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的科学

作者: 许光伟 日期: 2019-02-23 来源: 红歌会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题引

  (整理自《保卫资本论》第三章)

  【阅读提示】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经济学饱受解释学之苦。走出困境的中国出路是回家,回历史,回中国!回家即是踏河流,会历史也!盖因《资本论》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现实的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的批判,也是对理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之公有制社会的科学规划与指导。所以“回中国”是合流入海,相而然也!所谓科学的思维学,即古今贯通,中外融汇,文理会通!这是一漂流历史河流的船舶。可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吴桂自成律,始皇深秦心,妙徼竞类三秋雪,玄象处二月春!此文目的是提示:《资本论》的内在写作线索是这么5条,即其一,写客观史和主观史;其二,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蕴上作为“思维”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工作规定;其三,写科学发生史;其四,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其五,写马克思主义逻辑科学和知识理论。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前进的道路使人愉悦,自会对“道是不会干涸的”科学理想感同身受,从而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楔子

 

  (一)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

  (二)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致奥·伯尼克》)

  (三)

  广义经济学,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李达:《经济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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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当今,不应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联系的一整套观念,不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所确定和描绘的思想范畴,要想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人们甚至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福柯:《权力与知识》)

  (五)

  个人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六)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七)

  如果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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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小说的内容,我发觉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毛泽东:《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九)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

  (十)

  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列宁:《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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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说,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需要革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革新。因为马克思决不像我们的大学教授们所说的那样是单纯的经济学家。如果你们通读《资本论》,那么在每一页上你们都会看到许许多多可以划归社会学或历史学的东西。但是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丝毫不在乎那种分类,而是如实地对社会发展进行完整的考察。(卢卡奇:《卢卡奇自传》)

  

政治经济学对象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通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代、各种认可“现代社会”以及能对之加以“批判”的政治经济理论。《资本论》可说是“绝地”反攻。其不凡贡献在于:扭转已然错误形成的学科(构筑)方法,重新使历史和分析予以统一。这是马克思眼中的“经济学之道”。但是,这里已经有了实在史和思想史的相互打通,已经有了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的统一,有了认识的行动,有了经济形态社会的历史理论。一句话,有了“第四维”这个对象本身的规定——客观史和主观史的统一,而有了解决问题之真正可能。

  (一)

  让我们由阿尔都塞的工作说起。

  一切科学都有个开端。当然,它也总有一段史前时期,并且从史前时期中脱胎而出。所谓脱胎而出有着双重的含义,既有普通的含义,还用为科学所特具的另一种含义。这另一种含义使科学首先区别于在理论中伴随着它的哲学,同时也区别于实践意识形态和理论意识形态等其他现实……总之,科学要抛弃它的史前期的全部或部分,并称之为谬误。但是在最初,科学的判断有时不能做到“细致入微”。这种判断甚至“不完全正确”……例如,资产阶级思想家发现,马克思就是李嘉图,《资本论》就是黑格尔《法哲学》中论伦理的那一章(家庭除外),即市民社会加国家,然后再颠倒过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侦探小说有一句名言:“女人身上找线索”。既然人们找的是“父亲”,那么,人们把小孩消灭,显然也是从好意出发。列宁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问题,但他至少顺便提到,马克思主义起码有三个“来源”!这是不言而喻地把谁是父亲的问题撇开的一个方式。[1]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之际前科学潜伏发展的时期。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交代:“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才有恩格斯的后来概括:“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然而,这个概括已经使马克思主义运用的科学概念和资产阶级正统意义的科学性截然相异了。因为,它力图兑现这一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二版跋文中,马克思则说明:拿英国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

  科学本身是学科发展运动和构造的不断累积的过程。犹如恩格斯预言:在发展含义上,政治经济学将越来越成为一门新学科,那就是开放实践的历史科学。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阿尔都塞有一些著名的评议,写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主要作品中,略显冗长,但主旨突出。现予以摘录。[4]

  为了回答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我们直接引用《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我们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批判”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意味着批判和纠正现有的这门学科的某些不确切之处或者某些细节问题,也不是弥补空缺,填补空白……“批判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提出一个同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也就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它的对象获得规定的,因此,从一个与旧的对象相对立的新的对象出发的批判,可以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本身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的彻底性,我们可以说,不管政治经济学宣称自己如何,在马克思看来,它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存在,这里指的是权利而不是指事实。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把马克思不仅同他的先驱者、他的批判者以及某些拥护者,而且同在他之后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的误解。这种误解既简单又荒唐……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事实”领域为自己的对象,把这些经济事实看作明明白白的事实:绝对既定的存在,把这种存在看作“自身存在”的,并没有说明这些存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要求的否定就是对这种明明白白的“既定存在”的否定,因为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武断地把这种“既定存在”规定为自己的对象并宣称这个对象是自身存在的。马克思的全部批评就是针对这个对象,就是针对这个对象的所谓“既定”对象的形态,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不过是它的既定的对象的要求的镜子式的反映。[5]

  阿尔都塞所指政治经济学对象,乃是由物质对象向社会对象跃升的经济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第一个完全意义的经济学科形态,突出贡献即在于划定经济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实际工作领域。就实质而论,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没有真正从运动方面说明这个事实。而从方法论上审视,确定对象是生长规定,可免除存在的自足性质,实现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工作提升。据此可能询问存在的从何而来,提出由生长而存在、由历史而社会的实践化主张。为此,马克思题写了大量的捍卫这些规定的工作声明。

  在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无疑是首位系统提出客观存在批判研究任务的人类学家。[6]从而可能使物质生产立即和它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可见,他作为科学家,也就在于首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提出任务的特殊方式是重构资产阶级工作者业已开展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学领域发动一场哥白尼革命,使经济学家还原到“历史学家”(唯物主义历史工作者)层面进行工作。[7]目的在于避免缺乏历史运动规定的纯粹的经济实体研究。为此,“科学”必须只被看作实施客观批判的逻辑手段。马克思为此获得一项理论殊荣:历史总体科学的学科创建者。出于这个贡献,历史的经济学科被关联为:历史学→经济学→科学。[8]这是“工作化合”的过程。社会经济是广义开放的:历史(生长运动)作为第一次的规定赋予,经济作为第二次的规定赋予;它们是规定统一和工作饱满的对于历史的研究,而免除了空论主义做法。这种历史考察以史实为据,注重对典型经验与发展现象的系统把握和刻画。因此凡涉及上述工作场合,马克思总要更加鲜明地宣称: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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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马克思的“科学”不能按照简单的归类法一律说成是“西式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验技术即所谓科学的、工程学的实证路线为基础)。实际上,马克思从事的不是科普意义的职业,而是对历史负责的对象到研究对象之工作探险。[9]马克思是真正工作者意义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不是“教授先生”(进行空泛虚无的描述),而始终是这样一位完全意义的历史科学家:把对象看作“生长的对象”,研究对象是从中取出的规定;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反复提到了自然规律、客观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这些指示他的工作目的性的词语,核心内容是指示经济或生产关系的生长道路和基本运动形式;如此才能寻找到真正的实体工作规定,从中找到整体生长规定,找到并描述出来实体据以形成和发展的全部的现实性内容。首要的工作目的是揭示生长过程的客观实在性。为了这个目的,他后来把自己的研究目标牢牢锁定在经济形态社会[10]的层面上。为此,马克思试图解决:“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因为事实只能够在于:“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1]

