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让干部劳动

作者: 戚本禹 日期: 2018-11-08 来源: 红歌会网

  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

  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59 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 "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 "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 "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60 年,61 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 28 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我 1968 年出事后, “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 ,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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