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36章

作者: 东方直心 日期: 2018-03-13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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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话说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灾难——长沙大火。

  原来在11日上午9时,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据此,张治中传令于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命他二人负责具体实施。二人于11日下午4时就制订出了一份详细的“焚城计划”。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2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计划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此时的日军会不会前来进攻长沙呢?毛泽东11月5日在六届六中全会结论报告中曾经预言:“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的确如此,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已经没有多少兵力继续内侵了。请看事实: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11月9日、11日先后占领临湘、岳阳,与国民党军对峙于新墙河。非常明显,日军的战略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可是就在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外的一家伤兵医院偏偏失火了,因公安消防设备已被毁坏,又引发几处起火。城内的警备司令部不明真相,误以为是放火的信号,便一齐动手放起火来,一霎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因为政府当局事前并没有向市民预告,也没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当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时,已是逃生无路,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哭天怆地,呼儿唤娘,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人被人群踩死,有的人被汽车压死,有的人被活活烧死,可怜30000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这场灾难之中。大火直烧了5天5夜,才自行熄灭。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计有5.6万余栋,经济损失约10亿元。这场大火还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几近于零,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就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坏最严重的城市,同时成为在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3大惨案之一。

  长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广泛谴责,蒋介石为平息民愤,不得不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将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判处死刑。张治中也因此被革职留用。

  据张治中后来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训示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这正是:发罢大水发大火,水火无情冤魂多。

  倘若真有鬼魂在,尔曹几命可够索?

  再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在击败王明宗派团伙,取得党内斗争又一次重大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纯真的爱情。他和江青已经双双坠入爱河。他们准备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在上海都引起了轰动。这次婚姻已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自然是万众瞩目。因此从一开始,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共产党内部甚至在政治局里亦有之。人们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帮助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不但是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而且他还找那些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干涉。张闻天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可他在看了王世英等人的来信后,便产生了新的想法。

  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并参与过营救江青的工作。那时候,他在上海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唐蓝风波”的绯闻。他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就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写好后,王世英觉得一个人在上面署名分量不够,就找到曾经和他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他们还一个个摁了手印,送给了张闻天。

  关于这件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曾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杨尚昆也说过:“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作者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作者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毛泽东与江青公开恋情就是在全会后的一天下午。那时候,毛泽东早早在院子里等着她的到来。一见面,他就握着江青的手,高兴地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了院子里。周恩来一见二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他听周恩来如此说,便接口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后来在11月20日前,45岁的毛泽东和24的江青结婚了。他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书,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打算在婚后和老战友们聚一聚,就算请客了。

  第二天,毛泽东特意请了一个厨师到家中掌勺烧菜。这时候大家都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聚齐。况且一个厨师同时也烧不了几桌菜,毛泽东只好先请了几位老同志来吃饭。尽管有厨师帮忙,江青还是跑前跑后,忙了个不亦乐乎。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9时后宝塔山上突然警报长鸣,日军7架飞机从山西临汾机场飞来,首次轰炸延安。延安没有防空重武器,敌机肆无忌惮地向大街上的人群扫射、投弹。人们哪里见过这阵仗,一霎时像炸了锅一样,四处乱跑。此次空袭,毁民居109间,炸死30人,伤122人。

  是时,陈云躲进了窑洞里,可那孔窑洞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扒开土层把他救了出来。

  就在日军轰炸延安的这一天,毛泽东和江青邀请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到他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吃饭。说是请客,饭桌上也不过是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已。

  前边说过,毛泽东、江青在这之前已经请了一些领导人,此后又请了其他一些领导人。客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为他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没有说出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为客人们敬酒让菜。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决定,为了减少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将机关、学校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

  11月21日清晨,日军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城内群众在防空司令部有关人员指挥下有序疏散隐避,伤亡较小。日机空袭的重点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凤凰山,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那3孔窑洞被炸塌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亦被炸,八路军干部战士伤亡30余人。中央领导人被迫从凤凰山麓迁至城外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也连夜搬到了杨家岭,成仿吾腾出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和江青住。

  这是位于山脚下的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窑。窑洞里刷上了白灰,还算敞亮。门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纸,可透进光线。地上铺有砖,摆放的桌椅都没有刷过漆。窑洞外是一小块碾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