  生产一般决非永恒不变的知识。马克思决不旨在重回康德,其革命主旨是工作逾越康德的基于先验理性构筑起来的知识论学说。为了求知识,康德硬性划分了世界[12]:超验界、先验界、经验界;以致把认识当作理性知识的获得来看待。第一者是纯粹意识(物自体)栖身之所,即物自身的自我体验世界。第二者是理性栖身之所,即纯粹语言世界;所谓语言,被看成理性的自我复制,看成是自我拟制的纯粹形式系统(理性形式化)。第三者是表象栖身之所,即纯粹现象界(物象规定)。通过这些造设,主体沦落为纯粹的经验活动,为纯粹理性(世界进步的知识图像)所干预。但是,语言具有先验性这一知识幻象实际很容易被破除。马克思说明语言作为一般,不过是共同体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产物,所以,“语言一般”表征的正是发展起来的存在的差别状况。所谓:“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反面的例子也有。波普尔以他的方式承认:“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缺乏科学的客观性就至关重大了,因为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偏见、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但是,“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呢?关闭或控制研究机构,压制或控制科学期刊……压制各个大学和其它学校,压制书籍报纸文章的发行,并最终压制言论。所有确实可加以压制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社会建构。语言是社会建构,没有语言,科学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也就没有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传统。”并且,“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天真的看法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状态,在于他的修养、细心和超脱的科学精神。这种天真看法是作为怀疑看法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为后者认为科学家是不可能客观的……由所谓‘知识社会学’所详尽发挥的这种学说,完全无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或建构性……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科学及科学机构的公共性对单独的科学家进行精神上的限制,并保护了科学的客观性和批判地讨论新观念的传统。”[13]

  世界构图追问“自然理性”何以可能?从而,世界必然是分裂的知识构图,为有限的认知能力所约束。康德认为,这是人类认识活动上的一种内在性约束。对生长从而对象规定本身的工作降低,直接颠倒历史世界的真实发生:对象→研究对象→人类意识形式,被更改为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知识对象→经验对象,形成了知识生产主张,即超验→先验→经验。康德工作控制的核心内容是先验知识论。先验知识是在知识生产领域抹杀语言特殊性,妄图建立对这些领域的绝对工作领导关系。先验的根据则是对经验的根本超出(超验)。亦即是说,“先天知识中根本不掺杂任何经验性因素的知识叫做纯粹的。”所以,“不是把先天知识理解为不依赖于这个或者那个经验而发生的知识,而是理解为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14]

  此理性概念和程朱理学不同,是把理归结于普遍永恒人性、物性(所谓“理即是性”),而程朱则强调“性即是理”,把人性、物性归结于理,两者刚好相反。从这个纯然总体的抽象代表出发,康德分裂了物质存在和生长活动,硬是把对象区隔成不同认识领地,即物自体(知之外)和知识对象(知之内)。黑格尔说明:“‘物自身’概念在这里便显示了它的起源了。所谓物自身,只是抽象的自身反映,它不反映他物,也不包含任何有差别的规定。一般讲来,物自身只是坚持着这些规定的空洞基础而已。”[15]同时,“康德的理性是抽象的无内容的理性,这个理性实际上是处于物自体之外的理性,所以康德并没有解决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当理性以理性自身作为思考对象时,虽然理性具有抽象的自明性,但这种自明性无法包含对对象的理解与把握,这个意义上的自明性,最多是人们在道德上的一致性,‘所谓众心的一致不过只是大家对于某一内容表示共同赞成,以为足以建立起一个合乎礼俗的成见’。‘如果思想的要求,在于从普遍常见的事物中更进而寻求其必然性,则众心一致的说法决不足以满足这种要求。’这决定了康德的理性最多是一种外在的干预,而不是在现实对象基础上实现对外在之物的超越的自明性,这样的自明性是虚弱的,当以这样的理性面对现实时,现实永远是理性之外的现实。”[16]

  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是纯存在的规定,康德的理性则是纯知识的规定;它们又都是关于“不生长对象”规定的学说。[17]一者是静态知识(构图),一者是动态逻辑(构造)。并且,康德与黑格尔毕竟也不同:后者实际致力于使抽象上升到具体,前者仅仅试图从抽象推出具体。这些都是自然科学狂飙时期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康德更固执了知识论,力图以自然理性的话语投射抽象诉求,以此关切知识生产形态。因此,马克思工作的全部意义并不能归结为对康德进行颠倒(使不可知的物自体变成可知的物自体)和对黑格尔进行颠倒(使思辨的运动变成现实的运动),而在于抛弃理性或理念预设,走彻底的实践批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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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根据当然不能是超验的知识。所指者,物质-社会的生长规定。研究对象是从中升腾出来的工作规定,即置于对象生长之上的社会历史认识。固执于资产阶级理论科学话语,康德势必产生理想的知识论工作诉求,而摒弃存在与认识统一,其结果势必根本丢掉真实的存在者。例如,海德格尔后来通过把物自体改造为“现实的物自体”,认为它就是抽象存在,以此掩盖对存在者的追索,相反,将存在者降落为由存在支配的经验现象。蕴涵其内的两个实存关系:运动和实体,被否决掉!否决“历史对象”对于运动的把握,否决关于实体的规定性其实是“社会对象”。从而,形成了对研究对象规定的反动。

  “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由此,“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非理性(或超理性)的矛盾统一。”[18]这种论述使人想到海德格尔的“新知识论”(现象学存在论)。其实,存在-存在者的深度追问“解释何以可能”乃是对康德和黑格尔解释精神的深度调和。一方面,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变成抽象面向自身的现象显露,另一方面,具体和解释知识就产生在抽象存在的自己的展露规定的运动中。一切重新神秘化了,海德格尔“精华汲取”前辈的工作结果是导致对象=存在,他本人则彻底地沦落为解释者的俘虏。

  康德的知识论将认识的产生归结为由物自体控制的知识生产事件,又把先天知识归结为物质存在的全体属性——抽象性,是与生俱来的世界固有属性;它不发展、亦不具体存在,不进行任何新的认知活动,停留在纯然形式中,是一个标准的死逻辑——绝对真理(即理想性)存在系统。这实际上为后来的认识(论)预设铺设好了工作理念:方法论仅是认识论的题中之义,认识方法即生产知识的方法。即可以说,“认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就是科学方法的理论。”“经验科学是理论的系统。所以,科学认识的逻辑可说是理论的理论。科学理论是全称陈述。”当如此说时,认识是完全浸泡在世界架构理论中的,“像所有的语言表示的一样,科学理论是记号或符号的系统……甚至对最‘具体的’陈述也可以完全同样地说是符号公式或符号图式。理论是我们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网;使得世界合理化,说明它,并且支配它。我们尽力使得这个网的网眼越来越小。”[19]

  假批判理性之手,波普尔达成对常识之改造,使概念之物移转为知识之维。据此,存在的问题全部置换为知识的问题:“知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研究和阐明”,“理论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得以增长和进步。”[20]所以说:“全部科学都是宇宙论”,“这就是宇宙论问题:理解世界——包括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知识——的问题。”“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从来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21]把对象看成非生长关系具有一种哲学式样的形而上学历险。从而,康德承认二律背反,认为认识具有必然性,必伴随有物自体的知识盲点。而借助知识论之思(对于存在或理性活动的假设),康德主义可以顺利成为科学主义工作先导。

