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挨打受气的丫头,翻身建立南京首个农业合作社

2021-11-08
作者: 李玉 来源: 食物天地人

  1

  九岁被逼当丫头

  1929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东海县一个雇农家庭。父亲在地主家扛活,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早早离开了人间。可怜的母亲,领着我和我的姐姐、哥哥三人,生活极为贫困。虽然她在地主家当佣人,拼死拼活,也养活不了全家。母亲万般无奈,只好把哥哥和姐姐送到地主家当猪倌和丫头,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到我9岁时母亲死了,我只得和姐姐到地主家做丫头。

  做丫头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衣烂裳,一年到头连鞋子也没有一双。我每天烧水、挑水、洗衣、打柴样样干。有一年冬天,我脚上生了冻疮,两只脚肿得像馒头,路也不能走,可是地主婆还逼着我洗衣、端茶、送饭,稍不如意,就扯耳朵、揪眼皮。有一次,地主家少了一样东西,硬说是我偷的,如果不承认,就要活活把我打死。

  幸亏有一个帮地主家烧火的老奶奶把我救了下来,才免遭一死。后来姐姐把我送给另一个地主家做丫头。那家地主还是一样的厉害,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把我叫起来扫地。有一天我实在太困倦,抱着扫帚就睡着了,被地主婆发现,就用扫帚追着打我,我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有一次,地主婆叫我倒马桶,那时我年纪小,个子只比马桶高一节,地主家的门槛又特别高,端马桶过门槛时,身子一歪,门槛没过去,马桶被打翻了。

  地主婆气呼呼地跑过来,又是一顿毒打,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像人样。姐姐看了哪有不心疼的呢?姐姐想把我从虎口里救出来,可是不讲理的地主婆说:“我还没和你算饭钱,要走先把饭钱算算。”干了几年活,一分钱没有,还要算饭钱,这是什么理?但在虎狼当道的社会里,有理也没地方说。鸟无翅膀难飞,只得忍气吞声地做下去。一直到18岁才跳出地主家的火坑,逃到了南京,在浦口区吉袱乡(现顶山街道)五宫村安家落户。

  2

  创立南京市郊

  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南京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打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穷根子拔了,刚过上富日子,农民又开始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为避免土改后农民重新丧失已分得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协商”的原则,组织农民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农户分散经营中劳力、畜牧、农具、资金不足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协调发展。1951年春,我和村上的韩立和、丁开亮、乜德林等5户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了“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1952年又转为“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由互助组长被选为合作社社长。

  “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在党的关怀和领导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开始为临时互助组,只有5户农产(民),忙时互助,闲时各做各的事。几个月后,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开始有短期生产计划和评工、记分、记账制度。

  这两种互助组形式都是换工、帮工的劳动组织。在劳动过程中交换使用劳动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要素,或以人工换人工、以人工换畜力、农具。使用人力、畜力、农具的余缺得到及时合理的调剂。所欠工本均到秋后以农产品或现金偿还。

  “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生产上相互帮助、互通有无,资金上相互支持,克服了许多困难,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大伙越干越有劲。“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也对周围单干的农民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不到半年,“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从5户增加到46户,耕地123.5亩,其中旱地55.5亩,山坡地34.5亩,水稻田33.5亩。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解决了当时很多困难。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例如农忙时,先干谁家农活,农具、耕牛如何使用,抗旱时先给谁家抽水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区委要求全区人民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合作社。1952年,“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即转为“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坚持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合作社有章程、有制度、有社委会。

  根据章程规定:

  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入社的社员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善于经营副业生产的贫雇中农,入社的农民称为社员;

  土地入股,社员自耕地除留足菜园地外,按土质好坏、水利条件、路途远近、面积大小等,评产入股;

  生产资料,耕牛折价归社,公有公用公养,从总收入中付给代价费,两年付本利,牧畜、大型农具折价归社,公修公用,从总收入中付给代价费,两年付本利;

  劳动评功记分、集体组织生产,在分配上除从总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公益金外,一般按土四劳六分红,超产部分按劳分红;

  财务制度,每月公布一次账目,经济上管钱不用钱,用钱不存钱,做到事事有据,笔笔有方,手续清楚;

  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组织,社委会负责执行社员大会后的社务工作,每年民主选一次社委;