  不久,贺龙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他走近毛泽东的窑洞,正遇着江青从里面出来。他不认识江青,却风闻毛泽东已经结婚了。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贺龙进了窑洞,故意问毛泽东:

  “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哈哈一笑,说:

  “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说:

  “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毛泽东又为贺龙补上了一场喜酒。这顿饭虽说只是一顿便饭,但在毛泽东家里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毛泽东除了在家招待亲戚朋友和外宾以外,一般是不招待党内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久,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满脸带笑地指着江青向从前线赶来的领导人们说: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

  张闻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刘英早就与毛泽东、贺子珍很熟悉了,又曾与贺子珍一起在苏联治病一年多,对于贺子珍与毛泽东婚姻终结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如今毛泽东选择江青结为夫妻,她既“很爱怜”贺子珍,可又觉得贺子珍的责任多一些。她说:

  “贺子珍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刘英见到毛泽东时说:

  “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毛泽东把大腿一拍,说:

  “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虽然仍是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但从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要工作了。她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剪成了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愈发衬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稳。她很谨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资历比较浅,做起事来小心翼翼,在领袖夫人中间,见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十分珍惜和毛泽东的共同生活。她给毛泽东编织了新毛衣,她还学会了从井里打水,学会了给毛泽东做充满辣味的湘菜。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负责,偶尔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弄一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都觉得江青虽然是从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

  江青有时候看到毛泽东工作累了,就给他点上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史沫特莱送的留声机放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时,还用脚踏着砖地,扣着节拍,嘴里也哼哼几句。有时江青也给毛泽东唱上一段京戏,毛泽东微笑着,欣赏着。

  江青对贺子珍所生的女儿娇娇也很好,常常把娇娇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窑洞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客人,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旋即离去。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地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便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毛泽东的新家是在杨家岭的沟口上,旁边还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杨家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一看见毛泽东,就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便停下来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24日,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及其姨侄张则孙来到延安参观考察。

  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谱名永祥,字晋祥,少时自名公朴。1928年,他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归国后,他与高士其在南京筹办《徐球通讯社》,与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1934年,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一部中译本《资本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35岁的李公朴在庭审中据理力争。被羁押8个多月的“七君子”被无罪释放。李公朴出狱后到山西调查考察,拜访周恩来等人,并与大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座谈。他经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对抗日形势作了全面考察。1937年10月10日回沪后,发表《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没有全民的动员,就没有全民的战争”。

  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有生力量,认真地进行了防空部署。林伯渠受命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敌机轰炸延安,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中写道:

  万急重庆

  行政院孔院长钧鉴:

  延安于本月号(即20日)马(即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边区人民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

  职 林祖涵 有(即25日)叩

  11月27日,李公朴拜见了毛泽东,因这天人多,没能很好谈。

  11月28日晚,毛泽东来到交际处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李公朴夫妇急忙到窑洞外迎接,同毛泽东热烈握手,笑语寒暄。走进窑洞,大家围火盆而坐。在座的还有生活书店的职员谷军,他是来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毛泽东再次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参观,并向李公朴了解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出版发行方面的工作问题。李公朴一一作了回答,同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从重庆来延安途中所见、令人忧心的反共摩擦事件,并就他所感兴趣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各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材、校风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战争形势,对大后方的出版发行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总难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3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关于抗战困难时期新闻出版的意见,使李公朴等人顿开茅塞。李公朴当即表示,读书出版社虽然规模较小,但发展趋势必定走这条道路。他叮嘱在座的谷军,将毛泽东的指示函告重庆书店领导人邹韬奋、徐伯昕。毛泽东又恳切地说:

  “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莫明其妙的坏处。”