  康德秉承先验原则,使认识生产与知识生产等同起来(不是知识依照着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着知识)。在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这里,由于康德坚持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他的纯粹理性的推论遇见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问题。“元知识”是不可知的,不能用推理的方式加以证明,是物自身——抽象理念的一化身(最高的是)。恩格斯则巧妙地把形而上学称作关于事物的科学,这暗指其回避对事物运动的研究。[22]可以觉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物象科学,实际全靠了这种工作帮忙。依靠康德的先验提升,资产阶级学者顺利地找到他们的所需:物象规定,以和各种发展规定相对抗,努力把历史生产说成“物象一般”。例如,黑格尔就讲明,“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是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可见,物象一般是什么呢?“康德确认,我们直接认知的对象只是现象,这就是说,这些对象存在的根据不在自己本身内,而在别的事物里……这些事物的自身却总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彼岸。”[23]当然是“神秘化”、看不见的规定(“隐蔽者”),并要和看得见的规定(“显露者”)进行运动对接;至于不断地把社会运动变成物质运动,则是古典学家生产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逻辑学根据。因为,资产阶级工作者总把物象看成是地道的科学用语,知识化的存在论语境之妙就在于运用物象法。于是知识和存在为伍,协力产出了有关于抽象逻辑和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科学物象法。它以知识图像方式合并了一般意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定。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出场语境是知识论和存在论的工作结合。可见,把对象(无论生长或非生长)认定为可知识化,从而能凭借思维形式进行理论表述的知识社会学的工作规定,完全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功劳。这自然是以“物象一般”为前提的,据此,展露出物象生产规定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要任务在于切除物象法,如此方能解决历史对象问题,即依据存在者的规定性真实,工作取出研究对象。

  

行动主义逻辑

 

  “解放如何可能”的真问题是“人类何以可能”。这根本是个实践的路线,归根结底,是行动主义逻辑。由“存在可能”进到“认识可能”,从中解决问题,杜绝了终极追问,解放实践。简单而言,这涉及到能否将唯物主义工作取向贯彻到底。因此,在行动中产生认识,而不是与之相反;马克思革命的实质内容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认为,这不过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逻辑。

  (一)

  研究对象不是直接置身对象的规定,即自足认识。因为对象从生长运动方面将自身提拔为存在者,它同时是对存在者规定进行的研究和勘察活动。一言以蔽之,研究对象是对象的“能动存在”和“自我认识”。“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24]据此可知,特定存在者总是合类存在,是历史和社会的运动规定。这个工作视野使我们之于对象本身始终怀有了批判性考察的态度。这是对没有历史的对象规定进行的工作更正。[25]历史对象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存在者”,乃是对象的存在方式;其又可以说成是对象的类存在的运动和生长的规定,即是从发展总体上来看待的对象生长。因此摆在面前的尽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是,“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存在的根据和历史生成运动被有机结合。如上指出,这种研究本质上是由历史学家工作身份投注成功的。阿尔都塞则完全用科学家工作身份考察这些规定:

  马克思通过他的概念来规定经济的时候(我们暂且用空间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区域结构所规定的、并且是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因此他是把经济现象看作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复杂而深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深刻性或者更严格地说,这种复杂性。用经济现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就是用这种复杂性概念,也就是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因为总结构决定(区域)结构,而这个区域结构作为经济学的对象构成并决定着处于整体结构的特定位置的这一特定区域的现象。从严格意义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构成和决定经济学对象结构的是下述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结构的概念不能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范围之外来说明。

  他提到马克思所能认可的“对比”:

  政治经济学把经济现象思考为从平面空间产生的,在这个空间里,直接的机械因果关系居统治地位……这种结果的内在必然性只能在一种既定存在的序列中得到理解。这个空间的同质性、它的平面性质、它的作为既定存在的属性、它的直线性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理论规定在其体系上构成了这样一个理论总问题结构,也就是说,构成了理解它的对象并且同时向它提出(由这个总问题的本身所规定)关于它自己的存在的问题的特定方式,即提前规定好答案形式(度的模式)的方式,总之,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总问题。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同这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不是指马克思的理论是这种观点的颠倒。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理论上同这种观点毫不相干,因此是同这种观点的彻底决裂。[26]

  阿尔都塞把生成运动合并在实体构造中了。在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这个问题上,阿尔都塞的观点正确而方法错误。错误之处在于仿造了康德的知识论,试图彻底划开对象和研究对象,杜撰出“经验主义的总问题”。阿尔都塞转向科学的方式是面向结构、背对历史,缺乏对对象发展关系的认可,对象的存在一步成为社会结构,以致一步作为了理论的解释结构,忽略了批判过程的内在性和历史实践规定。由于这种分析忽略,阿尔都塞没有能力或不能胜任对资产阶级理论予以主观批判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及它的发展,以漠视态度进行了问题回避。为此,阿尔都塞一味大谈特谈“生产关系的特殊性”:

  总而言之,就生产关系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关系把它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看作是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撇开作为生产关系自身存在条件的特殊上层建筑,就不能在生产关系的概念中思考生产关系……因此,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包含和体现在生产关系中,即包含和体现在由于生产资料和经济职能在各类特定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分配而形成的固定结构之中。同样可以说,如果生产关系的结构规定着经济本身,那么,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规定必然要通过社会的各个层次及其固有的联系的型式(即作用型式)的整体的概念的规定才能够完成。[27]

  然而,这不过是另一种意义的平面建筑:生产关系特殊性由它自身的特殊建筑风格来规定,而不用生成运动操心。它甚至要彻底取消起源问题:“这种把预先存在的一定要素联系起来的做法会使人想起这是一种组合,如果在这些不同的结合中起作用的各种关系的极其特殊的性质不能明确地规定这种组合并限定其领域,就会产生这种情况。我们只有把这些不同的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但是我们必须使用各种特殊的结合方式,而这些特殊的结合方式也只有在组合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现实生产)的特性中才具有意义。这些特殊的结合方式包括:所有权、占有、支配、享受、共同体等等。把各种特殊的关系应用于现实存在的要素的不同的分配,就会产生数量有限的形态,即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28]可见,阿尔都塞的单方面弘扬马克思的科学家身份分明落入这种企图:“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但是面对社会平面建筑,马克思必须反问:“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9]

  (二)

  阿尔都塞为什么是错的呢?资产阶级的范畴依据的是对象的物象空间,反之,阿尔都塞的范畴关注了社会实体空间。历史对象空间实体化,势必割裂成为社会的各个构造环节。这唯一的逻辑公式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表演的道具。因此,理论社会科学不过是思想构图的道具,并不是建构行动,其结果是仍旧造成理性追逐运动罢了:从一种理性主义运动无穷地奔向另一种理性主义运动。犹如阿尔都塞的深刻性自我检讨:

  我把“断裂”仅仅归结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用科学判断科学的观点……或者说,这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列宁语)的观点,而这种表述也是唯心主义的……我虽然指出了“断裂”的存在,但由于我在思考“断裂”时把谬误装扮成为意识形态,我未能说明这一“断裂”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绝无仅有地成为一种革命的科学。这种科学之所以是革命的,不仅因为革命者可以运用它来搞革命,而且因为由其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也是革命阶级的理论观。显然,我们在1965年对这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清楚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当时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及在《资本论》的概念体系中的特殊作用。确实,我们虽然隐约感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是一门“与众不同”的科学,但由于没有了解到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结果还是把它当作“像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从而陷入了理论主义的危险境地。[30]

