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争上:文革时期海峡两岸的关系

作者: 胡争上 日期: 2018-04-1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按:《海峡两岸关系在“文革”十年拐弯》是作者多年前的硕士毕业论文,原标题为《“文革”十年海峡两岸关系及其对祖国统一的影响》,计3万多字。因“文革”“两岸关系”等都属较敏感内容,作者曾将此文与《斯大林与国共关系及台湾问题》、《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剪不断 是离愁——中国特色的(国共)两党关系》及部分历史随笔集结成《两岸观潮》一书内部出版。

  正因为敏感,更受关注。无论是“文革”,还是国共关系、两岸问题等研究文章不时总会见诸报刊网络,有时还成为热门话题,作者的一些相关文章亦曾在公开刊物发表。而本文由于文字较长,一直未投稿报刊,也从未上传过网络。近年见不少文科论文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找到新平台,最近台海问题又成新热点,作者便将这多年前的论文晒了出来。

  虽时过境迁,但历史不会过时。再翻看这篇论文,作者并没有新的话要说,唯感觉当时为叙述简便,对“文革”本身直接扣帽子,过于简单粗暴。但这也是历史,本文除标点符号和个别错字外,对原文未做任何修改。

  胡争上

  2018年4月

海峡两岸关系在“文革”十年拐弯

胡争上

  目录:

  第一节  一个突出的现象

  外交斗争凸现

  一、主要表现

  1.争取他国承认、争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是“文革”时期海峡两岸斗争的中心

  2.打破美国防线与固守美国防线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斗争的重点

  3.国际政治加强设阵营垒,是这一阶段海峡两岸斗争采取的主要形式

  4.对海外华侨的争取形成高潮

  二、出现转变的因素

  1.国际形势风云突起,中美苏关系微妙起变

  2.台湾“外交”占据优势,中共接受外交挑战

  第二节 两个鲜明的阶段

  由“不战不和”到“和与拒和”

  一、不战不和(1966-1970)

  1.剑拔弩张急,两岸无战事

  2.台湾心战加强,中共统战停顿

  3.各有一本经

  二、和与拒和(1971-1976)

  1.中共重新审视,呕心沥血

  2.国民党恶言冷对,保台偏安

  3.周天寒彻和风冷,和谈风自这里吹

  第三节 三次既斗争又默契高潮

  休戚相关与相去甚远

  一、维护一个中国

  1.粉碎“两个中国”阴谋

  2.国共双方不共戴天

  二、反对分裂国土

  1.“台独”孽子同声喊打

  2.你死我活敌人亦敌

  三、烽烟中的默契

  1.万里疆涛赖情天

  2.行舟逆水还恨海

  第四节 启示与影响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一、深刻的启示

  1. 海峡两岸对祖国统一无时或忘,“因而总会找到一个方法”

  2.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3.国民党反共泥潭陷得太深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

  二、深远的影响

  1.两岸距离拉大,增加了统一的难度

  2.酝酿了新机,为和平统一祖国铺设了道路

 

  内容提要:

  一般认为,“文革”十年海峡两岸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复杂得过于简单,不足以为道。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搜集整理大量零散的似乎是互不相关的史料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文革”十年海峡两岸关系,通过总的把握、纵向分析、横向比较几个层次,文章得出结论:“文革”全面动乱,“左”祸横行,加深了两岸统一的难度,然而这十年两岸关系却发生了根本易位,酝酿了新机,为和平统一祖国铺设了道路。

  这里既黯然失色,也异彩纷呈,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在此拐弯。

  主题词:“文革”十年 海峡两岸 国共关系 和平统一

  “文革”十年不仅是大陆社会全面动荡时期,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国际政治大分化大改组,不能不给尖锐对立的海峡两岸关系极大冲击。事实上,突破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酝酿两岸政策的重大调整,都发生在这十年。因此,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一国两制”,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无论是从总结经验还是从总结教训讲,都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关键时期。

  “文革”通常是指1966至1976年十年时间,如果本文的论述超过了这个年限,那是历史本身的扩展。

  第一节 一个突出的现象

  外交斗争凸现

  海峡两岸的对峙,与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不同,如果说这些分裂国家多处于冷战状态的话,台湾海峡则一直呈热战状态,除五十年代的两次金门大战外,到1965年,两岸还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海战。然而,“文革”爆发后,军事斗争终于停止了。但这并不是相安无事,而是更加动魄惊心,枪声虽然渐渐远去,外交斗争却愈演愈烈。

  一、主要表现

  1.争取他国承认、争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是“文革”时期海峡两岸斗争的中心。国民党当局以美国为靠山,长期霸占联合国中国席位,直到六十年代,在“外交”上依然占有一定优势。可是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国家逐年增加,形势还是发生了令台湾国民党当局不安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到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讨论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出蒋介石集团的提案时,出现了赞成与否决同为47票的表决结果。于是我们看到,海峡两岸接下来都倾出全力,展开了愈演愈烈甚或残酷的外交搏杀。不幸的是,台湾当局连连得分,大陆“文革”动乱,外交不进反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票数又上升至五十七八,196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52个,到1969年尚不足50,而与台湾当局保有“邦交”的国家却近70个。1

  面对此种不利地位,中国外交遂于1969年主动出击,恢复外派大使,开始扭转被动局面。尤其是1970年10月,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不仅是经过多年沉闷后,中国外交工作重新活跃的起点,而且是西方国家“反华阵线”开始崩溃的标志。中加建交为中国与别国建交解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难题,“在技术上,敞开了一条承认中共之路。”正是从中加建交起,中国开始明确地把建交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与中国建交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对于台湾当局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70年,支持中共的会员国即超过两票,只因美国设置的“重要问题须经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案防关而不果。台湾岛内惶惶不安,不断穿梭美日,撺掇中美洲小国,游说拉票。美国知道再也组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伐,又抛出“双重会籍”构想。可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双方短兵相接,台湾“代表”见大势已去,不待表决,即潸然溜走。新中国建立后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22年之久的联合国总部中的中国席位终于换椅。台湾当局“外交部”顷刻成了“断交部”,“驻外使馆”纷纷下旗,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亲自来华与中国领导人签订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日本政府亦赶在美国前面与中国建交。1972年新中国创造了年建交数最高纪录,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而与台湾当局保持“邦交”的只有26个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国际市场从此江河日下。

  2.打破美国防线与固守美国防线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斗争的重点。台湾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台湾国民党正是因为有美国撑腰扶持才有恃无恐地于中共继续对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通道上的最大障碍,不用说也主要是美国从中作梗。因此,当尼克松1967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中国也开始在做他的工作了,周恩来在尼氏身边安排了一位“能传话的信使”马修·汤姆森先生。2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12月华盛顿宣布放宽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商品交易。1970年1月,中美双方代表再次在华沙会晤,这次特别令台湾当局困扰的是,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华府没有事先告知它美国在会谈中打算讨论些什么问题。更使台湾方面不安的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与一百三十六次两次华沙会晤之间,相隔仅一个月。真正的警号还是尼克松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蒋介石逃台以来,外交政策即有两项基本目标:一是维持在联合国的席位,二是维持与美国的关系,若不能同时保持有两者,宁愿放弃在联合国的席位也不愿让台美关系发生任何变化。对美国的“卑躬屈膝”态度,台湾当局自然感到恐慌和恼火,又是强烈抗议,又是苦苦哀求。为安抚台北政要,尼克松于1970年初,邀请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正式访美,保证永远保守条约义务。台湾当局深知口信无凭,使出浑身解数,新老关系一齐开动,增加了“驻美使馆”工作人员,改派“大使”,又新设了4个领事馆。受任于“危难之际”的末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回忆说,他的工作就是“和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高级人士维持接触,跟国会重要的议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共与80多位参众议员会谈过,有些议员不愿见他,他就采用“紧逼盯人”的战术,迫使其同他谈一次。3