  希望他们在这里多住 一住,走一走,看一看。 夜渐渐深了,毛泽东该回去休息了。李公朴拿出一本画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高兴地在张曼筠画的《长城》画幅上题了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走后,李公朴和张曼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回忆着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精辟分析和发展趋向的科学论述,谈到毛泽东亲临窑洞会见客人的谦逊精神,以及他穿的一身灰棉军衣。后来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写道:“2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毛主席到我们的住处——交际科来了。一下子,灯光突然明亮起来,一股热流通过了我们全身。我们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动着,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经走进了窑洞。高高的个子,一身灰棉军衣,慈祥地和蔼地笑着。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曾多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往着毛主席,渴望着见到毛主席啊!现在,毛主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久久不放。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毛主席,望着他魁伟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远去。回到窑洞里,我们的心情还一直在激动着。公朴满怀激情地说,‘他这么忙,想不到竟亲自来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这一次李公朴在延安整整参观考察了一个月,虽然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宜人,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也格外新鲜自由。他不顾严寒,拿着一根手杖,每天奔波于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热心地到处参观访问,考察学习。他参观了延安的民众组织,包括男女自卫军、儿童团、农救会、商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协会等组织。男自卫军战时的主要任务是后方运输和交通联络,平时则负责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他亲自经历了从延安到安塞途中,被农民自卫军盘查路条;看到了农民自卫军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为扩大修筑飞机场,心甘情愿地出“公役”。关于女自卫军,他曾说,“你不要小觑她是个‘辣椒足’,乡村中的‘土豹子’”,她们出操、查路条、开小组会、讨论国家大事、主持大会做主席,样样都能干。他也目睹了儿童团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观看了由老百姓组成的民众剧团自编自演的活报剧《防空活动》,揭露日军残酷的轰炸延安的情形。他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边区政府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允许民众言论、结社、集会、出版有充分的自由,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并且都能合乎实际的需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架子”。他调查了边区的地方政治,了解到边区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边区的民众对于选举,也都经过认真考虑,被人拖着鼻子跑的被动现象很少。县长的文化程度,一般来说虽然不高,但都能看文件,写报告,具有执行法令的普通知识,而且对工作负责热诚,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民众密切联系,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李公朴认为,这样的县长是抗战过程中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县长才配称一个“新民之官”。

  边区的建设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诸如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以及牛、马、骡、驴的养殖场,土布、毛衣、毛巾、皮革、袜、纸及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他都一一作了调查。边区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合作事业,发动军队帮助春耕、秋收、开荒,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两年内开垦荒田50多万亩,种植树木90多万株,成立合作社150多个,另外还有鞋子、纺织、烧瓷等合作社。他的印象是:“边区政府对于生产建设的事,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推进中。”

  他考察了边区的司法管理,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到监狱里和犯人谈话,了解了边区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他的看法是:“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边区的法律,罪犯的生活,都能合乎教育原则,都能站在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

  延安的文化教育是他考察的重点,无论是“鲁艺”、“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还是边区中小学、民众识字班、冬学、夜校、随营学校,他都成了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不仅研究了他们的教学课程,而且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边区教育分普通和特殊两种。边区中、小学属普通教育,学生大部分是阵亡将士的后代或前后方军政工作人员的子弟。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以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如国文、算术、自然、化学等都与抗战有关。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则属特殊教育,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吸收各阶层努力救亡的青年的学校。如“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军事队的课程比较注重军事,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军队中做军事工作;政治队则军事课程比较少一些,毕业的学生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或到敌占区做民运工作。党校和马列学院,是为训练党员与干部而设立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研究、世界政治、中日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他对边区教育的结论是,边区在发扬战时教育,增强国防力量,造就大批抗战干部,支持长期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一个月的详细考察,李公朴认为边区的司法、行政、教育、民运等方面的实施方法,可供全国学习的地方很多。他说:“为着增强抗战力量,为着奠定新中国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个实验区的工作,我们应当设法取其优点,推扩到其他地方去。”当然,李公朴在参观考察中,根据自己的见解,也发现了延安存在的缺点。例如,由于缺乏专门人材,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技术上尚表现得不够。又如,集体工作做得很好,个别工作就稍差,有时临时工作还妨碍了经常的工作等。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后来,李公朴在宜川把他的意见进行整理,坦诚相告中共。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尖锐中肯,又是积极的善意的。

  在延安期间,李公朴还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张光年(笔名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笔者注)等人。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像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和11月3日才到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等。李公朴和冼星海同住“鲁艺”窑洞,还是邻居,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草拟了一首教育歌,由塞克写词,请冼星海作曲。和罗瑞卿结识,还有一段风趣的插曲。那是在抗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李公朴夫妇和塞克3人是嘉宾。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人罗瑞卿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延安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李公朴先生和塞克夫妇。罗瑞卿乱点鸳鸯谱,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个月的延安之行,给李公朴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就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他写道:“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圣地,还不如说它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当李公朴离开延安之时,其夫人张曼筠则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了一年。

