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义”概念的来源问题

作者: 陶季邑 日期: 2020-02-24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陈弘和卢秀玲两位学者认为,史华慈在195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创造”了“毛主义”概念,在1952年与费正清和布朗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中进一步阐释此概念。笔者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书稿1950年6月就已完成编写,其中使用此概念,被《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所利用。因此不能说史华慈在书中“创造”了此概念。实际上,此概念是费正清“创造”的,他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使用了“毛的理论”语词,这是“毛主义”概念最初的表达形式。1950年6月费正清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书稿完成,其中就已使用“毛主义”这一概念了,此处“毛主义”就是前面的“毛的理论”。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 毛泽东研究 “毛主义” 史华慈 费正清

  作者简介:陶季邑(1964-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

  笔者最近拜读陈弘和卢秀玲两位学者的《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回顾与思考》(以下简称《回顾与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一文,颇受启发。该文探讨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主战场和两大流派以及论战的主要问题,并对此次论战进行若干思考。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国外毛泽东研究,而且对促进国内毛泽东研究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笔者对文中关于“毛主义”概念是谁“创造”亦即此概念来源的观点似乎不敢苟同,在此谈一些浅见,敬请陈弘和卢秀玲两位学者以及学术界其他同仁批评指正。

  01 关于“毛主义”概念是否是史华慈“创造”的问题

  《回顾与思考》认为,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以下简称《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创造”了“毛主义”这一概念。笔者觉得此看法似乎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为便于讨论和分析,这里将《回顾与思考》有关论述完整摘录如下。

  “史华慈被称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的‘直系学者’。195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在这篇论文中,史华慈创造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概念。在1952年与费正清和康拉德·布朗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中,史华慈进一步阐释了‘毛主义’的概念。”

  由上看出,在《回顾与思考》那里,1951年出版的史华慈博士论文《毛泽东的崛起》在先,195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以下简称《历史文献》)在后。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中“创造”了“毛主义”概念;在合著的《历史文献》中,史华慈进一步阐释了此概念。笔者认为,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1.《历史文献》书稿的编写在1950年6月就已完成,该书稿被《毛泽东的崛起》所利用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历史文献》一书编写者的排名顺序虽然是康拉德·布朗特、史华慈、费正清,但排名第三的费正清却是该书主编、发起人和前言与结束语的作者。而康拉德·布朗特和史华慈是其研究生,承担书中大部分翻译和评注工作。

  费正清主编的《历史文献》一书结尾处明确说:“这本书的编写完成于1950年6月。”费正清的好友、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所著《费正清与美国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一书亦明确说:“尽管《历史文献》这本书出版于1952年,但其编写工作事实上在1950年6月就已完成。”可见,《历史文献》书稿编写在1950年6月就已完成。该书稿在费正清所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于1948年出版后才开始进行编写。而《历史文献》书中多处出现“毛主义的”(Maoist)或“毛主义”(Maoism)概念。如在评注毛泽东1927年3月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在此份报告基础上可把“毛主义”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三段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先锋”;但是在此份报告中,毛泽东的观点则相反,“贫农”才是中国的“革命先锋”;言外之意,毛泽东把“贫农”与“城市无产阶级”同等看待。正是这种同等看待“构成了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此份报告具有“‘毛主义’的含义”。《历史文献》一书不仅将此份报告描述成“‘毛主义’形成过程中最清晰的形式之一”,而且将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等亦看作“毛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此书结尾是一段颇具争议的结论:“毛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已指出,《历史文献》书稿在1950年6月就已完成。所以,费正清等三人1950年6月就已使用并阐释“毛主义”概念。

