏河清，而改开后，贪腐案例、贪官如“割韭菜”割而复生，给人感受如一堆彼此纠缠的乱麻，斩不断，理还乱，且贪腐的数额越来越大，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腐的手段名目繁多、穷凶极恶，和美色、享乐勾连的腐化堕落的生活的卑猥变态令人不堪卒闻?为什么很多小贪小腐问题官员非但没被查处，反而春风得意的一路高升，变为巨贪巨腐?如从一名乡官一步一步升至广东省茂名市常务副市长，贪腐达1.3亿元厅官、共产党员杨光亮，一边用毛笔书写体势浑圆漂亮的“清正廉明”，一边依仗权力大肆捞钱、疯狂猎色，其胆大妄为，竟至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把同时包养的两名情妇叫到北京鬼混。严肃的党纪原则与腐烂的道德品质，正人君子、下流小人水火难容的一对矛盾，竟媾合统一于杨光亮一身。

　　还有，为什么党的体制内会出现诸多资本家党员、教育系统、文化界等社会知识精英党员，甚至向前来学习的党员干部以主要宣讲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的党校某些教授，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在各种公众场合、在各类媒体上，在大学课堂、党校讲堂上公然发布反党言论，攻击共产党领导，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更奇怪的是，这些在党非党的共产党员很多未得到任何处罚，哪怕是是开除党籍的处罚。既然不相信共产党了，不信仰共产主义了，还要赖在党内、体制内捞权钱名利，这是哪门子思维逻辑?

　　十一

　　至此，我们不难领悟，雷锋、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孔繁森、毛岸英等共和国平凡而伟大的人民英雄的高尚人格、崇高精神是时代产物，徐其耀等改开以来落马的大小贪官私欲横流的贪腐享乐罪恶思想行为也是时代的产物。虽然现在我们年年开展学雷锋活动，但因所处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缺乏雷锋精神生长的文化意识土壤，它只能算是一个类似其它节日的节日，一种抽离了本质精神意义的形式而已。而邓力群、李尔重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对所认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党性纪律原则执拗坚守，同样深深打着他们投身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火红年代的烙印。

　　面对这个剧变、分化的时代，我们怎能悲伤的指责李尔重爱女晓丹因遭受来自“坚守”信念原则还是“放弃”信念原则导致的内心的巨大煎熬、经济拮据与同侪对比的巨大反差而彻底精神崩溃，毅然抛下白发父母、子女亲人，踏上不归路。

　　十二

　　其实，党内出现宗旨观淡化、思想意识混乱，以及伴随着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一切皆可市场的拜物教世风熏染，黄赌毒卷土重来，它们穿着各种“马甲”，于变革激荡的社会无孔不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经体制改变，决定与之相辅相成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改变、调适。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决定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改变，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打个浅显的比方，社会就像一口大缸，国家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就像是装在缸里的水或种在缸里的植物，——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大环境，若装的是一缸清水或种养鲜花，那么鱼儿就可以在里面欢快畅游，漂亮的蝴蝶、勤劳的蜜蜂就会寻香而来;如果缸内装的是污秽的臭水或种植的是大麻、荆棘，那么只能生长蛆虫、招来蚊子苍蝇，产生害人、螫人的毒品、针刺。在同一条件下，在同一环境中，除非真的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具有七情六欲的肉体凡胎乏人能做到捽发自拔，超脱环境。

　　李尔重，这位从为人民谋解放的战火中趟过来，参与建设新中国，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共产党高官，面对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凉，悲愤地说：

　　“这不仅是我和我家庭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悲剧。整整一代人都被资本的浪潮所淹没。晓丹害的是抑郁症，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会压抑的病。她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绝望和崩溃的境地。我们流血牺牲，创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慢慢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又向我们反扑过来。有些共产党人，当了俘虏，成了牺牲品，我们的子女像晓丹，也成了牺牲品。……她在父母舍生忘死创造了的‘新社会’中，被恶风邪气抢走了。”

　　他在椎心泣血《哭亡女晓丹》诗中写道：

　　在金钱挂帅的世界里，

　　“爱情”，美妙的名词，

　　不过是权位、金钱与肉身的交易，

　　为买主构造动物的生活。

　　……

　　不少的与她同辈的人，

　　跑得特快，飞得特高，

　　飞黄腾达了。

　　啊……!

　　原来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位拥有权钱统一体的长辈。

　　他们月月升级，岁岁提位。

　　他们，位高，权重，风光，发财。

　　女儿五十岁了，

　　要下岗了。

　　她看到了未来生活的难处，

　　想沾点“大锅粥”的光

　　捞一个正处级，

　　医疗上也方便些。

　　她要爸爸为她求个情，

　　爸爸拒绝了。

　　“好些人都这样做了嘛!”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这一棒狠狠打疼了她的心房。

　　好心人说：“你就迁就一次嘛!”

　　我说：“迁就一次就等于把自己和女儿一并卖给邪祟!

　　我曾在党旗下宣誓过：

　　“以共产主义为规臬指导人生，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刀丛剑树，人鬼并生的历史

　　吞灭了无数英雄，

　　我的可爱可怜的女儿，

　　也成了历史的祭品。

　　我痛彻骨髓，

　　但我痛的不是老年丧子，

　　而是生年丧国。

　　李尔重以自己与社会气候共同酿成的家庭悲剧，对改开后体制内党员干部信仰的迷失、纪律原则的沦丧，社会私欲泛滥予以无情挞伐和沉郁控诉，以自己的“冥顽不灵”“不识时务”为党在新的改开历史时期的现实蜕变敲响警钟。

　　十三

　　说穿了，改开以来，党内、体制内滋生并长期存在的一些危及共产党执政地位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问题，风靡社会的的诸多病态现象，都是由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制度设计存在缺失导致方向性偏颇造成的，我们须在继续深入推进政经制度改革中补苴罅漏，对以往制度改革中业已明证的偏颇疏失进行必要的纠偏再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出现失误，难免被某些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阴谋家乘机利用，难免被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仇视并利用我国改开之机明里暗里设置陷阱，以眼前的一丝香饵诱你入彀，请君入瓮。但我们的党作为历经百年历史风雨坎坷、经过无数血与火淬砺的坚强有机整体，其累积的无数历史经验教训鲜红记忆，足以使其在每一次大的危机面前，能自我疗伤，自我剜腐、自我更新，在挫折晦暗的坎窨里决然奋起。

　　当下，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以及以“灯塔”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没落的政经制度数百年运行，累积的无解的深层次系统性矛盾、问题，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已是日薄西山，其残暴变态、巨大冰冷的全球吸血新自由主义机器，即将在世人已洞悉奥秘的昭昭目光之下土崩瓦解。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务必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谆谆儆戒，牢记他告诫全党的“两个务必”。在深入、科学推进政经制度改革进程中，牢牢把握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航舵，不迷于局，不惑于时，以关公刮骨、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以党纪国法利刃，彻底剜除寄生在党的机体上暴露的或隐藏的腐肌毒瘤，继之廓清社会氛围，使和谐、富强的中国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