  中共这时加强攻势,官方接触与人民外交同时进行。1970年1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斯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作为旅行者,或作为总统来,中国都欢迎他。经过相互影响,层层推进,1971年3月美国取消了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限制,中国把握时机,开展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到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秘密访问。就在10月15日基辛格第二次前往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之前一天,沈剑虹又找上门来,担心台湾问题会列入议事日程。可是,美国防线已经抵挡不住历史的巨流了。邀请尼克松访华本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步骤,尼克松不仅讨论了台湾问题,而且承诺美国将随着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并以从台湾全部撤出其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为最终目标。其对蒋经国的邀请,不过是尼克松向他在台湾的友人道别的一种方式。中美关系正常化,使台湾国民党“创深痛巨”,蒋介石也不无沉痛地哀叹“从今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虽然如此,台北政权还是不敢松手,直到中美建交前夕,坚持的仍然是与美国“不到最后阶段不谈善后问题”的政策。可见,海峡两岸之间的斗争,这时主要是围绕美国的对华政策而展开的。

  3.国际政治加强设阵营垒,是这一阶段海峡两岸斗争采取的主要形式。海峡两岸分属不同的阵营,且处在最前线,到“文革”时,集团性更为明显。台湾当局虽然在美国支持下得以维持与发展,但它打的是“中国”旗号,在亚洲不仅以反共堡垒闻名,还以“大国”身份出现。从1954年起,由台湾当局一手策划成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每年要举行反共大会。大陆“文革”爆发后,台湾国民党更是活跃异常,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共哄垮,于是又在1966年11月包办“亚盟”于台北宣布成立了“世界反共联盟”,谷正纲还是“世盟总会荣誉主席”。以往标榜“反共抗俄”,现在也不管抗俄了,矛头直指中共,甚至南美洲反共联盟不在南美挂牌,也于1967年9月在台北成立。这些诸如“世盟”“亚盟”,以及其他号称“基督教”“佛教”“灾胞”等等林林总总的反共团体随时听命台北,吠日帮腔,单是年会,也使得这一时期热闹非凡。为了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台湾当局还不遗余力经营拉美小国,派遣农耕队赴非洲地区,对亚洲“盟邦”则强化“传统友谊”,拼命反对美国脱身越战,不断为南越输血打气,极力叫嚣所谓遏制中共“赤化”东南亚。1970年初,蒋经国访问美国时,还特别向尼克松提出“中华民国、越南共和国、大韩民国与泰国有组成集体防卫体系对抗共党侵略之必要。”4

  而这一时期,中苏分道扬镳,中国独树一帜,加强了对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工作,1965年印尼军人政变后,“亚协”总书记长住北京,北京也常举行反对帝、修、反的国际大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给予了阿尔巴尼亚、印度支那三国、朝鲜以及非洲许多国家以坚决支持和无私援助。这些国家当时也给予了我国有力的配合和声援。越南《人民报》多次警告“蒋匪帮为美帝侵略效劳必受惩罚”,朝鲜每年在反美斗争月(6月25日至7月25日)都要声讨美帝侵朝霸台,集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尤其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年年在联大提出中国代表权案,年年捅到台湾当局的痛处。

  4.对海外华侨的争取形成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批海外华侨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我国与绝大多数侨胞的侨居国没有外交关系,侨务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台湾国民党当局则一直视海外侨胞为它的海外“遗产”,设有专门的海外工作部,长期以来进行了大量的感情投资。因此,一当中美大门打开,中日建立邦交,海峡两岸即在此领域迅速展开了新的角逐。台湾国民党当局多年来欺骗宣传中共“消灭中国传统文化”,“文革”又确实“破四旧”“兴无灭资”造成了恶劣影响,不少华侨对中共心存误解和疑虑。针对此种情况,1972年,我国首先复刊的学术性杂志便就是《考古》与《文物》,主要面向海外发行,尼克松、田中角荣访华,我国也以二十五史及楚辞集注相赠,开放故宫和万里长城,并将湖南长沙马王堆重大考古发掘情况拍成电影送往美日放映,还在巴黎、伦敦巡回展出故宫博物字画,引起国际震动。当地华侨睹物思亲,深感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祖国政府重视文化遗产,国民党的歪曲中伤渐渐不攻自破。

  海峡两岸争取海外华侨和学人的直接交锋还在“保钓运动”中。由美国归还琉球群岛予日本竟将钓鱼台列屿划在所谓“归还区域之内”而在留美中国学生中率先兴起的“保钓运动”,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华人的支持和响应,海峡两岸强烈抗议日本,同声谴责美国。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杯弓蛇影,处处提防“共谍渗透”,对各地学生运动严加控制,致使在纽约的游行集会多发生武装冲突,加上时值台湾国民党当局“联合国地位”岌岌可危,对美日低眉软弱,不敢有果断措施,令海外中国留学生极度失望,他们开始举行“野营讨论会”“中国问题讨论会”“中国统一讨论会”,认同、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政府及时增加了海外工作力量,热情宣传介绍国内政策,鼓励他们回祖国参观、旅行、探亲,一些旅日、旅美、旅欧华侨参观团遂接踵而来。1974年亚运会联合总会取消了台湾方面的代表资格,恢复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合法权利,同年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第七届亚运会,我国派出三百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前往参赛,在代表团中,就有旅日台湾省籍运动员曾博雄和黄武雄回北京出征。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海外“遗产”陆续改宗。

  综上所述可见,随着1966年大陆“文革”的爆发,海峡两岸的对抗由军事战场转到了外交战场。尽管这十年也有蒋军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美蒋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等事件,然而总的来讲是真正的冷战了。当然,海峡两岸斗争从来就是军事与外交并重的,但突出外交斗争并一直延续至今,则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二、出现转变的因素

  1.国际形势风云突起,中美苏关系微妙起变

  首先,国际局势险象环生,军事手段和政治谈判皆不现实。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公开化,通过古巴危机,中印边境纷争和美苏英三国部分核武器禁试条约签字等,加深了美苏共存和中苏对立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又对中国的友好努力傲慢无理,中国把希望寄予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亚非拉国家,可是到1965年2月,美国对越南战争扩大,中国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是准备美国把越战扩大到本国,重新编制国防和经济体制?还是在国际上调整同苏联之间的关系?中国选择了既反苏也反美的道路。苏联陈兵百万我北部边境,美国狂轰滥炸我南部邻邦,我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认为“台湾事小,世界事大”,5中国显然更关注国际大格局。对此,周恩来曾明确回答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学者:我们把解决越南和印支问题,而不是台湾或其他的问题放在首位,是因为台湾的现状已经维持了21年,那里并没有发生战事,而越南的情形就不同了,美国不但派军队进行侵略,还扩大了战争。6由于国际环境的险恶比1950年美军入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使得我国对台湾问题无论是武力讨伐还是和平谈判都不可能有大动作。

  其次,中美外交小步舞带动国共斗争舞步。与中国外交两线作战的同时,美苏争霸出现苏攻美守形势,美国急于阻止苏联扩张,中苏边境危机一触即发,中国需要缓解北方压力,国际大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促使中美接近。中美改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台湾当权者的神经,于是因共同抗衡苏联而再次坐到谈判桌边的中美两国代表,其谈判过程,实际上也就成了一块块搬掉拆除横亘在台湾问题上的障碍樊篱过程。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台湾问题上,这也是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页。美国方面强调“不能抛弃老朋友”,周恩来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7很明显,这种谈判,对台湾当局来讲无异于要命。中美两国前台外交的激烈较量程度,也就决定了国共两党后台外交较量的激烈程度。这就像是一个连环套,中美苏三国外交大循环,带动了中美台三方的外交转动。

