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思考知识分子的出路:读《陈平原: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作者: 李克勤 日期: 2019-07-13 来源: 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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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作为北大教授,陈平原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自己:

  【我是1969年初中毕业,因为我爸爸妈妈被批斗,没办法继续念高中,就插队去了。我当年上山下乡有两个途径,一是到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去,一是回到我的祖籍插队务农。奶奶不让我去远的地方,所以我就回到了祖籍--广东省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去插队。

  其实77级、78级能够考上大学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完全放弃读书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短的时间是准备不过来的。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完全放弃阅读,但因环境限制,绝大部分读的是文学或文史方面的书。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我们首先集中精力,把跟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数学补上来。我知道好多我的同代人都是这样做的。

  当初并没有专门的复习资料。就是用以前的中学课本复习,虽然那课本简单,但还是能用。当初“高考产业”还没有发明出来,无所谓题库或辅导教材,突然间宣布恢复考试,你家里有什么课本,就拿什么复习。

  我高中就读的潮安县磷溪中学,组织过辅导班,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回过头来,参加短暂的补习。老师们强化地讲解一些习题,我参加过这个补习班。

  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自己命题。广东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的作文先是在省里电台广播,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是语文老师,参加高考,作文必定中规中矩,稍微有一点点小才气,这样就行了。太过文采飞扬的,或者太有个性的,反而不符合高考作文的要求。考场中,基本上没有好文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只能说我很幸运,有了这个机会,能让我走进中山大学。这里有个很好玩的故事。高考完后,需要体检,那个时候我很瘦,至今记得很清楚,体检记录是99斤。听说大学录取新生有规定,男生必须达到50公斤。我特别沮丧,因体检规定早上不能吃东西,我要是偷偷吃一个红薯,肯定就过了。为了这差一斤,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很怕因此而没被录取。后来听上过大学的人讲,不同专业要求不一样,念文学的,瘦一点胖一点关系不大,这才比较放心。

  说到四十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在当代中国政治史及社会史上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必须反省,以高考分数为录取的唯一依据这个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当它发展成一个被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无法动摇乃至不能质疑的神话时,在教育学上是很大的遗憾。

  参考阅读:

  http://www.360kuai.com/pc/9caf7405a990f9b9c?cota=4&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李克勤(jixuie)题记:2007年07月0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学问不是评出来的》,作者是北大教授陈平原。

  原文如下:

  【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

  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到很多现实利益,课题经费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课题编号或获奖证书为准。于是乎,不少教授,整日里忙得晕头转向,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

  按说,评审是一项好举措,只是,据我观察,眼下的很多评审却在实际操作中走了调,串了味,变得官气十足。同行评议往往只起咨询作用,甚至只是个摆设,一锤定音的,还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及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在实际运作中,这样的评审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由此,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慢慢演变成了“碰运气”。

  不好去责怪那些手握评审大权者的个人品质,实际上,如今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已构成了一种学术权力,既然是权力,也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焉能不出问题?

  也有人说,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获利,但仍然只是“一小撮”,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这“一小撮”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来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

  更让人痛心的是,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一些学者也开始学会了吆喝,一开始都还羞羞答答,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可以说,评审也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学问不是评出来的。对于学者来说,淡定读书做学问的心境才是最为重要的。】

  原文参见: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5954424.html

  李克勤后记:陈平原是搞文科的,以上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至今有12年,他说的这种局面,没有好转,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依靠评审来运作科技成果,依赖评审来评价知识分子的工作,那么评委就是权威,评委之权和官员的权力就成了一码子事,腐败应运而生。

  学术界官场化就是必然。

  陈平原的警告,意义深远。事关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出路。

  如今知识界人士普遍感到心累。

  如何道器变通?

  回想起毛主席批评中国文人的陋习,曾经遭受多大的怨气和怨恨,为什么?

  毛主席的确把中国文化的陋习,洞悉得清清楚楚。

  所以,毛主席用了一个十分简单,却又是十分有效的改造文人的办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如今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基本上趋于理性化了,但对于“五七干校”的评价,就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状态。

  陶行知那么大的知识分子可以住牛棚——真牛棚,为何某些人就不能在农村去和农民住在同一个环境呢?

  难道农民天天都是住在牛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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