  但《历史文献》书稿在某种程度上被其第二作者史华慈所著《毛泽东的崛起》所利用,因为:《毛泽东的崛起》在1951年7月1日才出版,此书中有两处明确提到《历史文献》书稿,一处说该书稿“即将出版”(forthcoming),并说赵国钧先生为该书稿编写了《(大事)年表》,而《毛泽东的崛起》附录中的《1918至1933年大事年表》就是根据此《(大事)年表》来写的。另一处是在介绍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多项研究成果时再次提到他们三人编写的 《历史文献》(书稿)。从中可见,《毛泽东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历史文献》书稿。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崛起》的参考书目里并没有出现《历史文献》此书名。这是因为其所有参考的图书均已出版,而《历史文献》书稿在1951年仍未能出版,所以未能被列入其参考书目里。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毛泽东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历史文献》书稿。

  2.费正清提供的资料可作为旁证

  费正清在195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修订本)一书中明确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预先提出了被史华慈称为‘毛主义战略’(the Maoist Strategy)的那个概念。”如果史华慈在博士论文《毛泽东的崛起》书中真的“创造”了“毛主义”概念,那么其论文导师费正清在这里应当提到。但事实上费正清并未提及。这作为一个旁证可说明史华慈书中并未“创造”“毛主义”概念,只是“创造”了“毛主义战略”概念。“毛主义”和“毛主义战略”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然,两者存在联系。

  尽管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中并未“创造”“毛主义”概念,但书中提出“毛主义战略”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毛主义战略”要义,提出了一些有关观点。

  其一,提出“毛主义战略”概念。如前所述,《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所以,这里的“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理论。

  但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所谓的“毛主义”有“理论层面”(the sphere of theory)和“战略层面”(the sphere of strategy)。就“理论层面”而言,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有一套理论,在长征之前一直是满足于在莫斯科提供的“联合战线”理论框架中行动,直到经历长征的沧桑之后才进行理论创新,终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具有独特意义的理论。由于史华慈的这本书只研究从建党到1933年这段时期的中共党史(史华慈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尚未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但已有“战略”),所以他在书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所谓“毛主义”的“理论层面”,主要还是分析所谓“毛主义”的“战略层面”,并提出“毛主义战略”概念,亦即“毛泽东的政治战略”(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Mao Tse-tung)概念。具体而言,“毛主义战略”是指毛泽东政治方面的“实践”(practice)或“行动”(action)。书中还说:“毛主义战略”三大要义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政党”“政党建立在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并认为,“毛主义战略”这些“基本特征”,早在1928年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就基本上出现了。总之,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书中提出“毛主义战略”概念,并探讨了其三大要义。作为史华慈的研究生导师,费正清后来对史华慈提出并论述的“毛主义战略”概念极为欣赏。如前所述,费正清在1958年《美国与中国》的修订本中明确说,史华慈使用了“毛主义战略”概念。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志让(Jerome Chen)亦评价说,在《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的判断主要是分析“毛主义战略”,而不是评价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独创性”,也不是考察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决定作用的评价。

  其二,围绕“毛主义战略”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史华慈在书中认为,“毛主义战略”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设计的结果。“毛泽东凭借自己成功战略带来的真实军力、财力和人力确立其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权力转到毛泽东朱德手里,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环境和权力关系的产物。”这就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革命不是“莫斯科的翻版”,有助于驳斥当时欧美学界盛行的“共产国际阴谋论”。但书中认为,1933年中共中央总部从上海转移到苏区,“标志着”中共与其城市无产阶级基础“几乎完全分离”。“它是行动上异端的开始”。书中此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顾顺章叛变等原因,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所以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事实上,毛泽东始终重视工农同盟军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史华慈虽然看到毛泽东政治方面的“行动”亦即“毛主义战略”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性,但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事实上,毛泽东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亦即在政治行动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继承又有所发展。可见,史华慈在书中分析“毛主义战略”时既有可贵之处,亦存在不足。