  2.台湾“外交”占据优势,中共接受外交挑战

  首先,中共需要开创外交新局。海峡两岸之争,中共处于主动,台湾当局一直被牵着鼻子走,中共说打就打,说谈就谈,但海峡两岸打打谈谈十几年,台湾当局不见削弱,反而日形坐大,这除了美国政府的干涉和扶持外,还因为台湾当局在美国朝野有大量的同情份子,特别是以“孔宋家族”和前“飞虎队”为骨干的“中国游说团”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即使到1971年8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还表明5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8台湾当局的支持者“百万人委员会”在其宣传品中强烈要求尼克松总统全力阻止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否则他将失去他的“保守追随者的支持。”华侨中亦有相当部分人“效忠”,东南亚、中南美洲的华侨也影响着所在国的舆论和财政,他们甚至筹巨款“支持政府反攻复国”。这些说明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还有市场,在联合国中尚有不少声音。而当时承认中国的国家苏联、东欧各国、印度等均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我们的盟国如朝鲜、越南又不是联合国成员,其影响非常有限。所以,争取国际承认,赢得朋友,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其次,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外交新攻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自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广交朋友,成效显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略显局促。而经过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美国陷入越战,中法建交,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越来越不谨慎了,强化了已经滋长的“左”的情绪,在外交工作中以美苏划线,又疏远了一些朋友。1965年,中国参加筹组的原定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由于苏联和美国竞相阻挠和挑拨流产了,几个非洲小国也同我国断交,转而支持台湾,紧接着印尼军人政变上台,中国在亚非拉追求团结的外交政策进退维谷。中国外交愈陷于困境,愈趋强硬,“文革”初期,环边境尽怀敌意,虽然还说朋友遍天下,实则是四面树敌。台湾国民党当局乘虚而入,加紧与我交恶的国家眉来眼去,亲派官员去印尼为军政府迫害我使馆人员打气,还以经贸大肆笼络印度当局,企图使关系升格。高天滚滚,万花纷谢。面对这些反共反华勾当,一方面中共予以严重警告,致使不敢公然承认台湾当局外,另一方面也迫使我不得不接受外交挑战。

  由此,海峡两岸关系进入外交较量时期。无庸讳言,对中共来讲,这是被迫转移,就像长征一样,这是战略大退却。它盲然无绪,它举止失措。然而,正是由于从动乱中醒悟,从困顿中反思,中共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以外交受挫始,以外交取胜终。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依然警觉国家的安危,审时度势,放眼世界,小球推动大球,巧妙地将中国送上国际大三角轨道,这在海峡两岸斗争史上不啻是打了一场外交淮海战役。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台湾当局一天天烂下去,这不能不说为新时期我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节 两个鲜明的阶段

  由“不战不和”到“和与拒和”

  “文革”十年,虽然外交斗争贯穿其间,但海峡两岸关系毕竟既没有武力讨伐,也没有政治和谈,这与以往的武力对抗或亦战亦和都有所不同。

  中共于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湾局势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直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改用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为止,其间24年,中共一直坚持的就是这种以武力促和谈的方针。因此,史家又称这一时期为“和平对峙”时期,“文革”十年亦处在这一阶段。然而即使是同一个“和平对峙”时期,前后却有显著差异。前十年(1955-1965),海峡两岸关系是“亦战亦和”,即既有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1962年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华大合唱和1965年的三次海战,也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再呼吁“和为贵”,1957年蒋介石派“立法委员”宋宜山来大陆探听虚实,1965年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归来北京,特别是经曹聚仁先生牵线,1965年双方曾达成六项秘密和谈条件,9故谓之“亦战亦和”阶段。而到“文革”十年(1966-1976),海峡两岸关系则表现为了“由‘不战不和’到‘和与拒和’”的状态。

  一、 不战不和(1966-1970)

  1.剑拔弩张急,两岸无战事

  大陆“文革”爆发,对内砸烂封、资、修,对外埋葬帝、修、反,来势凶猛,横扫一切,周边国家高度戒备。海峡两岸由于绝对敌视,因而一开始便剑拔弩张。岛内立即加强了戒严,大肆肃清所谓共谍。更有甚者,毛泽东1966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握住李宗仁先生的手,特意站在城楼中间对李说:“请多保重,共产党不回忘记你的。”同年12月12日,人们便发现,李宗仁的亲信,国民党原国防部长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他的死至今仍是个迷。10同时,“文革”动乱很快波及港澳,许多反共寓公如张国焘之流等纷纷逃离,国民党害怕失去在港澳的反共基地,不仅一再促请联合国干涉,而且还企图把港英、澳葡当局拖到前台。1967年元月,澳葡当局慑于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压力,同意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澳机构,并禁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士林官邸气急恼怒,又是抗议,又是召回驻葡“代办”,更恶言“惧共媚匪徒招屈辱,香港应引为前车之鉴。”11这时,两岸信誉全无,任何行动都看成了是对自己的挑衅。台湾当局还强化了“动员戡乱时期戒严法”,民众进出境受到严密监控;大陆社会亦不许“四类”份子乱说乱动,一般群众远行也要开具证明。真正是弹上膛,剑出鞘,不待交手,已行交锋。

  然而纵观整个过程,双方不仅没有大动干戈,甚至小规模冲突也适可而止。海峡两岸对峙,到1965年还发生过三次激烈的海战。1965年5月1日,台湾国民党“东江”号巡逻舰被我人民解放军海军击沉,近百名台湾海军人员葬身海底。8月6日,双方再次发生海战,香港出版的《台湾军事强人》评价“八·六”海战:“国民党军被中共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两艘大型炮舰,死伤数百人,为国府海军史上伤亡最重者。”121965年11月13日夜,又有乌丘海战。三次漂亮的海战,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由劣势转为优势。六十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也为了显示反攻大陆的决心,从1962年至1965年,还先后派遣43股武装特务空降登陆闽粤江浙一带,企图建立游击据点,其间谍飞机也不时窜犯华东、华北上空,均被我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歼灭。奇特的是,这些海陆空战斗都止于1965年,大陆“文革”爆发后,尽管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调门升高,却反而不见有所行动,只是对沿海船只进行了一些骚扰,到1969年,这样的骚扰也差不多停止了。唯一表示双方尚处于敌对状态的是中共对金门的隔日炮击,也只打在沙滩上,台湾方面依样照办,回炮也仅落在沙滩上。

  2.台湾心战加强,中共统战停顿

  台湾当局并没有坐失“良机”。国民党退台以来,年复一年地强调“反共复国”的决心,对中共极力诅咒和诋毁,“文革”爆发后,更是亲者痛,仇者快,大造反共舆论,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966年10月,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和《告全国同胞书》,是年底专门发起了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宣称要加强政治反攻,实践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一时,各种反共阵线、反共联合会、行动方案、临时条款,甚嚣尘上;国际反共组织亦卖力紧跟,“世界反共联盟”“南美洲反共联盟”等相继在台北开张营业。这时,大陆乱象和灾难成了岛内传媒的生动素材,《中央日报》天天有反共社论,“自由中国之声”时时广播反毛文章。台湾当局还加紧策动华侨抵制大陆商货,企图促使“大陆经济崩溃”,并指使“敌后工作同志”和“反共救国军”在广州、上海一带造谣滋事,实施破坏活动。蒋介石的“文告”、为他祝寿而铸的纪念章,以及其他所谓灾胞救济物资等等,也不断海漂、空飘大陆,呼风唤雨,鼓噪“反毛的力量联合起来”,号召“反共志士”起义来归,共同“讨逆”。

  可惜,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心战”如同它的“兵战”一样糟糕,起义来归的是国民党的飞行教官,大陆“文革”十年倒没有一架飞机叛逃,台北定期展览的不过是几个偷渡“难民”和极少数逃离香港的文化影人而已。1968年中英香港冲突,台湾国民党当局喧嚷、渗透也没捞到好处,夏梦,石慧、傅奇夫妇等名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在祖国人民一边,与港英当局进行坚决斗争。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分化挑拨处处落空。

  同台湾当局的政治攻势相反,大陆“文革”风起,统战工作实际上完全陷于停顿。1966年国庆社论,对台湾问题只字不提,同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周恩来和宋庆龄讲话也没有谈到国共关系,往后的元旦社论、“五·一”口号,以及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提到台湾皆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空洞口号带过。“文革”曾被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无产阶级领导权,使人民免吃二遍苦,免受二茬罪,它因此当然也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增加,对昔日宿敌国民党便失去了统战依据和兴趣,非但如此,任何统战问题变得不合适宜,全国政协组织瘫痪,民主党派靠边,各级统战部门备受冲击。其成员因其背景复杂成为“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因知识越多越反动,宗教成了精神鸦片,台属侨眷的海外关系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由于大陆内部的统战工作尚受到轻视践踏,与海峡彼岸的和平对话,自然也不会在议事日程里。