  社员大会一月开一次,社委会每周开一次。

  “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这一年,小麦获得大丰收,平均单产超过单干农产的一倍多,并获得“华东地区小麦爱国丰产模范”的光荣称号,秋季也获得好收成。年终分红,社员家家分得了粮食和现金。生活好起来的农民,身上穿的是新棉衣,脚上穿的是新棉鞋,吃的是大米、白面。

  社员孙金章说:“我是去年才入社的,没有土地入股,全年做了180多个劳动日,光劳动力分红,就分得876斤稻子,290斤玉米,630斤山芋,100000元(旧币)钱。我4岁死了母亲,9岁死了父亲,是共产党救了我,是合作化道路给我今天。”“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好收成,进一步提高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

  就在这年冬天,我被评为华东地区农业劳动模范,又当选为南京市的妇女代表。接着,我又赴京参加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幸福时刻。

  3

  合作社面临严峻的考验

  有一年秋季,合作社的碾场上站着一大堆人,正紧张地称(秤)着稻子,把晒干的稻子一箩一箩地往公仓里运。人们脸露笑容,看着会计杨××手指不停地拨动着算盘。突然,杨大声说:“我们还有什么奔头,一个劳动日只摊2-3斤稻子。”后又低声说:“你们忙得像个龟孙子,落得李玉一个人出名,何苦!”这是意外的消息,尤其是从会计嘴里冒出来的,加上别有用心地挑动,在场的社员的脸上笑容没有了。

  全社46户,有10户是今年刚入社的,对秋收原抱有很大希望,哪经得起这个意外的消息!叭哒一声,中农韩××扔下淘箩,往回跑,嘴里叽咕着:“合作社好,哼,好个熊。”胡××有声无力地说:“早知道是这个下场,我也不入社。”其他几个中农本来入社时态度就不够坚决,一听这话就像炸了锅,吵着要把耕牛牵回家,退出农业合作社。

  “退社”的风波就这样掀起来了。失望使一些农户产生了各自的打算。有的想“咱们有田有地,劳动力强,退就退吧!”有的说:“我们劳动力弱,把入社的牛牵回来,有牛有地,顾(雇)几个短工就是了!”还有的人平时和生产队长顶过嘴,也想退出去算了。

  这几天,我的家里来来往往尽是人。有的来问:“李玉,农具、公房、怎么分?”有的来报告:“李玉,好多人不愿意下地干活。”合作社生产队长陶永年一进门就嚷嚷:“李玉,这许多人要退赔,社怎么办?”合作社检查委员丁开亮也附和说:“大伙都要出社,不如散了算了。”

  这些话语就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每当听到一个人又要出社,就像被打一棍那样疼。我嘴里没吭声,心里在盘算,“一个劳动日怎么只摊2~3斤稻谷?今年庄稼虽然受了旱,但绝不止这些。”想起去年社里稻子大丰收,亩产1200斤,那时8户社员多高兴啊!

  “办社的确困难,难道合作社才办两年就这样让它垮了吗?”我默默地问自己。想起解放前被地主打骂的可怜相,又想起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生活。人家为什么能克服困难,过上幸福生活呢?我更想起了党组织对我说的话:“革命工作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向困难低头。”

  我更加坚定了“党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困难,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于是我召集大伙说:“合作社是不能垮台的,合作社是好的,我们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不能变。”我分析一些干部的思想,并积极做好工作。

  据分析:合作社检查委员丁开亮家收入是最多的,他退社是害怕别人说他收入多不愿退社。我找到丁开亮做工作说:“你是干部,你家又是收入最多的,明知道合作社有很多好处,为什么墙倒一起推呢?你这态度不对头,你要理直气壮地告诉农民,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有我们农民的光明前途。”

  丁开亮一听脸“刷”的通红,忙笑着说:“说句老实话,我是不想退社的,你这一说,我有信心了。”接着,我又针对生产队长陶永年性急的特点教育他说:“要耐心地说服农民,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他们提高认识为止。我们做工作态度要积极,但性子急也是不对的。”陶永年听了后,表示要努力做好工作。

  我又想起女生产队长冯赵氏,她是中农成分,但一年多来,在社里一直积极劳动,忠心耿耿地为社里做事,不知现在态度如何。于是,我便去找她谈谈,冯赵氏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我算过细账了,合作社是一条好路,我一定坚持走下去。”