  总之,《历史文献》书稿在1950年6月就已经写成,其中使用并阐释“毛主义”概念:“毛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概念在外延上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并不包括毛泽东政治方面的“实践”。该书稿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描述成“毛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所有这些表明,到1950年6月,西方的毛泽东研究已从“新闻传记”走向“学理研究”。在《历史文献》书稿中“毛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史华慈在1951年的《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所谓“毛主义”有“理论层面”和“战略层面”,从而扩展了《历史文献》书稿中“毛主义”概念的外延,并在“战略层面”上提出“毛主义战略”概念,认为“毛主义战略”亦即“毛泽东的政治战略”,是指毛泽东政治方面的“实践”或“行动”。所以,我们似乎不能说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创造”了“毛主义”概念,而只能说史华慈在书中扩展了“毛主义”概念的外延,并在“战略层面”基础上“创造”了“毛主义战略”概念。史华慈书中虽然并未“创造”“毛主义”概念,但毕竟最早提出“毛主义战略”,这在当时深化了西方对毛泽东的学理研究。尤其是史华慈在书中认为“毛主义战略”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设计的结果,这有助于驳斥当时欧美学界盛行的“共产国际阴谋论”。

  02 “毛主义”概念应当是费正清“创造”的

  本文前面已指出,康拉德·布朗特、史华慈和费正清在1950年6月完成《历史文献》书稿的编写,其中使用并阐释“毛主义”概念。那么在三人当中,是谁最早提出或使用“毛主义”概念的呢?笔者认为,应当是《历史文献》书稿主编费正清,而且费正清是另外两人的研究生导师。费正清在1948年6月版《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就明确使用“毛的理论”(Mao’s doctrine)语词。而此语词就是《历史文献》书稿中“毛主义”概念的最初表达形式。或者说,“毛的理论”就是《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这两个语词表达同一个概念。下面对此做论述。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首先明确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亦即“它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主义一直是农民运动,并非无产阶级运动。在此方面,它遵循中国革命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然后就具体论述“中国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明确使用“毛的新民主主义”(Mao’s New Democracy)概念,对其理论基本内容尤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分别进行简要评论,并总结性地说,“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不能否认毛的新民主主义提出了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还接着说:“从中国近代史背景下看,毛的理论(Mao’s doctrine)的确继承五四时期打破常规、反对儒家的传统,并利用孙中山的反帝口号。”可见,费正清此处将“毛的新民主主义”看作“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论亦即“毛的理论”,该理论相对于其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似乎是特殊的”,因为它继承“中国革命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出了“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这里“毛的理论”显然成为一种特殊的、遵循着中国革命传统与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如前所述,《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见,这两者是同一个概念。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毛的理论”就是其后主编《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并被以下史载证实。

  第一,可从史华慈有关记载中得到证实。史华慈于1960年在《中国季刊》第2号上发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一文,认为,毛泽东制定了一种“独特的革命学说”(peculiar theory of revolution),这就是他们在《历史文献》等作品中所说的“毛主义”。而史华慈文中将“学说”(theory)和“理论”(doctrine)混用。这两个语词表达同一个概念。因此,换言之,在史华慈那里,毛泽东制定了一种“独特的革命理论”(peculiar doctrine of revolution),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毛主义”。史华慈又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具体而言,当时亦即“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独特的革命理论,它受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不再满足于莫斯科“联合战线”的一般理论,而热衷于证明中国的发展变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创造性的发展。所以,根据史华慈上述记载及其看法,费正清所著《美国与中国》书中的“毛的理论”就是《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