  3.各有一本经

  “文革”一开始,两岸出现的这种“不战不和”僵持冷战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中共讲:一方面内顾不暇。“文革”爆发,除了外交接连受挫外,根本原因还在内政上的一系列失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造反夺权”“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等等,以后又有“批陈整风”,台湾问题显然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共当时反帝、防修、反对各国反动派,事实上不以国民党为对手。“文革”十年,《红旗》杂志唯1974年第二期“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蒋介石‘元旦’文告说明什么?”一文抨击蒋介石“尊孔反法”,以台湾国民党当局为论敌。与台湾《中央日报》一、二、三版整版整幅骂毛批共不同,中共《人民日报》充斥版面的是揭露美帝、苏修的战争政策。在中共看来,台湾问题拖了二十年,并没有事,美帝、苏修虎视眈眈,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而且台湾问题不单是一个内部问题,周恩来说:“如果只是一个内部问题,我们自己就能予以解决。”13美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台港问题要同美国谈。美国占据台港,在台湾海峡周围设立“安全”屏障,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深入我领空侦察我援越及核武器研制情况肆无忌惮,直到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停止侵犯时,我国政府的警告已达490多次。因此,中共把火力集中对准美国,美国的手插在哪里,中共的谴责就要追到哪里,在亚非拉对着干。这一点无时不反映出来,即使1969年9月,在欢迎原蒋帮陆军中尉周振德渡海投诚与不久前原蒋帮空军上尉教官黄天明、学员朱京蓉驾机归来的集会上,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的讲话,也是全力谴责美国霸占台湾,侵犯我领海领空;谴责苏修与美帝串通一气,在中苏边境制造流血冲突。14而对于蒋介石集团却并不在话下。显然,由于美蒋的特殊利害关系,中共虽然打的是美国政府,台湾当局免不了要受痛。

  从国民党将:一方面心大力薄。台湾当局唯恐大陆不乱,1966年10月4日,《中央日报》即狂言“匪伪政权崩溃在即,国军反攻必易成功——蒋部长(所谓国防部长蒋经国)促美及时予以我后勤支援,俾消灭毛匪越局亦将迎刃而解。”1969年3月,那位“国防部长”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记者访问时,再一次公开要求美国给予后勤支援。只有武器性能由美国提供尚有优势的国民党当局要反攻拥有原子弹的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的中国,实在是蚍蜉撼树,以卵击石。台湾当局虽然严厉惩处“反攻无望论”,内心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美国支助,它一步也迈不出去。其实,大陆“文革”动乱,是以进攻态势出现的,军队也并无紊乱迹象。尽管国民党屡屡放言:“我已完成必要准备”,“国军反攻,不需要美国参战”,实际上保命为第一要义,台湾当局真正要做的是“密切注意红卫兵之乱”,“提高警觉防匪机再挑衅”。15另一方面,台湾经济正当起飞。从1953年开始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到1964年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结束,台湾经济内部完成了工农业比例调整,由原来以农业为主的内向型经济逐步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1963年出现了出超大于入超,这是台湾光复以来的第一次。1964年第三期经建计划的完成,标志着台湾经济进入人称“经济起飞”时期。1965年至1968年的“第四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现代化”“维持经济稳定”,重点在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改进经济结构。此时大陆突然爆发“文革”,这对台湾当局来讲,简直有如战略计划被偷袭,岛内着着实实紧张了一阵,但当明确感到中共无意攻台时,便幸灾乐祸,一心经营“复兴基地”了。

  应当指出,这一阶段,大陆“文革”席卷全国,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国人痛心,海外华人震惊,党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祖国统一蒙上了新的阴影。相反,海峡彼岸抓住时机,隔岸观火,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民众生活有了改观,拉大了海峡两岸的距离。1970年蒋介石“国庆”文告还不无自鸣得意:“举世彷徨迷惘,唯我安定繁荣。”然而,就在蒋介石说这话的时候,台北青年正摔破酒瓶,徘徊迷茫,台湾何去何从?《大学》杂志、《中国青年》杂志,显山露水,“文字问政”,中美大门砰砰作响,联合国内接纳中国、驱逐蒋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新的时期已经来临。

  二、和与拒和(1971-1976)

  世界进入七十年代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潮流,美国陷于越战不能自拔,内外交困;苏联入侵捷克,成为众矢之的,国际政治体系由两元异质格局变为多元散性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最初几年,“九大”以后,毛泽东打算经过一年左右的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召开“九大”,5月外交部即重新运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打破自我孤立,从改善中小国家间的关系着手,短短时间,取得了节节胜利。1970年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案,中共首次得票高于台湾当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中日建交。这样,在新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跃成为三足鼎立的世界大国。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台湾问题清除了障碍,到1971年底,不仅台湾成了“国际孤儿”,而且由于中美联手牵制苏联也使中国避免了两个拳头出击,缓和了北部边境压力,而这时内政上因林彪阴谋败露叛逃,也消除了最大的隐患,使毛泽东有可能对“文革”再思考。正是中共内政外交上的游刃有余,从而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机新运,加上“保钓运动”在海外华人中兴起的民族认同、回归、统一情绪,于是中共只争朝夕,加快了对台湾国民党的和平统一工作。

  1.中共重新审视,呕心沥血

  首先,调整宣传。中共从内政外交困惑中稍稍脱身,就立即把目光投注到台湾问题上来。1972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以后每逢特殊节日和纪念日,全国政协、侨联、台盟中央都要召开座谈会,廖承志、傅作义均发表讲话,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要台湾国民党当局认清形势,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不要错过为祖国统一大业立功的机会,欢迎他们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保证来去自由。1973年2月3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春节前夕怀念台湾同胞》的通讯文章。1974年,傅作义在纪念台湾省“二·二八”起义二十七周年的座谈会上,以自己的经历恳切辞诚:“我无时不在怀念着由大陆到台湾去的旧日朋友和同事们。”“台湾有些旧日同事死去了,他们有些是我一块扛过日的,我深深怀念他们。”其为祖国统一呼号,为两党合作陈情感人至深,一如抗日传统。与“文革”初期不理睬蒋介石的诅咒不同,现在也适当注意正面批驳蒋介石的诋毁。1974年4月,在欢迎原蒋帮中尉侦察组长吴淼火渡海投诚的集会上,福建前线负责人的讲话也不是大骂美帝苏修了,而是希望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看清前途,不要一误再误。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来自美、日的台籍运动员,以及1975年出席四届人大的10位台湾省籍代表,报纸上都进行了突出报道。同时,亦着重反映大陆海防单位经常在台湾海峡协助遇到风灾、机械失灵的台湾渔民返回台湾的情况。此时,对台湾当局的称谓也多以“蒋集团”代替“蒋匪帮”。特别是南海风云——西沙之战,两岸接近出现契机,我国的外交声明和照会都意味深长地提到“当时的中国政府”,微妙地传达了中国人为中国事同操同守之血脉恒通。

  其次,付诸行动。中共不仅宣传上发生细微变化,而且也切实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各级统战部恢复了活动。同时,从1973年起,恢复了每年春节、“五·一”前夕发布停止炮击金门两天,以示关怀的通告之惯例,恢复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二·二八”起义周年座谈会,还在福州、厦门、漳州等地设立台湾同胞招待所,欢迎台胞前往大陆参观访问。随着毛泽东一再强调安定团结和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条战线逐步走向正轨。特别是当时百废待兴,中共却在文物考古方面花了相当的力气,自1971年7月新华社公布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对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窦绾的两座古墓发掘出两套“金缕玉衣”和制作精巧的“长信宫灯”的重要考古发现后,1972年7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1973年还将其拍成电影送海外放映,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项重大考古发现由新华社向外公布。16当时我国还不可能也没有财力像1979年以后那样,对遭到破坏的名胜古迹进行大规模维修重建,但中共却格外注意文物考古工作,发掘整理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取得丰硕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为其重塑形象所做出的一种努力。与此同时,政治上解放了一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1974年,周恩来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特别关照要邀请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出席;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还非常重视会见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1974年亚运会联合会恢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合法权利,取消台湾方面的代表资格,全国体总曾向台湾省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派运动员到北京参加选拔赛。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国务院根据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4月,中国政府释放了293名最后一批前国民党战犯,并保证他们随时离开或回到大陆的自由,要到台湾去的,给他们足够的路费;同年9月,又释放了144名台湾当局自1962年到1965年派遣到大陆去的特务人员。中共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为化解敌意,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真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仁至义尽。