  按照规定性,直接的理性主义是从外部对批判行动进行的抑制,各式各样的建构主义乃是从内部对批判行动进行的抑制。我们补充卢卡奇的讨论,以纠正和遏止此种意义的理论建构工作倾向。“《资本积累》重新采用了青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对问题的提法。正像《哲学的贫困》分析是使李嘉图的经济学能够产生并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一样,《资本积累》把同一方法运用于《资本论》第二卷至第三卷未完成的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为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必然要使斯密和李嘉图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同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为的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唯一可能适合人的‘本质’和理性的社会。同样,社会民主党作为那种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的思想表现(这种工人贵族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里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剥削也感兴趣,然而却企图逃避它的必然命运,即世界战争),必然会这样来理解发展,好像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在数学公式的那种真空(因而没有问题,也没有世界战争)中进行……罗莎·卢森堡……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统。更确切地说,她的表述方式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因为马克思完成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哲学的贫困》以下述方式驳斥了蒲鲁东:它追溯了蒲鲁东的观点的真正来源,一方面追溯到李嘉图,另一方面追溯到黑格尔。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在什么地方、怎么样,首先是为什么必然误解李嘉图和黑格尔。这是说明问题的起点。马克思不仅无情地仔细研究了蒲鲁东的自相矛盾,而且深入探讨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不明确的、蒲鲁东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即阶级关系——他的观点就是这种关系的理论表现。因为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如果说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由于它的范围太广和其中论述的个别问题太多,只能部分地允许从问题的历史方面进行表述,那么这一点并不能掩盖探讨问题的方法的实际类似之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按其本质来说是一部著作,它们的内部结构意味着是对在《哲学的贫困》中极其出色地概括提出的问题在内容上的完成。”[31]

  因此,为了终结资产阶级科学语境,青年卢卡奇实际提出了行动主义的劝诫:

  (1)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所以,资产阶级科学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这远不是什么纯粹的局限性,倒不如说,它是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因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因此,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也就会失去它的阶级意识,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能够正确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正好能被规定到这种程度: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这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

  (2)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在这场为了意识,为了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诚然能够而且必须运用于自身,但是这种运用于自身却没有导致一种十足的相对主义,绝没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正确的历史方法这一结论。

  (3)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它对它自己生存的社会前提从未达到明确的认识……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赤裸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而且不仅仅是在刚才概括叙述过的意识形态含义上。更确切地说,这一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只不过是客观经济事实情况的思想表达。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和推动力不能被资产阶级科学粗糙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和肤浅的范畴所把握,即为资产阶级自己所理解。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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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万物发育皆由现象始,而又归于本质。追随黑格尔,马克思谈到了寻求事物本质问题,这实际是对批判特性的学科——迄今为止,已经产生出的两大门类的批判科学是工艺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认识论的批判路线方面直接提出的工作要求。这并不能算作知识生产的路线,尽管透过批判,生产本质规定的“实验室条件”(技术路线或工作路线)将会在历史进程中被找到,复能于社会生活过程层面复原这些条件,看清它们处于实践状态的面貌,辨明它们在具体和抽象方面的结合。因为现象的分析已经包含了对现象中的本质规定的肯定,本质非在现象之外,而实为现象之体。这些应当算是对认识行动路线的交代,所谓基于行动和批判的从现象到本质和反过来的从本质到现象。[33]对本质的揭露的要害在于说明认识(行动)何以可能。[34]而绝不是解释主义和解释学路径的从实在具体出发,尔后还原到抽象——仿佛就是“认识”了,复又回归思维具体,仿佛据之形成“知识”。它们委实不同:一者是行动的内涵,一者是体系建构上的幻想,不可混淆。

  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现象(批判),故而并不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学工作循环,乃在于根据历史规定显露范畴生产特征,把握具有母子工作关系的发展规定或认识形式——如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以及抽象和具体、生成和否定等成对范畴。现象-本质锁定其中,是这些成对范畴的体用不二的属性。现象(或对象形式)毋宁说=存在,本质(和矛盾规定)毋宁说=存在者;现象是零碎的,本质是整体现象、运动现象的实存规定。因此从现象到本质,毋宁说是对认识探求的态度,是一种工作询问,科学工作正是基于这些繁多和重复进行的询问得以产生。首先,由现象揭露本质暗含存在批判——对纯空间进行拒绝——的规定,由于反思,剔除了自足自明规定;其次,本质批判现象的运动通过规定的蕴涵,而能触发从生长根基上对资产阶级本体论进行工作批判。[35]在现象上,存在向工作总体依归,提供了认识出发点;而对于总体的揭露,寻其本根,使得认识真正可能,也就有了批判规定,乃可以说本质显露了现象。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即是批判规定。所谓从本质到现象,即是说在认识上看,现象源出本质、本质结出现象。这是认识的形成,同时是认识的生产过程。由此,本质不是完全抽象的,作为抽象,它只是现象具体的一个对立面的工作称呼。

  人们可以这么认为,如果存在算作现象的实存规定,那么,本质不过是存在总体的实存。例如,生产方式显然是显现“这些实存”的规定,它集中透露了存在者的工作信息。马克思列举的研究对象元素,处于首要位置的始终是生产方式。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映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运动的历史发展关系而言,它生出“逻辑”,这是严格意义的“范畴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生产的历史本质。马克思进一步谈到: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都是用时间来计量的;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是农奴劳动;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怎样判断中世纪的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劳动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的外衣。可见,价值规定蕴聚于商品生产发展,实质的规定是蕴蓄于生产方式,蕴结于劳动发展史。据此认为,社会经济范畴始源的规定产生于劳动二重性这一发生环节。这是立足现象本身的工作路线,所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象和本质行动合一,坚持在本质探求中“认识”,形成对现象的反思和批判的工作路线[36],这其实是由存在批判提升至概念批判。这样,马克思的工作其实是为了导出商品概念批判:存在本身的批判和历史实践本身形成工作中介,概念批判本身则形成价值辩证法。这其实是商品生产关系实体的构造:“对商品的分析得出了价值形式的一切本质规定……但是决定性的工作之点是要发现价值形式、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就是从观念上说,要证明价值形式产生于价值概念。”[37]

  (四)

  对于马克思的误读、误解,在他的背离者和反对者身上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马克思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的工作,解读为“科学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而波普尔之流恰能准确辨识真相:由马克思吹奏响起的行动号角。

  历史主义的倾向投合了那些感到有采取行动的号召的人们,尤其是要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接受现状乃是无可避免的那些人。这种要求行动,并且反对任何的自足之倾向,可以称之为“行动主义”……可以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主义者马克思的告诫,它突出地表达了“行动主义者”态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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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普尔的真实意图在于:

  我深信历史主义的方法教条从根本上应对理论社会科学(远不止经济理论)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负责,因而我对这一教条的陈述当然并非毫无偏见。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历史决定论的理由,以便尔后进行连续地批判。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据我所知,历史主义者自己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换言之,我希望成功地建立起值得抨击的成熟的理论;它确实被提出来了,但从未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展现。这就是为什么故意选用有点陌生的说法“历史决定论”的原因。[39]

  可见思想史中,阿尔都塞从正面(以结构为基础的理论社会科学),波普尔从反面(以理性为基础的理论社会科学)来试图破坏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逻辑的。他们工作目的不同:阿尔都塞力图还原出“科学化的马克思”,波普尔则企图制造“决定论的马克思”;理论危害性却颇为类似:均侵蚀了以历史为基础的实践批判科学的逻辑根基,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思想和认识混乱。波普尔反对“行动”。在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历史主义的贫困》(如上所论,又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序中,波普尔供认不讳:“我的论证显得多少有些拘泥于形式,即使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承认,也会被认为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然而,我设法说明这种问题设置的意义……我所以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有的意义性。我认为,自己已经分析了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容易骗人),并且,我也已经证明了它有着固有的、无法补救的弱点。”波普尔坦言:“一些眼光不俗的评论家对此标题表示了困惑。其实,这个标题意欲暗指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攻击,而后者则是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攻击。”[40]