  再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湘赣特委书记谭余保到家里作客,作陪的是他的老战友张启龙和王首道。

  谭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洮水村,1926年投身革命,被选为洮水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3年4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8月,红6军团西征后,他奉命留在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7月被推选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坚持湘赣边3年游击战争。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奉命赴湘赣边棋盘山作改编工作,谭余保误将陈毅当作国民党的说客,大骂他是叛徒,并将他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陈毅气愤之极,也骂谭余保是土匪。后经陈毅苦口婆心地宣讲政策,谭余保才半信半疑,派人至吉安新四军通讯处了解了真相,一面给陈毅松绑,一面说:“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几天几夜,你也把我吊几天几夜,算我赎罪吧!”陈毅说:“你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没有错嘛。”此后,二人把这支330余人的队伍带出大山,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2营,开赴抗日前线。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是“政治很强,粗中有细”。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1933年,他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了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罚做劳役,被迫与妻子李贞(本传前面说到的开国女将军——笔者注)离婚。1934年8月起,他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随红6军团西征,后参加创建和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0月起任红2方面军6军团供给部部长。1936年红2方面军党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到陕北后任红6军团党委常委兼军团统战部部长,1937年底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调马列学院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张启龙又汇报说,1933年以后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湘赣苏区,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被错杀了。1933年4月,曾两次到井冈山巡视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长时间审讯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县赣江中,年仅40岁。

  毛泽东沉痛地说:

  “袁德生是个好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8年1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加紧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做好锄奸等各项工作,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开展一场反击日机残酷轰炸、屠杀无辜平民的斗争。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写了一封信,要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面交邓宝珊。他在信中写道: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采取跨党的办法的提议,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

  “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答复说:

  “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们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我也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12月8日,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他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我们现在钱虽然少,但是还有,饭不好,但是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3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已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重庆,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参加了约见。蒋介石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

  他还对吴玉章说:

  “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

  “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我‘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

  蒋介石蛮横地说:

  “他党可以并存,就是共产党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也不会瞑目。”

  他还威胁说:

  “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那么,国共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2日这一天,日军飞机7架次第3次空袭延安,军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隐蔽。城防高射机枪齐发,日机投弹40余枚,仓惶逃跑,毁民房100多间,无人员伤亡。

  12月13日晚,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2月14日,日军飞机第4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共7架次,投弹45枚。延安军民损失甚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前去苏联养伤。

  笔者借此机会分别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各自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而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到了陕北之后,他才把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向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陕北米脂姑娘张梅。张梅原名叫刘新民,1919年出生,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1937年夏,林彪与张梅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到苏联后,林彪一待就是3年。在这期间,周恩来在1939年由邓颖超和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这时候,林彪和张梅两人因性格冲突,感情不和,越闹越僵了。林彪经过接触,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他只身回国,动身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并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她结婚。可后来林彪回国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们就结了婚。林彪让去苏联治病的罗荣桓捎给仍在苏联的张梅一封信,说他已经重组了家庭。后来张梅回国后,在1954年另嫁了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的徐介藩。

  罗瑞卿则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林彪赴苏疗养的1938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任妻子拱平。那时候,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报告会,给学员们作报告的是32岁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听报告的是抗大入党8个月以上的年轻党员。坐在前排的一位秀丽端庄的女学员,名叫拱平,她是抗大5大队女生队学员。

  拱平,1919年生于江苏南京,12岁时考入南京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17岁考入金陵大学,是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千方百计地追求拱平,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却遭到了拱平的拒绝。不久,拱平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爆发后,她从上海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了重庆,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由此奔赴延安。

  拱平对台上威风凛凛英姿勃勃的首长一举一动都看得非常仔细。此时的罗瑞卿是一表人才,英俊魁梧,干练洒脱。他的报告既显智慧又见学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博得了台下学员们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正值芳龄的拱平于朦胧之中已有几许青春少女对优秀男子的爱慕崇拜之情。散会之后,她没有马上离开,静静地站在大门外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不大一会儿,罗瑞卿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出来,见拱平一个人站在那儿,便关切地问:

  “同志,你等谁呀?”

  “我……”

  拱平见首长站在自己跟前,有些慌乱,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罗瑞卿见状,又亲切地问道:

  “你住哪里呢?”