  第三,广寻门径。为早日统一祖国,中共还透过各种渠道,传话联络,沟通信息。1972年7月23日,香港《南洋商报》披露,中共拟与台湾谈判,并且指出:“台湾归附中央的条件,且将有一段时期才共产主义化,中共并将出资收买在台外商,使其不受损失。”17其实,还在“保钓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国政府就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中展开了旨在“认同、回归、统一”的工作。1971年中美高层开始接触,有关国共谈判的暗示就在美、日传开,斯诺还撰文说他相信人民政府已和台湾官方有接触;18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曾表示愿再跟蒋介石面对面会晤,并试探美国是否可以居间安排。191973年傅作义在纪念“二·二八”起义二十六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为了统一,此刻正是祖国统一的好时机,如果不能立刻正式商谈,派些人来内地看看,探探亲也好,公开也好,不公开也好,一定保密,保证来去自由。”这当然不能看成是他个人的意见。4月份,廖承志访问日本,与华侨代表接触,特别勉励他们加强对台湾军人和政府机关要人的宣传工作。20同年,毛泽东还询问章士钊先生有没有兴趣再次香港一行,章氏“文革”前曾两次为国共合作奔走,于是章先生以九十高龄再次赴港,到香港后,不顾年事已高,立即与各方人士接触,引起海内外人士广泛关注。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越南北南统一,蒋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国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紧迫感。1975年底,香港盘古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由“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宣传手册,它甚至可以说是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其中有一节标题是“从中国大陆解放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台湾解放以后,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和实施的步骤,书中说这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凭空臆测,或许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大陆解放后过渡时期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很注重“过渡”的方法,而且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踏实地发展,就是说,由于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之不同,而造成的地区性的生活程度上之差别,不能靠机械的方式来拉平差距,而应该是通过发挥当地人民的积极性,以及通过地区之间的合作、协调、交流来逐渐缩小差别。书中还强调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台湾解放后的政策时,曾提出三项原则:(1)台湾人民一定会当家作主;(2)台湾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3)台湾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21因此,该书与其说是面向港澳发行,勿宁说是向台湾当局发出的最直接的和谈呼吁。

  2.国民党恶言冷对,保台偏安

  首先,舆论筑堤。对中共的一连串和谈示好,台湾当局不仅紧捂耳朵,并恶语相加。事实上,进入七十年代,蒋介石就预感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0年中国大陆从“文革”混乱中冒出头来,中美跳起外交小步舞,蒋介石便呼吁岛内民众“处变不惊,庄重自强。”1971年10月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马树礼一回到台湾就提醒“注意共匪统战阴谋”。22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共会采取和谈攻势,于是紧筑堤坝,对任何国共和谈主张都大加挞伐。12月,严家淦在接见大陆问题研究会全体代表时特意指出,国共谈判绝无可能。报纸上还像登广告似的时时发表一些反共老手谈不与中共和谈的历史原因的文章和谈话。从1970年到1975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国庆”文告无一例外都是为此定调。老蒋去世,小蒋继起衣钵,指天发誓,继续坚称不与中共谈判。1976年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有记者问蒋经国,最近《朝日新闻》刊登来自北京有关中共与台湾接触之事时,蒋断然否认,指出纯属无稽之谎言,“因为我与中共之间,不是个人恩怨之争,权利之争,而是根本观念和信念之不同。”《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谣言止于智者,事实胜于雄辩。”23

  其次,掷石挥棒。台湾当局为拒和还采取了一些不是化解敌意而是增加敌意的措施。1971年10月,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台湾当局即将蒋“总统”《告全国同胞书》编入高中国文课本,加紧对中小学生进行“心防”教育。这一时期,组织编写的“揭露中共统战阴谋”的书籍不计其数;还纠集岛内八千多名大专院校教授联名发表宣言,纠集国际反共团体发表声明,纠集海外反共侨团游行示威,支持所谓“政府不与毛共谈判”。台湾当局还制定了“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公约,在岛内展开仇共恨共教育。1974年2月,国民党弄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大陆拍摄的丑化中国人民生活的电影《中国》后,如获至宝,台北三家电视台联播,还举办所谓“大陆难胞图片展览”。1974年11月24日,蒋经国还将所谓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公诸于众,说“西安事变完全是共匪一首导演,张学良和杨虎成被共匪玩弄,”“今天中共的欺骗计量,仍然是那时候的一套,不要中了中共的阴谋诡计。”1975年4月,大陆释放全部在押国民党战争罪犯,给他们公民权,能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安排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其中有10名特赦人员要求经香港去台湾,却遭到台湾当局的无理拒绝。蒋经国说:“勿中统战之计,这十个人简直是大军十万。”同年我国释放的1962年到1965年间台湾当局派遣潜赴大陆的全部特务人员有7人要求回台湾,蒋经国仍以中共“不流血解决台湾,对我军民加强心战”24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第三,向下扎根。为求生存,抗拒中共和谈感召,台湾当局最具实质意义的措施是向下扎根,保台偏安。还在大陆“文革”最火爆的时期里,蒋介石就有了以时间换空间、以经济相周旋的思想。经过一连串沉重打击,年迈的蒋介石终于支撑不住而病倒了,虽然他还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宣示“光复大陆”的决心,但谁都知道不过是老先生恋古戏哼台词尔,他现在唯一要斗的是指望蒋“后主”“励精图治”。蒋经国掌门后,“延揽海外人心,提拔青年才俊”,大力推行“革新保台”方针。“革新保台”由知识份子为主体倡言,除了对内政治改革,希望革新图强之外,主张保台已由主动反攻转为消极的自保。1972年6月,蒋经国在“立法院”施政报告中指出,今后对内作到“庄敬自强,巩固反攻复兴基地”,对外切实“操之在我,打破共党之国际统战阴谋”。25所以,正是从这时起,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就同它的求生存、求发展结合起来了。台湾当局在“台独”之路走不得,“和谈统一”之路不愿走的情况下,选择“保台拒和”的道路,刺激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增长的省籍矛盾,但却埋下了分离意识的因子,给祖国统一大业增加了新的难度。

  3.周天寒彻和风冷,和谈风自这里吹

  冰冻三尺,非一时能融。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是其“基本国策”,内外交困,穷途末路,更容易生出复仇顽固心态。而从中共讲,虽然不失时机地再次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干涉内政外交,因此,整个大气候与两个宿敌重新坐下来还极不协调。我国现在算得上是朋友遍天下,内政上毛泽东一再强调安定团结为好,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突破性的进展,可以向台湾也是向美国表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松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环环相连,真正过问台湾问题的精力很有限。由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容忍对“文革”的纠正,所以,对台宣传也“左”风盛行。

  当时,实际上采取的是武力逼和方针,套用历史的说法,还处在“逼蒋抗日”阶段。由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写道:“现在台湾蒋集团所面临的处境,既有天津解放的特点(战争方式),也有北平解放的特点(立足于武力的和平解放方式),只等台湾蒋集团孤立的最后完成,任何一种方式都会随时出现。要打吗?当年的陈长捷不是想着‘固守待援’吗?然而,天津的‘固’却是不堪一击。那么,现在台湾的六十万军队,又挡得住威武雄壮的解放军吗?说到‘待援’,除了美国还有谁来援助?可是,金边及西贡就是在兵临城下时,郎诺及阮文绍两个集团就被他们的主子一脚踢开,而金边和西贡很快而顺利的解放了……蒋集团既得利益阶层,是顽固不化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兵临城下,才有和平谈判的可能……对我们来说,和平解放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武力解放却是客观形势的要求。”26当然,政治斗争,不只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没说什么;不只看前台说什么,更要看后台说什么,但此处毕竟是作为和缓之意提出,听起来却咄咄逼人。同时,行动上虽然恢复了春节、“五·一”发布停止炮击金门的通告,可由于中美尚未建交,美台还有条约义务,中国还不可能宣布停止炮击金门,所以,除了节日,平时两岸还是隔日炮声隆隆,紧张气氛依旧。特别是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政治空气并不宽松,我党的对台召唤主要是通过海外传呼,国内新闻媒体单一,也控制甚严,因此,不仅一般民众,就是相当知识群体也不明白对台政策演进。台湾当局严禁任何人与中共接触,大陆方面也不允许一般人员与之交往,结果统战工作自束手脚,也不足以造势。这也说明,和平统一祖国之路,必须要真正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今天尤其还要强调把经济搞上去。同时,统一祖国,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民族感情、同胞感情问题,要使全民都来关心,使两岸民众增进了解,先达成共识,从而推动双方决策人物最终坐到一起来。

