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指谁

作者: 刘琅 日期: 2019-01-10 来源: 红歌会网

  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一天,毛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这一天确实来之不易!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共和国,像新中国一样、其诞生的洗礼是那样地腥风血雨、坎坷漫长;成长的过程是那样地艰苦卓绝、慷慨悲壮……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戊戍变法;从义和团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三次国内革命和两次反帝斗争、抗日、抗美──那激越的北伐,悲壮的长征,平型关的秋风铁马与南泥湾的荆棘血汗,直到千帆渡江,木舸征海。这一百多年间、兴起了何等的历史风暴,直到地覆天翻!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底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不但普通党员,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之间都存在在不同的看法。而这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如果搞不懂,甚至会闹得千万人头落地。

  毛晚年多次谈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是非常不足的。他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提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中国应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必须承认,解放后,甚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党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态度。正如毛所说,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他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这是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客观存在。这样的估计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如果说在经济文化水平如此落后、工人组织情况如此薄弱的中国,反而绝大多数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叫怪事。

  毛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就包括了某些党的领袖。

  2000年7月王光美、刘源出版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对于毛思想和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论,刘源在第121页《四清迷团》一文里说:“毛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思想发生了断裂。这也是他最大的失败,最大的自我否定。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第5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留下的理论遗产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思想的本来面貌,就应该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思想就成为空壳了。”

  刘源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即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走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之路,也就是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但毛却否定了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论”而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继续革命理论,并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却是被邓小平和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全盘否定。可见,刘确确实实是一个既有完整走资理论和实践、又想以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论否定和取代毛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

  再举一例,1987年1月,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他就职后不久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今后讲四个坚持,着重讲党的领导就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可以少讲或不讲。”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作为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竟信口开河,发表如此荒唐的指令性言论,怎能不说是咄咄怪事呢?

  邓力群曾经透露,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说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812页)奇怪的是,很多人一边痛骂文革,一边毫不掩饰自己当年就存在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不认同,真不知是什么逻辑。

  最近发表的《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中披露,“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德怀、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这暴露了李锐是典型的“为了个人目的”而参加革命的,当升官发财的美梦破灭后,党内大佬也就摇身一变,成为反毛大佬了!

  至于某些政治小爬虫就更不用说了,背毛主席语录最起劲的就是他们,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就哭着喊着说自己早就是右派,从骨子里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把社会主义苏联整倒的戈尔巴乔夫,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时,进行了深情自白。他是这样表白的: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见捷克传媒《对话》(DIALOG)1999年第146期报道)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会哭,哭泣的是苏联人民。苏联解体以后,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他所不喜欢的苏共已经下台,他该高兴的吧。然而俄罗斯的现实却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他在1990年看到的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呢?国民生产下降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下降25%;1990年以来没有建成即使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人类历史上创记录的和可以引出一大堆政治笑话的卢布贬值;空前未有的贫富两极分化,15家大公司和银行控制着国家经济的70%,而一个女教师的月工资为12美元;1993年,全国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少100万,俄罗斯失去的人口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牺牲的人数。

  索尔仁尼琴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但他是站在人民这边的。一个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心里有人民,就是好人。(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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