  第二,可从保罗·埃文斯有关记载中得到证实。保罗·埃文斯在其《费正清与美国人对近代中国的了解》一书中引用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对于“毛的新民主主义”评价的那句话:“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不能否认毛的新民主主义提出了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保罗·埃文斯在书中紧接着将费正清的“毛的新民主主义”亦即“毛的理论”明确称为“毛主义理论”(Maoist doctrine),并引用费正清的观点说:“存在于中国传统和当前形势所具有的那种革命潜力中的许多东西,对毛主义理论有利。”而保罗·埃文斯书中“毛主义理论”与“毛主义”表达同一个概念,如书中一处说,费正清认为,“毛主义理论”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满足中国农村改革的需要”;同一页另一处又说,在费正清那里,“毛主义”“独特”,“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由于“适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农村改革的需要”与“独特”“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在语义上一致,所以,这里“毛主义理论”和“毛主义”表达同一个概念。但上面已指出,保罗·埃文斯将费正清的“毛的理论”称为“毛主义理论”。因此,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的“毛的理论”就是《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与中国》虽然出版于1948年6月,但“这本书的写作大体上是在1947年秋天开始的”。因此,保罗·埃文斯认为,费正清在1947年就提出“毛的理论”亦即“毛主义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毛主义”概念。美国保守派学者魏特夫在1960年围绕“毛主义”与史华慈等人进行辩论时亦明确说:“1947年,费正清首先概括地阐明‘毛主义’这个观点的要旨。”当然,魏特夫此时业已注意到费正清在1947至1948年期间并没有使用“毛主义”语词。其实,斯时费正清使用“毛的理论”语词来表达其“毛主义”概念。

  至于费正清在1947年秋开始撰写、1948年6月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为什么尚未使用“毛主义”语词,这主要是因为,在费正清及其研究生那里,“毛主义”中的“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中的“主义”在语义上是“等量齐观”的;只有将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列,此时才能使用“毛主义”,才能称毛泽东的理论为“毛主义”。而1947至1948年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取得成功,费正清也就尚未认识到指导这场革命的“毛的新民主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新贡献”,已使毛泽东位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所以,费正清此时还没有使用“毛主义”语词来表达其“毛主义”概念。

  《美国与中国》出版后,费正清等开始编写《历史文献》书稿,最终于1950年6月完成编写,但书稿直至1952年才出版。在此书稿中,主编费正清坚持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关于“毛的理论”方面的思想,但开始使用“毛主义”语词来表达“毛主义”概念,包括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语词,换言之,将“毛主义”与其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所以,这里的“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理论,亦即《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毛的理论”。书稿中还对“毛主义”的形成过程与表现形式进行了阐释。

  上述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对当时的美国政界和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费正清此时正在主编《历史文献》书稿,1950年6月才完成编写,亦毫不例外地受到其影响。所以,费正清等人对此作出了崇高评价。如费正清在著述中说:“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看作民族自决问题,而不是外来侵略问题。”他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的著述中仍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与它适合中国舞台、适应中国需要和国情以及利用中国特有机遇的程度成正比。”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6月,在他们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毛的新民主主义”对这场革命起指导作用。所以,此期间他们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进行了更积极的评价。此前,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只是说:“毛的新民主主义提出了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但1950年6月完成编写的《历史文献》书稿在评价“毛的新民主主义”时却明确说:“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即毛泽东自己最先作出姿态要创造一种重新强调‘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新理论。这种姿态具有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内部进行革新,这个传统不仅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部分有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重要性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媲美。”史华慈在1960年亦承认,《历史文献》在评价“毛的新民主主义”时,“确实明确谈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一个理论贡献,并维护了毛泽东自称是‘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路线的理论革新家’的说法”。正因为此期间费正清等人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新贡献”,“这个贡献也许使其创造者毛泽东位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所以,他们在《历史文献》书稿中开始使用“毛主义”语词来表达“毛主义”概念,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这里“毛主义”就是以前费正清所说的“毛的理论”。不过,该书稿中并未完全放弃“毛的理论”语词。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于1958年在其所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修订本中继续使用“毛主义”语词来表达其“毛主义”概念,并继续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Marx-Leninism-Maoism)语词,亦即继续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他在196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一书中仍然说:“北京领导人使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语词。”当然,费正清后来亦使用过“毛泽东思想”等语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Marxism-Leninism-MaoZedongThought)语词,但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的称呼,西方则普遍称之为“毛主义”。其实,一般来讲,中国人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西方人所说的“毛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如在当今中国,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西方人所说的“毛主义”一般并不是指此概念,而是往往指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既包括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包括毛泽东晚年某些不正确的思想。