  接下来,其恳谈了历史主义(histor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关系:

  社会发展上的历史主义观点,并不必然暗指着宿命论,也不必需导致与之截然相反的无为主义。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都具有显著的“行动主义”倾向……历史决定论者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动都在于解释过去,以便预告未来……历史主义只能鼓动那些希望扩展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作用的人们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发现它的发展规律。如果这一解释表明他们所盼望的变化行将来临,那么,其愿望是理性的,因为符合科学预测;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那么,使世界更合理的愿望结果被说成是不理性的,对历史决定论者而言,这刚好是一个乌托邦梦想。因此,行动主义只有当它默认变化的行将到来并能促进它们的时候,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我已经表明,历史主义眼中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包含着某种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并不会发生显著地发展或变化。我们现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一种极其类似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的道路,并要经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时,它还是既不能越过自己演变的各个自然阶段,也不能把它们从世界上一笔勾销。但是对此却有许多事情可做:它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马克思总结出的这个公式,极为出色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立场。虽然它既未教导无为、也未教导真正的宿命论,但是历史决定论却教导说,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的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的变种,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公认的“行动主义”格言,由于它强调变化,而可以在历史主义者那里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着的人类社会)。但是,它却与历史决定论最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现在看到的,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和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而他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改变社会发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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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波普尔完全错解了行动主义规定:不是针对社会发展本身,而是针对社会发展;不是针对规律本身,而是针对社会规律的似自然性(“社会的自然规律”)之消除;不是针对关涉社会“生”和“灭”根据的社会发展总规律,相反,是针对展示生成过程的蓝图和所有关键性的细节的规划、设计和工作把握;不是针对形式层面的规定,相反,是针对内容而言,在这个场合,规律本身也是行动着的,是行动者的行动规律。规律即行动,规律的逻辑内涵和工作内容只能是行动。“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因此当马克思这样说时,他是对着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定来说的,即一切科学(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上的研究对象都具备的工作要求——客观批判。一句话,“自然”应判定为“客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仅仅被理解成一种消极的自发宿命论,它不是一种用所谓‘尊重客观规律’的戒律来取消人类主体实践能动作用的‘实证科学’,而是一种鼓舞人去斗争去奋斗的精神力量。”[42]马克思在接下来的二版跋文里则嘲笑李嘉图:作为第一个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抗、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的经济学家,却天真到把这种对抗说成是“人类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因为,这种对抗实际同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的存在本身不可分离,这样,资产阶级的科学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为此,马克思倡导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深入探索“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欢迎“真正的科学批评”。

  此外,任何规律都是客观批判的结果,是行动的结果。社会规律尤其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和工作产物。社会行动工作涵义在于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有条件地行动,在于有机介入,绝不是无为主义。有机介入是“裸体进历史”:彻底实践主义和彻底历史主义,是此双重行动意涵的“批判进社会”。因此,行动是合规律的行动,即积极行动的一组有机的干预策略,把现实社会改造为具有自觉意识的主体配置形态。

  阿尔都塞不把生产方式看作历史的发展过程,而直接认作是实体的结构概念,以单纯的科学家眼光看待它。因此看不到统一实体的历史发生关系,看不到内部构成之间的实质性差别,而一味谋求同一规定。这种工作逻辑所要求的只是“科学大革命”,而混同历史生成运动和社会实体构造。阿尔都塞能运用的唯一公式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实际又是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所进行的运用。这样,生产关系必不可要地要被歪曲为人与物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生产关系必然包含着人与物的关系,因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质要素的关系来规定的。”[43]阿尔都塞陷入自然主义的工作迷茫。但是,与阿尔都塞力求避免人与人关系同物与物关系在字面上对立起来不同,马克思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阿尔都塞把理论构造完全看成知识对象的产物,导致这样的认识:“把科学自身的历史归结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历史并使之等同起来,这最终就是把科学归结为历史,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本质’。在这里,科学向历史的跌落不过是表示一种理论的跌落即历史理论向现实历史的跌落,其结果是把历史科学的(理论)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从而把认识的对象同现实的对象混同起来。”[44]阿尔都塞的贡献是提升社会客观批判位置,缺陷是同时又把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等同起来,认为前者就代表了后者,包括了它的工作规定;这种绝对的客观主义是另一极的绝对的主观主义。因此,阿尔都塞总把历史实践活动直接当成社会建构行动。但如果说在发展规定上社会服从历史,那么就等于说理论服从实践,从工作上看,也就是经济学家服从历史学家。从中归纳出行动主义的本义:彻底的实践主义和同样彻底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主张者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波普尔混淆activist和historicist中的工作寓意,武断认为:一些人从事了与社会变革的解释、设计和预言有关的职业活动。好像能够据此推断出马克思原本反对的结论: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暴力基础论吗?波普尔时常能闪烁其词,无中生有,游戏在语词之间,任意掉弄舌头,时而historism,时而historicism。尽管如此,应该感谢波普尔的“完善工作”,他以严格的科学家眼光从事批评工作,有力反击阿尔都塞的错误,确证历史主义者从未离开过实际对象活动:

  (1)历史主义的与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密切相关的一个特点即是认为历史、政治、社会这些因素是社会学的唯一经验来源。因此,历史决定论者把社会学形容为一门理论的和经验的学科,其经验基础不过是历史事实的编年史,目标是做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的预报。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有着历史的特性,因为它们是由经验来检验,对它们的证实或反驳都必须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因此,进行并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是历史决定论所能了解的社会学的任务。总之,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2)这些历史决定论者的理由可适用于包括经济学的一切社会科学。经济学据此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根据。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仅仅在于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可见凡是对其它社会科学有效的,也必定对经济科学有效。其终极目标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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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工作如何展开

 

  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开端的误解由来已久,也一直是深刻性的。一谈起这件事,人们立即地将它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往往就此止步,并不打算将经济理论还原到历史层面去解读。而不如此,也就不能根本理解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批判的科学,不能理解人类史前时期的一个自我扬弃的发展内容是经济形态的历史批判过程。其经历物质形态的漫长文明——类存在,发展成为“社会”文明,即物质生产的能动发展驱动人类本身的演化,物质文明进程进而演变为文明规划的社会过程。一句话,这种批判规定——统一经济形态的自我批判规定,是人类获取文明发展方式的根基和工作“入口”。

  (一)

  历史学不仅仅是搜集材料的历史编纂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完成了对生产关系实践科学的基本描述。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导致人们总是及时不能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取向性。在所有这些误解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也相当具影响力。“从学术上讲,这个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但是人们要问他的思想从何而来,我们必须要说:“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建立我们今天所谓的模型的诀窍,即先说明假设条件,然后得出结论。他用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论证支撑了自己的信条。”[46]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幻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想象为正统资产阶级意义的“科学”。这种幻想是纯粹的。“总的来说,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由于认知幻想而产生的。它们是‘实践资本家’的直接观念的理论表达。然而,它们一经产生就通过使资本表现为生产本身而更好地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一定利益。”但是,埃尔斯特宁可相信:“庸俗经济学家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理论具有双重的立足点:既立足于日常经济生活的幻想,又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而产生了其思想的巨大的感召力……不过,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指向是暗示,庸俗经济学的这两个方面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他强调了,“总之,我相信,马克思的经济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给人以很深印象的成就,尽管由于它依赖于功能解释和劳动价值论而存有瑕疵。他开创了所谓‘心理经济学’,尽管他主要强调的是信念的形成,而非偏好的形成。最近的‘资本争论’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主题。某种认知混淆确实处于那种把‘资本’当作一种同质的‘生产要素’的观念的源头上(如基于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完全同质的阶级这一事实的推论)。而且可以设想,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聚集资本的观念的那种韧性,和非认知的旨趣有某种关联……(可见)既得的知识旨趣足以解释这种抵制。”[47]