  这一时期的“和风”,是在还没解冻的情况下吹的。尽管如此,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1974年曾有留学欧、美、日的台湾省籍同胞回国参加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亚运会,197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也有数十位由欧、美、日等地台籍同胞组成的代表队参加各项比赛,不少台籍同胞还回国参加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活动。有一部分台湾留美学生还回到祖国大陆定居与工作,1975年12月,原国民党中将李毅先生回到大陆定居。所以,我们应当看到风从这里吹,这里也曾泛起涟漪,1979年后我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实际上已从这里孕育,是自然过度,顺理成章。自1956年8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庄重而诚恳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式以来,我国就一直坚持的是以武力促和谈的方针,即使“文革”风暴袭来,空喊“一定要解放台湾”,也不是如有的文章说的“重提武力解放”,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武力解放口号,何来“重提”?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做出“放弃武力”的承诺,反过来也就是说,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和平解决的主张与愿望。因此,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同时,中共的对台政策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1977年和1978年,“和平解放”与“和平统一”的口号已经在交替使用。我们试比较1957年、1965年和七十年代初三次促和高峰,可以发现,我们党的对台政策在一步一步地日臻完善。1957年提到了自治,可设自治区;271965年强调台湾只交出外交与军权,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说明白了就是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协商;28而1975年的三原则中,明确提出了台湾向社会主义过渡会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29我们还发现,不仅基本方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且具体策略也随着时代的不同有所不同。毛泽东的一贯策略是和谈要以武力作后盾,战场上打得好,桌上才谈得好。1957年后有1958年金门大战,1965年有台海海战。可七十年代初,尽管蒋经国一再恶化空气,中共也只是在宣传上加重语气,而在行动上始终保持克制,我们已经富于耐心,已经在注重培养和谐气氛。陈立夫去年接待“大陆记者访问团”时回忆,他1975年初曾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信息,邀毛泽东赴台北与蒋介石谈判。我们知道陈氏时任台湾“总统”府资政,蒋介石于1975年4月去世,看来蒋先生不愿死在岛上,和谈心切,陈氏竟以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化名在香港公开发表,要毛泽东“效法北伐和抗日两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重开谈判。蒋先生病榻希望把他接回大陆,可是这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都走不动了。这同时说明中共的诚意也确实开始引起了对方的一些呼应。斯人老矣,山河依然。我们也注意到,病重的毛泽东、周恩来这时也决计要使两岸关系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金边、西贡解放,印度支那独立,越南北南统一,中共释放了全部国民党战犯,系统完整地向岛内陈述统一原则,并悄然在全民中开始了舆论心里准备。“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胸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这首歌迅速在全国唱响。人们在学校、在军营、在农村、在工厂噙着热泪高歌,未必意识到两岸关系会有什么突破,但他们一定越来越感到了民族的分离之苦,同胞的切肤之痛,一定觉得台湾越来越近了,再不神秘,再不是禁区,不仅是蒋介石的“巢穴”,而且是一块美丽的宝岛。遗憾的是,两岸关系新时期的来临,要以两党要人的自然生命结束为代价。

  总之,历史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我们不能绕过这一段来谈海峡两岸关系。当然,尽管这次也同前两次一样,都强调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我们不得不指出,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将和平统一祖国作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肯定下来,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停止炮击,停止纪念“二·二八”起义,停止使用“解放”字眼,特别是精辟地阐明“一国两制”方针,使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以,1979年以后虽然看上去还是“和与拒和”,实际上已是“松动缓和”。不过,调整的只是步伐,改变的只是措施,争取和平解决、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方针几十年始终如一。而十年内乱,国无宁日,我们党初衷不改,艰难探索,其呕心沥血,整理发掘,尤为弥足珍贵。

  第三节 三次既斗争又默契高潮

  休戚相关与相去甚远

  海峡两岸之争,非争一城一池,它是一国内部两个敌对阶级的殊死搏斗,是根本的政权之争,双方不共戴天,又都只承认一个中国,这便是问题的全部。因此,海峡两岸斗争这种你死我活,又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斗争性质,始终贯穿于“文革”十年的全过程。而“台独”恃有靠山作乱,外敌亦趁机浑水摸鱼,使得这一时期海峡两岸还曾出现过三次既斗争又默契高潮。

  一、维护一个中国

  1.粉碎“两个中国”阴谋

  中国只是发生了革命,而不是分裂为两个国家。可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千方百计试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蒋家王朝还在逃台途中,美国就开始蓄谋。但是,“西方关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受到毛泽东到蒋介石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谴责。”

  随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外交的空前活跃,联合国内要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企图,也更加紧锣密鼓,于是正处在你死我活作外交总决战的海峡两岸,这一时期亦表现出了惊人的默契,无论是来自何种背景的“两个中国”的提议,两岸都口诛笔伐,同声谴责。1966年11月23、25日,我国《人民日报》连续发文:《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妄图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两个中国’的阴谋必定破产》《加外长公开鼓吹‘两个中国’方案》;同样,台湾《中央日报》11月23日和24日也分别发表文章:《俄对牵匪案并不热心支持,匪报指六国提案系美国在幕后主使》《坚决反对为‘两个中国’铺路》《反对意大利等六国提案》。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当局通过报道中共指责美国幕后主使,谴责了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企图。在涉及到民族利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两岸都小心翼翼,避免授人以柄,决不给外人以空子钻。这种默契配合到七十年代初,双方越短兵相接,表现得越明显。在当时,比起中共的坚决态度来,台湾当局的态度更为关键。“坚持一个中国”是国民党能够苟延残喘的根本,如果在这个立场上后退,那么它“立足”的最后一点“依据”也没有了。台湾当局还想“反攻复国”,因而它反对“两个中国”是真的。它甚至还抗议他国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前“驻美大使”叶公超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被蒋介石立即召回,从此再也不让其担任任何实际工作。“身为监察委员的曹德宜,竟倡言放弃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国策……本党已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唯独国人亦附和‘两个中国’之谬说,那真是国家民族的罪人,革命队伍的败类了。”台湾《中央日报》社论又宣判了一位主张“两个中国”的国民党高官的政治死刑。30周恩来说:“蒋介石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亦反对一个中国一个独立的台湾实体。过去,我们同蒋介石联合过,后来我们反对他,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点。只能有一个中国。”31这是确切的。

  2.国共双方不共戴天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然而出发点却大相径庭。1971年8月4日新华社斥美国国务卿罗洁斯的声明和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罗洁斯口口声声说的什么‘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指的就是中国人民早已唾弃的蒋介石集团,这正是美帝国主义用武装力量霸占了我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所一手制造出来的。”“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而1971年9月台湾“外交部长”会见罗洁斯时则指出:“所谓‘两个中国’方案,是匪夷所思。”“我对于任何‘两个中国’的安排,与任何排我纳匪的诡计,自始至终坚决反对,予以彻底粉碎,在过去是如此,在共匪未灭、大陆尚未光复之时,亦必然是如此。”32这是国民党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可见,海峡两岸虽异口同声谴责“两个中国”阴谋,然口诛笔伐,皆以对方为靶。台湾当局反对“两个中国”,阻止中国入会;中共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当局必须滚出来。对台湾当局是“汉贼不两立”,在中共则是台湾地位远比联合国席位重要。这里是排他的,不可兼容的。所以,反对“两个中国”就是反对对方的存在,也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一切斗争,无论是战略还是策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皆以此为准。

