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注意,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作者: 孙立平 日期: 2018-05-18 来源: 微信“ 孙立平社会观察”

  在《从一段玩笑的话说说未来的养老问题 》一文中,我讨论了未来养老这个棘手的问题。我说的是,我们将来在养老上所面临的问题,会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挑战。

  现在再说说生命周期的另一端,育儿的问题。

  育儿,这无疑是困扰无数家庭,无数年轻父母的又一个大问题。无数年轻的父母,为育儿而心力憔悴。哪怕你是单位的骨干,哪怕你正是干事业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将你撕成两半,甚至最后有可能什么都干不好。前一段时间,有年轻母亲在网上吐槽辅导作业的问题,其中有一位母亲说:把儿子辅导到五年级了,自己心脏装了两个支架了。可见其中的艰辛。

  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甚至连人口的再生产恐怕都无法维持。大家知道,东北三省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收缩型状态,乐观一点说十几年后,悲观一点说几年后,全国也要进入这个状态。

  原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以为就是生育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放开了,生育率自然就会上去。但现在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的白领或中产阶层,生育的意愿并不强烈,有很多人甚至一个都不想生。

  为什么?关键是儿童养育的成本。在这些成本中,特别应当注意下面这两个因素。第一,在独生子女一孩化的时代,我们形成了一种奢侈的养育儿童的模式。第二,本来到了这个阶段应当由社会承担的部分育儿职能仍然由家庭来承担。因此,无论是从延续人口再生产的角度说,还是从减轻年轻父母育儿负担的角度说,都应当把部分育儿的职能转移到社会。

  

  我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当然不仅仅是育儿的问题。上一篇文章谈的是养老的问题,这一次谈的是育儿的问题,我想要说的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时代不是不存在,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

  在《孙立平:生命周期紊乱: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一文中,我曾问道:我们现在活得好不好?答案是:不好。而活得不好的突出表现就是生命周期的紊乱,即人生的哪个阶段都不像哪个阶段。

  在前面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我们往往是,在几乎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做了许多不应当或不适合在这个阶段上做的事情。结果不但影响了许多应当在这个阶段上做好的事情,而且把自己弄得其累无比。我们这个社会应当有一种观念,更应当有一种机制,使社会成员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清晰起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样子,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幸福,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

  而生命周期紊乱最突出的两个环节就是一老一小这两头。由于这两头的紊乱,青年、中年两个阶段也被弄得一团乱。你可以想想,现在中国人有多少或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长时间被这两件事情所困扰。能够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多么重要。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对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阶段做出过下面的判断: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很可能就是今后这两三年的事情;紧接着这个时代的,我称之为后置业时代;后置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们想活得好一点,想提高点生活品质。

  什么叫活得好一点?几千块钱的衣服?几万块钱的LV包?最新款的手机?这些与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当然都有关系,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上面所说的人们生活中最棘手的这些问题。

  

  今天这个题目,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标题党的味道。但真的不是,之所以用了这样一个题目,是为了强调这里要谈论的问题的重要性,绝不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生活细微末节的小事,绝不能看作是不上台面的微观问题。

  这些事情牵涉到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说发展是富国强兵,当然没问题。说发展是为了增强百姓福祉,当然更对。但问题是,这之间的关系怎么摆?特别是两者并不完全一致的时候,各自的位置怎么放?

  说到这,我不禁想起前几天看到的的一篇文章《国外究竟好在哪儿?为何日益强大的中国依旧拦不住国人移民的心?》。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从上面这张示意图可以看出,教育质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福利、医疗水平占据了前五位。也就是说,在生活的意义上,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事项的状况如何,甚至决定了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吗?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人们对社会价值和目标的认同与向心力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不错,在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宏伟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是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性的目标,虽然能引起人们的自豪感,甚至能带来人们某种意义的欢呼,但并不一定能带来人们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认同,有时甚至会在有了一定财富的人们中间,引起隐隐约约的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中国应享用自己的巨大财富。中国目前巨额的盈余储蓄完全可以用来缓解国内的贫穷状况,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和环境等,而这都是中国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提出并实现那些最切近人们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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