  这时,我心里明白了,群众是要办社的,只是一些新入社的社员听到意外消息,感到失望,所以才要退社。因此,我也提高了巩固合作社的信心。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呢?当天晚上,我步行十几公里路,来到区委所在地――浦口镇,找到区委分管领导刘道昭汇报此事。

  刘道昭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根据区委的指示,我带领合作社的干部,对农产逐户排队分析,分出哪些是要退社的,哪些有动摇的,哪些是坚决办社的三种类别。区别不同类型做好工作,鼓励坚决办社的,团结、争取动摇的,坚持耐心说服教育要退社的。46户社员中,多数农民态度是坚决的,有8户是动摇的,真正要求退社的只有3户。

  同时抓紧公布秋熟分配账目,秋熟分配结果是每个劳动日可分稻谷12斤,每户社员的纯收入比单干的农产的纯收入平均高出一倍多。通过我和社干部耐心的说教,特别是讲明今年秋熟分配比单干农产高出一倍多的事实,合作社社员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更坚定了。

  当时,闹退社最厉害的韩××也不好意思地找到我说:“我把牛卖了,不知你们还收不收我?”我听了立刻高兴地对他说:“只要你真正知道合作社的好,自愿回社,大家都会原谅你的。”另外,其他互助组的农民,晚上找到我家表示愿意入社。还有的在半路上遇到我,也要求入社。“李玉农业合作社”的事实,使许多农民看到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真正体会到“合作社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合作社的红旗是扯不下来的”。

  4

  百年罕见的大水灾

  1954年7月,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水灾,使“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又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李玉合作社所在的尤家圩一边靠山,一边紧靠长江。7月初,狂风暴雨连续袭击了两天两夜,山洪暴发,江水猛涨。许多人见了摇头叹息:“这个圩呀,是没法子抢救了,只好放弃了!”

  尤家圩能放弃吗?不能!这里住着合作社的社员们,还有几百亩长势喜人的庄稼,保住尤家圩,是关系到我们社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我坚定地对大伙说:“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保住尤家圩。”

  我和社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在漫水出险的地段,我第一个跳入水中,社员们都紧紧跟上,用木桩加固,用身体、门板堵决口。这仍挡不住陡涨的江水,缺口越来越大,社员们心急如焚。在这紧急关头,我们直奔江潮进口处,我对大伙说:“为了全圩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要坚决堵住它!”说着我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大伙儿见状也纷纷跳入水中,架起门板,挥舞铁锹与汹涌的江水作殊死斗争。

  经过数小时的奋战,终于堵住江潮,胜利地保住了尤家圩。李玉社抗灾保圩虽然初战告捷,但老天不肯罢休,大雨仍日夜不停地下着,江水继续上涨,最终还是把尤家圩淹没了。有的社员住房被冲倒,几百亩庄稼地受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社员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困难面前有一部分社员的思想很混乱。有些富裕中农说:“丰收时看得出合作社的优越性,抗灾就不一定了。”有的还说:“还是敲锣卖糖,各管各行,自找门路吧。”但大多数社员不同意,正如老贫农陈学玉所说:“过去靠合作社翻了身,今天抗灾还靠合作社!单干,这不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我心里想:“庄稼人靠的是农田,没有收成一年穷,我们要进行生产自救,堤内损失,堤外补。”搞好救灾工作一靠党的领导,二靠社员们的集体力量,生产自救也是一样。根据区委关于“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部署,合作社一方面安顿遭受水淹无家可归的社员生活,为他们修建房屋;另一方面组织人力抢收未淹的庄稼,抢种小麦,开展多种副业生产。

  由于依靠了集体的力量,“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把山坡上的庄稼全部收上来,被淹的尤家圩也种上了麦子。“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的农民因为顾了生活,顾不了农田,他们的麦子都还没种上,“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田里的麦子,已经一片绿了。“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也搞起来了。政府除发放生产贷款和救济款外,还发给了实物,大灾之年社员们仍能安居乐业。

  饱尝旧社会受灾之苦的社员们感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走合作化道路,这么大的水灾,我们的骨头早就打鼓啦。”我说:“这是因为有了合作社,是享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合作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它在农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斗争中不断巩固下来,而且越来越壮大。我自己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学会了领导集体生产的本领。

  “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是党,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是党,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一个旧社会受奴役的丫头,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副书记、区人大主任。没有共产党,我这个旧社会苦孩子,永远也翻不了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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