  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的全部观点都显得有点形而上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思想如何推进的典型范例。从逻辑上讲,它只是一些冗长的絮叨,但对马克思来说,它却是一种阐发,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灵感的源泉……在这里,形而上学的理论已经被转变成一种科学的假说——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实际工作不会上升的假说……类似于价值规律这样的形而上学信念不可能有错,但这只是表明我们无法从中了解到任何东西……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也好不到哪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集中在原理体系,尤其把相对价格理论作为打击的软肋紧紧抓住不放。马克思精心阐述了自己的相对价格理论,所以相对价格理论显得与《资本论》第一卷中简单的教条很不相同。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气愤地指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公允地说,马克思本人也是将其看成为修改而不是不一致……不管怎样,马克思从来就没能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样,将自己其他的理论成功地整理成条理清楚、前后一致的完整体系,所以他也没有公开发表这些理论。[48]

  像上述观点这样机械地排斥历史和历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至少属于“幼稚的”那一种类型。强硬地隔开历史和科学乃至历史学和理性科学,毕竟是极不明智的。因此,正确之处是在于能认识到,“在历史学之为科学的观念中就有:历史学把开展历史的存在者把握为自己的任务。一切科学原本都通过专题化来组建自己。”关键是指明这一点:“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一下子就‘投身于’某个时代的‘世界观’,但却并不由此证明他本真地从历史上而非仅仅从‘美学上’领会他的对象。”所以,“历史学专题化的要点在于形成诠释学处境。”规定完这些,海德格尔能够指示给我们的知识是:“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从而,“如果历史学是这样地植根在历史性之中,那么也就必定可以从这里出发来规定历史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照明这一源头,这在方法上就意味着:在存在论上从此在的历史性来筹划历史学的观念。”[49]这种规划是从市民和常人的角度来打通“历史(学)”和“科学”,以配合这样的运动:“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者说它的巴斯德(Pasteur)……因此必须承认,数理经济学展示出至少一门社会科学业已进行了牛顿式革命。”在这一点上,“万能的伽利略”要全力撇开固有约束,公开这一言说:“我们的分析的意义是指出这一事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即如果说社会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存有的,那么,它们必定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相类似。”[50]

  这不过是说科学必须在科学(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即资产阶级科学)的道路上前进,否则它就是伪科学。这公示了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不符合科学划界标准,从而完全可能用“开放社会的敌人”之标准将其驱逐出科学殿堂之外。这种科学划界的标准自然是非法的,也是真正的伪科学。“要廓清这一点,或许首先可以考虑到:历史学作为此在历史的科学总得把这个源始地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者设为前提,作为它的可能‘对象’。然而,不仅为了得以通达历史学对象,历史才必须存在;不仅历史学认识作为此在有所演历的行为是具有历史性的;而且,无论从历史学上开展历史这件事实际上是否进行了,这件事按其存在论结构来说,其本身就植根在此在的历史性中。历史学从生存论上发源于此在的历史性这话意指的就是这层联系。” [51]实际的情况恰好与之相反,依据对社会存在本根规定[52]的批判性考察和追索,卢卡奇有十足把握相信马克思的工作路线及其结论的正确性:

  认真的考察使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把这类歪曲抛在一边。成熟马克思的经济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这样,以便可能的话把这个如此强调的领域同另一个同样人为地孤立起来的领域(法、社会学等等)抽象地联系起来,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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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来自波普尔主义者的攻讦,在于坚持以下工作态度:

  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一般来说,这里涉及一种科学性,它从未丧失掉同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本体论态度的联系,实际上相反,在马克思那儿他始终在纯化和发展这种联系,并且自觉地强调必然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规定。恰恰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明确地把自己置于任何一种以逻辑的或者以其它方式进行建构的哲学的对立面,但是,批判地拒绝在哲学中产生的虚假本体论,决不意味着这种科学性接受了一种原则上反哲学的立场。相反,这儿所涉及的是把日常生活的自发的本体论和科学的、哲学的正确自觉的本体论自觉批判地结合起来。[53]

  在一切科学中,开头均十分地困难。一版序中,马克思表达了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建设看待的想望。这是历史(学家)工作取向的经济学实践路线。可见,《资本论》首先是面向历史而言的经济范畴生产:

  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颇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实现在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形式,是极其简单的。然而,2000多年来人类智慧探索这方面秘密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复杂的和隐藏着更深刻意义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研究有机体比研究它的构成要素——细胞要容易些……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而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我不曾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它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54]

  经济形态的运动根据是社会客观力量发展,其中孕育和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实体。对待此种实体构造的刻画,不可用显微镜、化学试剂,批判从而范畴(生产)方法,是唯一可靠的分析工具的力量。这言明:历史发展始终是本根规定,其孕育语言生产,有效打破自足的理论空间,解放“抽象”,使之还原为空间批判性的认识,即社会主观知识。价值(形式)是蕴藏在商品生产中的总批判知识,显明时间蕴涵,显露生产运动的各个层级即实体-形式-生活,统一化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本质规定(生成总体或矛盾),商品生产关系只意味着对时间发展规定予以工作蕴涵的空间实体,又将交换关系设定为自身成长和运动变化的社会具体空间。对该种存在者进行工作发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完成在《资本论》商品章前,又最终为商品章结构所更换的根据。《导言》四节内容:第一节从批判性上引出商品生产的历史生产方式,工作完竣科学意义的生产一般;第二节进一步通过工作批判,引出生产一般的实体规定——整体生产关系;第三节从方法论批判出发,展露劳动一般与资本一般在范畴生产上的工作规定;在上述基础上,最后一节给定社会客观(发展)体系。结构的整合完成在《商品》中。“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55]

  这种工作辉煌当然指社会客观批判统帅社会主观批判,且二者高度一体、互补推进,达成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运动前进。辉煌成就识别了时空统一的生长,排除了可能藏匿在社会具体空间形式中的任何的精神现象之谜。

  (二)

  空间不自足,现象不自明。这是全部工作批判的指向性;同时是认定本质(本身作为内容与形式、抽象和具体工作统一的规定)为现象运动的实存规定的根据。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空间自足、现象自明。批判活动实际是对历史发展的规定显露,是历史发展的自己的蕴涵。因此,当埃尔斯特作如下的抛向无辜读者的煽动性宣称时,没有想到也是他本人泄露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伟大理论构造品质。这种反对——对马克思作品之误读——当然是无效的。

  马克思假定,他的读者要懂得拉丁文、希腊文和主要的欧洲语言。他们还应该像精通政治经济学一样精通哲学,并熟稔世界史和时事政治。进而,他们应该能够认识到各种文学隐喻(甚至是在各种很隐蔽的形式中)。它是一部使读者的心灵伸展到极限的著作,正如它无疑也是一部过度伸展了其作者的能力的著作一样。换言之,它极具创造力。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将能理解这部巨著,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写出类似的著作,并为此贡献其大多数时间。[56]