  03 结语

  综上,关于“毛主义”概念的来源问题,可以说,是费正清“创造”了此概念。魏特夫于1960年在与史华慈等人进行辩论时说得好:“费正清教授曾是‘毛主义’观点的倡导人物。事实就是如此。”具体而言,费正清在1947年秋开始撰写、1948年6月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对“毛的新民主主义”做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提出了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将“毛的新民主主义”称为“毛的理论”。这里“毛的理论”成为一种特殊的、遵循着中国革命传统与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的理论”语词正是日后费正清主编《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概念之最初表达形式。“从此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进入学理研究时代。”

  《回顾与思考》似乎认为,1952年出版的《历史文献》一书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国以及毛泽东的研究发生“范式转变”,即从历史人物传记和媒体新闻报道的形式走向学术研讨的形式,“从此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进入学理研究时代”。笔者则认为,1948年出版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进入学理研究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费正清及其研究生对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毛的新民主主义”进行了更积极的评价,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是“新理论”,强调“中国革命历史特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有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使得毛泽东“位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这样,他们在1950年6月完成编写的《历史文献》书稿中开始使用“毛主义”语词来表达“毛主义”概念,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这里的“毛主义”就是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的“毛的理论”。在《历史文献》书稿那里,“毛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含有这些重要内容的《历史文献》书稿虽然直到1952年才出版,但在出版前已被史华慈的《毛泽东的崛起》一书所利用。

  习近平说得好:“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鉴于费正清在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使用“毛的理论”——“毛主义”概念的最初表达形式,尤其是鉴于费正清等三人1950年6月在已完成的《历史文献》书稿中使用“毛主义”语词来表达“毛主义”概念,并且该书稿在某种程度上被史华慈的《毛泽东的崛起》所利用。所以,我们似乎不能说史华慈“创造”了“毛主义”概念。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史华慈的《毛泽东的崛起》中却“创造”了“毛主义战略”概念。他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历史文献》书稿,并在该书稿中“毛主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所谓“毛主义”不仅有“理论层面”,还有“战略层面”,并在“战略层面”基础上最早提出“毛主义战略”概念,认为“毛主义战略”亦即“毛泽东的政治战略”,是指毛泽东政治方面的“实践”或“行动”,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设计的结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驳斥了当时西方学界的“共产国际阴谋论”,并为以后美国政府逐渐制定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甚至还暗示时人不能把中国共产主义看作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完全照搬。

  此处需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说:“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所以,我们对费正清及其研究生们的“毛主义”概念“要有分析、有鉴别”,“要有批判精神”。《回顾与思考》指出,以史华慈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毛泽东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两位学者还分析了自由派认定“异端”所包含的积极方面和局限性。笔者对此赞同,但觉得在分析其“毛主义”概念的局限性和不足时似乎还应注意到,这些自由派学者在此概念外延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如费正清主编《历史文献》书稿中的“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理论。但史华慈的《毛泽东的崛起》中认为,所谓的“毛主义”包括“理论层面”和“战略层面”。他后来在1960年撰文还说,所谓的“毛主义”是指“毛的战略与策略”和“毛的主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主义”战略探索的开始,《新民主主义论》、“整风运动”“思想改造”“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社理论”等都是“毛主义”战略探索的里程碑。史华慈晚年甚至认为,“毛主义”包括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可见,“毛主义”概念在费正清和史华慈那里各有其解释,并未得到统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自由派的“毛主义”始终存在争论。原因自然颇多,但笔者认为,其中原因之一似乎是,他们的“毛主义”概念本身缺乏科学性严密性。当然,自由派“创造”并且阐释“毛主义”概念,“倡导”“毛主义”观点,包括使用“毛主义战略”概念,围绕“毛主义战略”提出一些重要观点,等等,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学术基础,甚至迄今在西方学术界仍然颇具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弘、卢秀玲:《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回顾与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2]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3]路克利:《国际显学与批判思潮:国际毛主义研究六十年》,《文史哲》2014年第4期。

  [4]沈金霞:《史华慈的“毛主义”及其毛泽东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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