  下面两个例子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海峡两岸这种在反对“两个中国”和矢志反对对方上的位阶选择。1971年4月,我国射箭协会郑重申明退出国际射箭联合会,乃在谴责国际射联接纳台湾代表,制造“两个中国”,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不断宣布与他国“断交”,也为反对他国承认中共,不搞“两个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曾向周恩来提供了一份邀请中方访美名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啦!我或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33同年9月,台日“断交”,与一个重要的大国没有“官方关系”,台湾当局便退却了,在日本开设办事处,搞起实质外交来。因此,可以说,海峡两岸有你无我、你进我出、你死我活这种“零和定律”似的博弈,构成了双方斗争的主调和基点。

  二、反对分裂国土

  1.“台独”孽子同声喊打

  “文革”时期,台海两岸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台独”主张又猖獗起来。“台独”活动发端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前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策动诱惑少数台籍人士,企图阻止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实现台湾“独立”。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厉查办,一批“台独”份子被捕入狱,岛内“台独”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份子对台湾一直怀有野心,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一方面极力为台湾国民党政权输血打气,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方面也以“台独”牵制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永久分裂台湾。对于美日策划“台湾独立”阴谋,海峡两岸始终予以坚决揭露和严厉痛击,致使“台独”成了“过街老鼠”。

  然而,六十年代初,海外“台独”活动中心开始由日本向美国转移。1970年,“台独”教父彭明敏在美国情报局策划协助下潜离台湾转赴美国,海外“台独”活动又甚嚣尘上。同年,海外各地“台独”组织即在纽约成立“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并在加拿大、欧洲、南美、日本等地设分部,宣扬“台独”主张,以推翻国民党政权、防止中共武力解放台湾、建立台湾“自由独立国家”为其战略目标,到处制造恐怖事件。他们先后爆炸“中央日报社”“联合报社”,在美国集会、游行、示威,1970年4月,还在纽约制造刺杀蒋经国未遂事件。

  面对“台独”份子又一轮兴风作浪和国际恶势力的推波助澜,国共两党再一次相互声援,同讨共诛。中共尤其对美日严加提防,周恩来多次对来访的美国人指出:“事情已经起了一些转变,在这期间某国已经开始孕育了野心,这是相当明显的。”34时值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我国抓住此事不放,毫不留情地揭露美日觊觎台湾的野心。周恩来在另一场合对来访的美国人说道:“我们坚决反对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除此之外,‘台湾独立运动’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的运动,是由外国势力在幕后策动的,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彭明敏,本来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到台湾当教授,现在他又到美国去了,他们还有人在日本,他们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35这样,通过不断提醒美日,从而表明中国对此事的严重关注。不仅如此,当1971年“台独”份子在美国大肆进行针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外交人员”的示威、游行、集会时,《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态度鲜明,措辞严厉:《‘台独’份子在纽约演出‘示威’丑剧》《日本妄图染指我台湾省,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台独’份子又在上演‘示威’丑剧》。其时,国共交锋已到白热化,但中共爱憎分明,对“台独”份子的怒斥掷地有声。

  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可以说处在前沿阵地。国民党视“台独”为非法,禁止他们的活动,捣毁他们的场所,对“台独”份子严刑重处,对美日分裂中国的舆论进行坚决驳斥。1971年3月,台湾当局逮捕并驱逐了和“台独”份子有联系的美国传教土;1972年3月,将鼓吹“台湾自决”的基督教长老会所属的台湾神学院代院长丹尼尔·比里驱逐出境。对“台独”份子也施加影响,除对少数“台独”头目通缉、对个别“台独”组织宣布为叛乱组织外,对其余组织及成员均采取安抚招降手段,促使其“台独”临时政府垮台。同时,在具体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71年7月20日,台湾当局“内政部”决定:“凡是现住在台湾地区人口,不论何时来台,均应在户口籍簿上增加祖籍一栏。”36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解冻,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台独”都受到重创,于是“台独”份子趁台湾当局“外交”孤立、“创巨痛深”之机,又溜回岛内,鼓吹“住民自决”“台湾自保”。台湾当局在万分窘迫的境地下,仍坚持统一立场,通过领导人表态、讲话震慑“台独”份子,呼吁群众反对“台独”暴力行为,发动官员、“民意代表”撰文批判“台独”思想,发动海外学者指陈“台独”势力在海外的丑行。37报纸、电台还加强对祖国历史、文化、物产、地理等等的介绍,乡土文学、爱国主义文学因之兴起,民众乡愁情绪日浓。正是由于两岸同声喊打,决不姑息,才使得这一时期的“台独”势力难有所为。

  2.你死我活敌人亦敌

  然而,台湾当局对中共恨之入骨。它虽然视“台独”为心腹之患,但却将其与中共相提并论,同骂为汉奸卖国贼,甚至认为“台独”得到中共支持,说“今天海外几个人所搞的‘台独’,就等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前的‘民主同盟’,两者同为共党用以夺取政权的最佳工具。”38按照台湾当局的逻辑,“台独”尚可争取,犹中共不共戴天。于是,报纸上不时宣传某“台独”份子“受总统感召,返国参加反共复国大业。”早期的“台独”头目廖文毅招降回台被聘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期的辜宽敏、邱永汉等也纷纷加入台湾统治集团,与蒋家势力合流。

  中共一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但是也认为:“只有台湾人与大陆人一起联合起来打到蒋集团,才是正本清源之道。”39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想法,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一种无根的幻想,幻想以省籍矛盾来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不是从本质上来看问题,把统治阶级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省籍矛盾,是肤浅的、错误的,蒋集团绝不能代表大陆人民,而是大陆人民的死敌,所以必须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中共从这一原则出发,因此主张对“台独”份子和受“台独”思想影响的台湾同胞区别对待,采取同他们商量,以理论打破其主张的态度,除非首恶份子,如有意回祖国参观的,可予以考虑,增强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由此看来,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台独”为了保住蒋家政权,而中共的“正本清源之道”在打到蒋集团。国共宿敌,大异其趣。

  三、烽烟中的默契

  1.万里疆涛赖情天

  六七十年代,海峡两岸外交决战,孽子谋反,外敌又虎视眈眈,先是美日交易我钓鱼台列岛,继之,南海周边小国又蠢蠢欲动。

  钓鱼岛是台湾东北方无人居住的资源很丰富的8个小岛的统称,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争议。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将东海、黄海、渤海等大陆架地层可能蕴有石油的勘察结果公布以后,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钓鱼岛群岛享有主权的宣言。1970年8月12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宣称:“钓鱼台列岛是琉球群岛一部分”,“美国政府决定归还日本”。9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众议院发言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台群岛)属于日本,关于其领土主权,是不同任何政府讨论的问题。”

  在列强交易,肆行诈骗关头,海峡两岸义不容辞,再一次同仇敌忾。1970年8月15日,国民党“监察院”会议即通过决议请“政府”对日本所提无理要求坚守立场,严予驳斥。台湾“外交部”也一再发表声明指“钓鱼台岛屿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40不满美国擅自将琉球群岛交予日本,并坚决反对美日间转移钓鱼台列岛。我国政府更是一开始即表明了坚决的态度,《人民日报》发表《绝不允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海底资源》的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台湾岛及其所属岛屿,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他人染指。”美日两国的挑衅激起了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留美中国台湾学生为主力的波及英国、香港的“保钓运动”。197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支持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领土要求。次日,台湾“外交部”对此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将这些岛屿交予日本。与此同时,“保钓运动”进入高潮。美、日政府置中国人民要求于不顾,竟于6月17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同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我国此时由于与美、日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采取外交行动。但是我国的揭露、抗议之声最为有力,指名道姓,剥尽画皮。如:《日本佐藤反动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侵吞我钓鱼岛等岛屿罪恶计划》《佐藤政府玩弄妄图侵吞我钓鱼岛新花招》《中曾根叫嚣要把我国领土钓鱼岛划进‘日本的防卫网内’》《肮脏的交易,无耻的骗局》。4112月31日,我国外交部重申冲绳归还协定钓鱼岛屿划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1972年5月13日,留美中国学生千余人再次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日政府行径。尽管“保钓运动”终究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然而它却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民族传统和爱国精神,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只有中国统一才能真正强大、领土主权才有根本保障,于是“保钓运动”随后步入“统一运动”。