  此时,拱平的情绪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她回答说:

  “抗大文工团。”

  罗瑞卿微笑着说:

  “喔,我们是一个方向啊,一道走吧。”

  自此,罗瑞卿与拱平由相识到彼此爱慕,逐渐加深了感情,组成革命家庭便水到渠成了。于是,罗瑞卿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和拱平结为伉俪。半年后,罗瑞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拱平因患妇科病不能随军行动。不久,组织上让拱平到重庆去治病,拱平竟在中途遗失了组织介绍信。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和熟人能证明她的确切身份,拱平在重庆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后,又被人劝到了成都。在成都,仍然没有人相信她。就这样她糊里糊涂地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了一个人的孤身奋斗。后来,当拱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后来,拱平在1949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享受副司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郝治平,河北临漳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阳,1938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与罗瑞卿在辽县桐峪镇结婚,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治平》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约有100余人。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2日晚,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

  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 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4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3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 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 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民国28年1月2日

  不久,《八路军军政杂志》在1月15日正式创刊,由萧向荣任主编,在毛泽东、郭化若、王稼祥、萧劲光、萧向荣5人组成的编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1月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原来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以讲演为名,由重庆偷偷飞抵云南昆明。第二天,二人携着“汪派”的干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一行人飞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了“艳电”(29号这一天中文电报代码是“艳”,故称“艳电”——笔者注),标题是《至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提出了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主张。汪精卫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12月31日,“艳电”在香港见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甲、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中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己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这特征己经表现在西南西北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也将继续表现在即将召集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虽是党务与政务上的进步,一般还落后于军事上的进步。

  乙、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磨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表现。

  丙、我们的任务:(子)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寅)在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

  丁、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箭卫党籍的决议。(丑)打倒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寅)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卯)打倒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汉奸汪精卫(这条应依照各地情况来写,不一定全部写)。(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

  中央书记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具体工作是由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官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

  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接下来,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张邦英为副议长。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作的工作;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他还强调说:

  “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成最后胜列,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1月17日晚,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曾酝酿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他把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由于战争环境的困难条件所限,何干之后来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写作计划。

  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第一届参议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3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此后,在参议会讨论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别作了工作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部门负责人的部门工作报告。

  1月2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早在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合写《陕甘宁边区实录》,此时初稿已经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不应轻率出版,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得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

  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

  此前,蒋介石在1月20日曾约周恩来面谈,重提国共两党统一之事。他说:“汪精卫离去,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使暂时不统一也要有新办法。”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他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像15、16年(指民国年,即1927、1928年——笔者注)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迹象,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便在《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中写道:

  一、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最近蒋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行政,坚持取消冀南甚至冀中行政公署,石高(国民党军石友三、高树勋部——笔者注)之开入冀南,东北军一部开入山东,某部之移驻长治消息,战地政治委员会之设立,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密令等等,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

  二、因此,各方顽固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日寇奸细,便乘机加紧对八路军的磨擦排挤与破坏,某些过去比较同情分子亦与我为防区及政权等问题发生磨擦。

  三、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八路军是应当发展的,因其发展对抗战有利,而目前发展方面主要的是华中、华北,而不是东3省与察、热,因该地日寇统治较巩固,如无重大变化,八路军去必受严重损失。

  四、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685团暂缓过陇海路,陈旅(115师343旅,旅长陈光——笔者注)亦暂缓去山东,候五中全会后,再作行动的布置。在此短时间内,着重部队质量上的整理,以备将来之发展。

  五、限制八路军重要方法之一部,为不准干政与筹款筹粮,我应公开表示,抗战部队与游击队不能不吃饭,如能加饷,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

  六、向各方广泛解释和证明日寇汪逆阴谋以反共行动来转移国人反日反汪视线。目前反共自觉的不自觉的均会为日寇汪逆所利用。

  七、对各友军之工作具体方针,中央正讨论中,侯后电告。

  中央书记处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致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电》:

  重庆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大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致民族革命之敬礼。盖自一年半以来,由于坚持抗战国策与全国英勇奋斗,已使日寇之进攻大受打击,国际之同情日益增长,中国之胜利奠定始基,牺牲虽大,效果已彰,循此奋进,定能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日寇乃于军事进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国内部之阴谋。吾人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实行新的战时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党务、民运、文化政策,以便增加力量,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救国之道,端在于此。伏读蒋委员长10月30日告国民书,12月26日驳斥近卫演说,名言至论,举国同钦,乃汪逆精卫自绝国人,逃奔就敌,高张亲日反共之旗,实行背党叛国之计,贵党中央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职务,辞严义正,千古不磨。适于此时贵党五中全会开会于重庆,同人深信,必能总结过去之经验,昭示今后之方针,严整抗战阵容,密切军民联系,刷新政治,发皇民运,以慰全国国民如饥如渴之望,以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团结则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利器。同心断金之义,同舟风雨之思,知诸先生必有同情也。

  肃电致贺,敬颂勋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叩 敬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转蒋介石电:

  恩来同志转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惠鉴:

  顷得恩来同志来电,谓先生在贵党五中全会前,切望敝党提出今后国共两党合作之意见,不胜欣慰。兹特向先生坦白披沥陈之:

  一、芦沟桥事变以来,举国在先生领导之下,进行对日的民族革命抗战,显示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民族团结,为世界上任何暴力不能征服之力量。胜利之基始奠,前途之希望无穷。此皆先生领导之功勋与前线将士、全国党派、全体同胞积极努力之业绩,千载而下,与有荣施。然而抗战过程,实一艰难斗争过程。日寇汉奸深知我民族团结之基础和骨干,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因此,敌人计划遂特别努力于破坏国共两党,及两党之合作事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之际,日寇对策,厥为于军事进攻之外,加紧进行“以华制华”之毒计;其中尤特别着眼于强调反共口号,不特借以欺蔽世界之舆论,尤其企图借此以破坏国共两党之合作,并破坏与分化国民党,汪精卫在强调反共口号之下,实行逃走而叛党卖国之活动,实为日寇此种阴谋之具体表露。先生在驳斥近卫声明之讲演中,曾公开指明反共即灭华,实为一针见血之论,名言至理,中外同钦。盖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反共实即反对国民党抗战建国之友军,反共实即反对并分裂国民党。凡此,皆当前历史之具体真理,谅先生必有同感也。

  二、抗战以来基本事实,表现两党合作日趋进步,两党同志日趋团结,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因此,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及毛泽东同志代表敝党致先生信,均诚挚具体的提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用意所在,无非欲与先生及国民党同志,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积极的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团结全国,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此物此志,凡在国人,已昭然共见。

  三、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

  四、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磨擦现象,最近尤甚。许多地方不仅原有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未曾释放,而且常有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之事。陕甘宁边区问题,虽经先生一再承认,但政府机关延不解决,少数不明大义分子,遂借以作无谓之磨擦。查禁敝党书报,侮蔑敝党言论之事,尤层出不穷。甚至八路军伤病员在三原附近者,亦被地方当局武装包围威胁,几至酿成流血惨剧。其他歧视共产党员与八路军员兵之事,不一而足。特别在冀鲁等地敌后游击区域中,各种排挤、污蔑八路军与共产党之行为,几乎每日皆有。此等情形、殊为严重。至于磨擦增加之原因,一部分固由于日寇汉奸挑拨离间之阴谋,得逞其计,另一部分不能不归咎于少数不明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存亡者之固执成见,一意孤行。此种不幸事件积累之结果,定将不利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之事业;日寇汉奸正注视此等事件之增加,而发出得意之狞笑。因此,必须停止此种现象,断不应任其发展,致陷民族国家于不利。

  五、但敝党中央深信: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之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敝党六中全会已将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及敝党所能让步之点及其一定限度,恳切提供先生及国民党全党同志之前;深信贵党五中全会在先生贤明远见的领导及各中委公忠谋国的精神之下,定能对敝党中央建议加以慎重考虑,而得到有利两党长期合作之恰当的结论,以慰全国人民殷殷之望,以固抗战建国胜利之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专此,敬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25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举办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

  毛泽东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展览分为边区概况、农作物、果类、畜牧、药材、狩猎与林业6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边区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第一天观众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生产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1月28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说: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关于国民党早期抗战情况,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的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又旧病复发,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本章所讲的蒋介石12月6日约见周恩来时的谈话,12日与中共参政员的谈话及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便是明显的端倪,尔后不久便由“溶共”逐渐走向“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诸君如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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