  不明事理的人终究不明白历史(批判规定)本是日常生活的源起。经过认真考虑,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最后再读《原始积累》。”几乎同时,马克思强调:“在这里也必须把价值理论先谈上几句……不了解价值的性质,而去阐述工作日等等——总而言之,阐述工厂立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关于这一点必须先谈几句。”[57]就是说,“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58]历史之干预(规定)促成马克思的交代:“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反警方规定。”[59]“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60]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对党负责”:科学表述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但是,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从而,“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61]

  历史靠发展泄露自身的秘密。恩格斯盛赞《资本论》充满历史实践感的行动的见解:

  在这本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国民经济学的原理理解为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理解为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就连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的时候……国民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像数学一样仍旧是一种抽象的和普遍有效的科学。无论这本书的其它论断可能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使这种狭隘的观念就此终结是马克思不可抹杀的功绩。例如,在这本著作出现以后,不可能再把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或者,不可能再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社会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状况时,就简单地宣布先前的状况为异端。[6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践约了这些要求,为《资本论》后来的写作贮备好扎实的历史材料和奠立工作思想基础。而在一开始,在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个工作文件《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存留的遗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3]中,马克思也就这样来进行明确: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利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的。这样,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因此,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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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以上表明,历史研究指向始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它直白而坚决,绝无埃尔斯特指责之故意玩弄深沉。柯尔施借机谈论了——由本书作者整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作性质及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作关系:

  (1)马克思的理论在其作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充分发展的形态中,亦保留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

  (2)它历史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它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并构成其思想补充)来进行批判。

  (3)它从社会学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从属于它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尽管如此,它作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仍然是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转变为直接历史的与社会的科学与实践。

  (4)马克思的经济学同所谓的“历史学派”较之同古典形式的和古典之后形式(庸俗的)理论经济学相比,处于更加尖锐无比的对立之中。

  (5)正如任何形式一样,社会理论的经济的形式本身,既不是肯定的、又不是否定的;而只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才由认识的发展形式变为认识的桎梏……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仅仅研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研究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发展、衰亡),和无产阶级争取使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斗争。

  (6)但是仅仅通过这种研究对象的部分一致性,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只是说明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容的必要性,而并没说明这样的必要性:即在继续研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要按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对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本身加以利用。

  (7)无产阶级的理论虽然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的)范畴,但是,它不能通过其它直接社会的范畴完全取而代之……马克思在其思想未发展的哲学阶段,把超越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任务宣告为不纯粹是理论的,而是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可解决的任务……后来,他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纳入他的科学的经济著作《资本论》之中。

  (8)这些段落构成了资本理论狭义的“批判”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探讨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经济理论(直到他们的最后结论)之后,在上述这些点上还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框架……(就是说)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并且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和隐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个经济学范畴对立之下的、社会阶级现实的对立与斗争,从经济学的论述过渡到直接历史与社会的论述。

  (9)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是经济学和经济学批判;但事实上,它在充分的发展中已不再是经济的科学,而是历史与社会的科学,在实际倾向上,则是革命的科学。[64]

  九条陈述击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在19世纪‘庸俗的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无偏颇的处事方法变成了或多或少自觉的倾向,即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政治相对立,或者至少是把作为这种经济的基础的当前特别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同分配相区别地描述为一般的和不可改变的形式。最后,现代的、不再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而只是‘纯粹的’和‘理论的’经济学的创立者,以及‘一般的’和‘正式的’社会学的相应流派,把非特别地对待它们的对象甚至当作它们新的、所谓严格的‘科学性’的独特准则。”[65]而马克思自己确认他的理论是:“我主张的资本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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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们转到马克思写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当中那些明快的工作段落:

  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救赎自己,必须明了三个基本问题,作为行动议案: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67]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终其一生,对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循其固有传统,尽量地凸显资产阶级工作的自我批判性,马克思可谓匠心独运!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即公开表明自己这种对待共产主义的自觉的解放实践态度,他说:

  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68]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进一步补充写到:

  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在对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建构的总体判断上,马克思是始终坚持“生成”与“消灭”的历史规定统一。即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实践化的理论认识生产。这意味着建构同时亦必是工作批判: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马克思最后宣告了如下结论:

  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69]

  就此而言,实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价值始终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但是,“马克思把所谓的‘文明社会’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即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70]

  按其本性,“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到终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也是实际的批判。”亦即值得提醒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批判的、积极的和革命的方面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整个性质也受到同样的对待。即使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只是部分地恢复了它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原则。面对当前世界普遍彻底的危机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切冲突的日益尖锐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相应的形式来表述我们的革命的马克思理论,进而扩大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此而论,我们也应接纳柯尔施在这一工作立场上的以下提法:“1.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2.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得日益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赏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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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附识:马克思的《导言》有云:“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平心而论,马克思历史研究以讨论“正常的儿童”为始端,——但如果有人竟以此抵制对于“早熟的儿童”的研究,就显得奇怪了。又之,人们总把历史简单等同为“过去”规定。于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方便了决定论者的解释过去、粉饰现实和预测未来。但过去、现在、未来的本身状况亦需要依靠对存在者的形成及发展上的典型特征的说明来清晰化。“现在”可能是语言生产的起点,但语言早已存在于“过去”,“现在”更可能是“诸多规定的时空”的交汇体,而“未来”则可能属于该种语言或范畴的覆灭发展时期。因此,只有通过对存在者的时间态、空间态的规定进行总体揭示,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寻求到运动规律和认识规律的统一性,是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规定性。“科学”的出笼,充分表明语言和语言生产是客观的,它在存在者存续的生命周期内存在,是历史特定的,又是一种思维工作形式。说到底,经济语言生产必须以把握“总体经济形态”为要旨,这样才能谈论理论范畴的“社会效力”,才能寻找它的自然形式、社会形式和思维认识形式,并且要特别注意到,不同存在者类型之间的“知识”亦必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

  【本章判语·尚飨词】世人怎道阿赖耶,堪怜!真理亦比逻各斯!曲曲弯弯史不通,弯弯曲曲行不通。谁人识得主义面?俱往矣!物不语,心不指,毋意乎?毋必乎?理哀哉,毋固乎?若琢若磨,毋我乎?嗟乎!乃知古时人,亦有知我者。觉从伏惟路艰难。行如尚飨!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文章原载《保卫资本论》修订版(2017),P37-69,为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第三章。

  [1]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24-225页。

  [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第5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8页。

  [4] 到目前为止,读者或许已然晓得:对类似这样的评论,本书之所以不吝篇幅地摘引,目的是突显其中的那些著名性段落,因为它们和马克思的相关阐述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工作对照。

  [5]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82-183页。

  [6] 且看康德的自然目的论→道德目的论的纯粹历史理性批判论说:(1)“一切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2)“一个被创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3)“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4)“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5)“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6)“这个问题既是最困难的问题,同时又是最后才能被人所解决的问题。”(7)“野蛮人的无目的的状态所做的事情,就是它扼制了我们物种的全部自然禀赋……然而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却也迫使我们这个物种去发掘一条平衡定律……并且迫使我们采用一种联合的力量来加强这条定律,从而导致一种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8)“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9)“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3-18页)

  [7] 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在工艺学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在凡是提到物质生产,即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的地方,都表现出了极度的无知,但是,根据与所谓的历史研究毫无共同之处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的结果,至少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68页)

  [8] 经济学的本义是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家庭(庄园、社会、国家)管理或经济。《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把经济学称为“政治和历史经济学”。

  [9] 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说的是技术实践活动,社会领域内的“科普”则限于职业选择上的称谓。人们通常宣称自己是“研究者”,其实不过是从事某类科普工作者的活动,或为某一意识形态进行“科学布道”而已。科普工作出发点直接是知识,而非历史本身,所以并不对历史发展负责,也不会试图重新研究历史。

  [10] 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一词包含有合类性和抽象统治两层基本意思。从而,马克思的经济概念从工作连通历史的角度讲,毋宁直接称为“社会”。这不影响其作为社会制度(联结)的基础和一种经济职能的规定,而恰恰通过适当地超出这些规定,获得历史认识上的自觉。它代表了整体上的“合类性”概念,表示出“抽象统治”特殊的延续性,以及一种自我否定的规律性进程。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有。孔子以“八政”界说今日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国家”。它们是: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从这个角度说,一切经济形态均形成合类性,这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术语的基本含义。它局限于历史域内经济考察。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31-540页。

  [12] 后来的波普尔的世界理论是从旧唯物主义方面对康德的极力地工作模仿。

  [13]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154-156.

