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用数据和事实评价中国集体农业

　　导 语

　　近四十年来，很多人为中国集体农业盖棺定论，这一定论在今天以各种各样的“常识”、“据说”、“好像”、个人经历的形式存在，成为很多人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式。

　　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毕生从事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在他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本书中，“集体农业”这一章多方位地评价了毛时代集体经济的成就和不足，以翔实的数据进行论证，但并不简单地迷信数据，而是对各类数据背后的方法论和技术处理都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的经验已经一遍又一遍展现了小农作为小生产者，既吃苦耐劳、又单薄脆弱。生态社会主义农业需要解决小农的脆弱性问题，重新合作化、集体化。布拉莫尔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破除对集体农业的成见，使我们虚心认真地对待毛时代集体经济的成就和问题。我们认为它应是关心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同仁的必读之物。

　　作者｜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英文刊物China Quarterly主编

　　译校 |中国农村读书小组

　　图片来源：网络

　　集体农业是毛泽东时代后期农村发展战略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主义指导原则，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化”来动员农村中规模巨大的力量，以此促进增产，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同时，机械化的发展能够释放农村劳动力，让更多的人投身到中国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去。劳动力是中国农村的主要财富，而集体化的主要功能则是充分使用这项财富。本章讨论毛主义这一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许多文献对集体化的描述非常消极。然而，即使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也认识到评估集体化表现的困难。困难之一便是：如何来衡量好坏？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是棘手：是集体化本身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抑或是营运集体农业的方式存在问题？另外，集体农业被解散是否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

　　农业生产的背景

　　20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确保粮食安全。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发展历史在诸多方面寻找解决这个首要问题的途径。

　　原则上说，粮食安全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进口来保证实现。然而，对中国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一个粮食进口国。例如，大量的大米从暹罗（泰国）、越南北部（安南），甚至孟加拉和缅甸(Latham和Neal, 1983)进口到广东省。Lin(1997:46)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约13％的消费是靠进口满足的；上海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进口地。然而，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国内运输网络不发达（例如，与法国大小相当的四川省在1949年以前没有铁路），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依赖粮食进口”将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战略。因此，即便在国民党时代，大米和小麦通常只占进口总量约5％，相当于占GDP不到5％(Feuerwerker, 1977: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