  [1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9页。

  [15]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67页。

  [16]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17-118页。

  [17] 黑格尔所谈“对象运动”,不过是实存其内的精神意识的生长运动,即“物”的“意识形式”的如何“辩证地获得和叠加”。于是,黑格尔这样来阐述存在论之于知识论的替换性:“纯粹存在构成开端,因为它既是纯粹的思想,也是单纯直接的东西,而最初的开端不可能是什么经过中介的和进一步得到规定的。”简言之,“绝对的东西是纯粹存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3页)

  [18] 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9]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第23-31页。

  [20]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7页。

  [21]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英译本第一版序言。

  [22] 康德所依循的依然是“是者之为是者”的学问,这个“是者”是一包罗万象的概念,既有实际可感的实在事物,亦有不可感的、非实在的观念上的东西。恩格斯与之区别开来的是“存在者”规定。两者的区分:一者是非生成的、一者是生成的;一者是逻辑的、一者是历史的。

  [23]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26-127页。

  [24]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第35页。

  [25] 为此,马克思首次明确了研究对象规定。《资本论》重温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哲学的贫困》中的那些著名的话:“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可见,“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及“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希腊人和罗马人……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资本论》第1卷,2004,第99-100页)相反,康德委实没有研究对象观。“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数学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以为认识的本质就在于使对象符合构成这类精密科学之基础的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所有这些认识的结果在知识宝库中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理性主义的东西,理性变成了一堆脱离内容的抽象形式和公式。能够融入这种抽象的理性容器的就是可知的,不能融入理性之中的就是不可知的、非理性的内容,即自在之物。这样一来,能够被认识的就只是对象的形式。”(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

  [26]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11-212页。

  [27] 同上,第206页。

  [28] 同上,第204-20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3页。

  [30]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33-240页。

  [3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5-87页。

  [32] 同上,第318-323页。

  [33]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毛泽东言简意赅说明了《资本论》里运用的分析方法:“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相反,“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总之,“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毛泽东文集》第8卷,1999,第139页)

  [34]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此种工作思路提出的基础。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反复,以至无穷。所谓“万象之众,息息相通”,以行通之。从大文科看,这是中国人倡导之行知工作路线。对毛泽东来说,辩证法就是发现与研究事物的且变化且延续的内在联系性。从大文科看,这是中国人倡导之行知工作路线。

  [35] 简单地说,《资本论》从司空见惯的商品现象出发,为了剔除存在的自足、认识的自明,它并不抛弃产品的、非社会经济形式的规定,而是找出空间背后的实体因素,避免在表象形式内转圈圈。从生活出发,坚持实践批判,而能使之提升为历史认识,毕竟,认识生产的工作在于升华人们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日常语言。这一彻底行动和批判的工作路线,实际是对唯物主义语言生产实践的历史概括、总结。关于历史现象生产语言的特征,创始人从中谈到,“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具有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r,以与work相对。”乃至,“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jornalis或diurnalis),Mannw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8、61、89页)

  [36] 这也是现象自我提升的路线,即自在→自为→自觉,主体和客体实践统一因素不断趋强,使自足的现象慢慢演变为存在的现象,最后演变为存在者的现象。

  [37] 《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第42页。

  [38] 需要插入一个声明:对于本书实际运用的“历史主义”,波普尔使用的语词是“historicism”即历史决定论。这种混同是刻意进行的,波普尔自己对此颇为得意:“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称谓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与阐明。”如此命名,其中实有深意。鉴于此种复杂情况,本书依据上下文对historicism进行了翻译上的相机调整。

  [39]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3-17.

  [40] ibid, Preface.

  [41] ibid, 49-51.

  [42]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自序,第4-5页。

  [43]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96-202页。

  [44] 同上,第152页。

  [45]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39-49.

  [46]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43页。

  [47]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74页。

  [48]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43-45页。

  [4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443-448页。

  [50]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59-62.

  [5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443页。

  [52] 两卷本《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书名,按中国人的用语习惯应正确称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根论”。理由是:“以‘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是不妥当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卢卡奇对‘本体论’一词的使用是缺乏学术规范的,因而是不能与哲学史衔接的……恩格斯一方面把‘存在’当作是与自然界、物质的同义词,另一方面,又把杜林哲学中的‘存在’和‘物质’严格区分开来,因为杜林的‘存在’完全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那么,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是指什么呢?如果是指活生生的社会生活,那么,它就不能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如果它是本体论的范畴,那么,它就不是指实际的社会生活,而是一个抽象的逻辑范畴……当我们需要从各方面去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时,卢卡奇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意的名义下为它套上了本体论这一旧哲学的框架,这至少是不妥当的。”(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28-130页)“与本根对立的,即是‘物’,物是本根所生者。后来方有‘用’名称,与‘体’对立。用的本来意谓是功能,衍变而成为‘流行’或‘发见’的意思。体是本原,由此本原而流出或发生者为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30页)“本根与事物的关系,不是背后的实在与表面的假象之关系,而是源流根枝之关系……要之,中国哲学最注重本根与事物之统一不离的关系。事物由本根生出,而本根即在事物之中。”(同上,第34页)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卢卡奇其实并不赞成“本体论”,乃致力于彻底废止抽象本体的实践状态的存在者发生的理论说明。即这种理论工作的中心其实是确立对西方哲学路向中的本体论传统的批判。本根用语则不同于本体。即不是要说明存在或实在的事物是什么,而要说明存在者是什么,以及它何以发生和存在。其不拘束于逻辑知识学,不以确立恒常的逻辑知识或语义状态为奠基,不以达到终极解释为工作目标;其对万物发生之源之根据的追查,是实践路向的,采取发生学探究路径,故能摒除抽象存在论,走出语义遮蔽之丛林。相反,那种充分肯定卢卡奇是本体论者的观点多半是依据了他的早期作品,即《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解读文本,以至于认为:“卢卡奇的历史概念具有浓厚的逻辑演绎的特点……他从辩证法的生成逻辑中推演出历史,又从历史的生成中推演出辩证法和逻辑。这样,逻辑和历史在他那里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6页)

  [53]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48-650页。

  [54] 《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36页。

  [56]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95-49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41-243页。

  [5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0页。

  [60] 同上,第140-141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43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17-318页。

  [63] 本书使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1844年手稿保存下来的主体材料)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第217-365页。

  [64]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88-196页。

  [65] 同上,第214-215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358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11-212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5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16页。

  [70]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5、247页。

  [71] 柯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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