  紧接着“保钓运动”,海峡两岸又同时面对东南亚几个小国对我南海诸岛的觊觎蚕食。南沙群岛同钓鱼岛列岛一样,历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冲击世界,世界各国加紧了能源的开发和争夺,中国南海丰富的石油和海底矿藏使不少国家垂涎,南海沿岸几个国家对南海诸岛的野心因而更加膨胀,中国南海诸岛,特别是南沙群岛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但是两岸以不同的方式再一次回击了这些挑战。

  1973年9月,南越阮文绍政府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岛、太平岛等岛屿划归越南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8日,台湾当局发表正式声明:“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其主权不容置疑。”但是声明未能阻止南越对南沙诸岛的侵略,我国政府的抗议也被南越置之不理。于是,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严惩了入侵西沙群岛的西贡越军,重新收复了西沙群岛。1月20日,我外交部又发表声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沙群岛同其他南海诸岛一样,已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正式接收。”42南越在西沙的侵略失败后,转而对南沙群岛下手,1974年2月连续在南沙的南小岛及其附近七个岛屿登陆。2月4日台湾当局正式向南越提出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提出抗议,申明在必要时中国政府会像在西沙群岛那样采取自卫行动。由于我们离南沙太远,没有现存岛礁可供守卫,南沙群岛又住有国民党军队,为避免不必要的国共冲突,致使外敌坐收渔人之利,因而没有派军队到南沙,但台湾当局鉴于形势紧张,派遣了四艘军舰进入南沙群岛水域,以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这时只要细心一点,便可证实我们先前的观点:中共此时正在展开的和谈攻势是有微妙效果的。中国不顾越南在苏联操纵下正离心亲苏,毅然出击南越,实际上是在民族立场上大前进一步,且声明中一再提到“这是所有中国人都承认了的。”台湾当局比起在“钓运”基础上也前进了一步。1974年2月18日《中央日报》社论尽管提到南越与台湾是“反共盟国”,但却同时表示:“凡关主权与领土问题,乃立国之本,决无退缩回避之余地,”“任何人要侵略我疆界,犯我主权,我军队将以血战到底的决心,为民族荣誉而战,与国土共存亡。”尤其是社论还强调:“至于毛共之盘踞西沙,乃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这里不仅没有用惯常的“共匪”字眼,换用“毛共”代指大陆,而且主动把海峡两岸关于南海诸岛的不同要求视为“内政问题”,这对台湾当局来说非同寻常。我国过去从东海到南海要绕过台湾海峡,西沙之战时,“成都”“昆明”“贵阳”“衡阳”号舰试图穿过海峡,台湾“国防部”急报正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蒋氏在病中也密切注视着西沙之战,说:“西沙战事紧啦。”43于是台湾“国防部”心领神会,没有发难不说,还打开探照灯引航,使我舰艇顺利通过。这些亦再次说明海峡两岸在关系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能够保持一种默契的。

  2.行舟逆水还恨海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了国民党在仇共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多么固执。

  “保钓运动”中,台湾当局就扮演得不太光彩。适逢联合国“代表权”危机的台湾当局唯恐日本立场改变影响席次,“因此,仅止于‘声明’对抗日本行动”,对已经发动起来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没有料到“事态的严重性,”也给予了诸多牵制。正因为心中有鬼,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使海外学人大失所望,也使得国民党当局多年苦心经营的“海外工作几乎全面崩溃”。1971年11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共匪‘钓运’阴谋败露——知识分子及早警觉》还诬称:“记得去秋‘钓运’发生之初,我们因见其利用爱国青年的纯正热情,在知识分子群众中实行‘拉打’、‘转化’、并进而促进‘质变’的卑鄙操纵勾当,正与抗战之前共匪在大路上所策动的抗日‘学运’如出一辙,因此我们一再为文提醒留学生勿蹈覆辙。”

  在南海风云中,台湾当局对所谓的“反共盟邦”南越、菲律宾等侵略行径,也多采取了容忍态度,不仅没有采取自卫行动,而且当时南越实际上行将寿终正寝(一年后,北越就解放了南越),台湾国民党当局惺惺惜惺惺,还在供应它军用物资。

  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自然也表示了极度的鄙视。1971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一文指出:“在侵吞我国领土的这一国际阴谋中,蒋介石匪帮扮演着一个可耻的角色。这一伙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政治僵尸,无耻地出卖我国的领土主权和资源,他们一方面不得不表示‘不能同意’钓鱼岛列屿属于日本,另一方面则继续策划勾结日、朴,‘合作开发’这个地区的海底资源,并且对日本的横蛮行径,低声下气,奴颜婢膝,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中国人民决不饶恕蒋介石匪帮的卖国罪行。”1974年4月4日我国代表在亚洲及远东经委会会议上发言重申:“台湾蒋介石集团同任何国家、任何国际组织或外国公私企业签订的一切有关勘察和开发我国海底资源的协议和合同,统统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众所周知,蒋介石集团是一小撮民族败类,早已为中国人民所唾弃。”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海峡两岸既休戚与共,又相去甚远。幸运的是,“文革”十年失去了机会,也提供了机会,两岸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全面检验。蒋介石以“不是敌人,便是同志”相募招,处处显示与中共不可回旋。中共虽不以台湾当局为对手,但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指示,这一时期也最充分、最集中地体现了出来。两岸关系可以说窒息到极点。然而正是这一切,使得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三次默契配合显得更为难得。尽管国共双方在阶级斗争上不可调和,但从三次小合作中,我们分明能够隐约地感到那冰点下奔突的浓似血水般的民族亲情的热流。

  第四节 启示与影响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对峙僵持,仇隙与默契都发挥到极点,这在国共关系史上非常独特,在世界各国政党关系中也非常鲜见。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  深刻的启示

  1.海峡两岸对祖国统一无时或忘,“因而总会找到一个方法”

  中共“文革”时期不以台湾当局为对手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一直对敌人很重视。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国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立场。44中美一百多次大使级会谈都是在台湾问题上触礁,可见其在中共心中的位置。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公报》前夕,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份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45而且我们发现,“文革”尽管无暇顾及台湾,《人民日报》仍几乎平均每月有一篇关于台湾方面的报道,虽然是揭露美蒋的黑暗统治,却不难看出中共的细心。可以说“文革”对内极“左”,对台湾问题却留有相当大的余地,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把握着方向,因此在政策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开列的受到保护的十几位名人几乎都是在国民党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971年,蒋介石北伐时期的夫人陈洁茹在香港病逝,周恩来即迅速指示上海方面让蒋瑶光(蒋陈的养女)赴港奔丧,陈逝前一直是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46 “文革”各地文物古迹受到严重破坏,然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蒋氏故里免受冲击;1972年形势稍有好转,周恩来就责成有关部门查找归还了蒋介石夫妇赠送给杜聿明夫妇的铜床。作为为政者,国民党当局不能不清楚“文革”主要是中共的内政,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中共所能作的一切,不能不引起对方的思量,它从另一发面传达了中共的决心和殷殷期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陈立夫后期的主动行动便不感到费解。

  同时,蒋介石日复一日宣称“反共复国”虽不自量力,但要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是真实的。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党章、“宪法”、文告、讲话里,而且从整个舆论导向都可以看出这种情绪。比如报上就有这样的通讯报道:“百岁人瑞苏陈笑,子孙有多少算也算不清,老年发宏愿到大陆看看。”国民党无时或忘回归大陆,官方是这么灌输的,民众也是这样想的。台湾当局始终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也始终没有单方面参加过东南亚几个小国举行的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的会议,认为是不能谈的。正是由于有这些原因,两岸之间才有可能始终保持某种默契。周恩来说:“过去,我们同蒋介石联合过,后来我们反对他,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点,只能有一个中国。因而总会找到一个办法。”47

  2.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从十年“文革”海峡两岸关系窥管,我们再一次领会到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道理。两岸成仇,互为犄角,很显然地不仅牵制了对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贻误了自己的发展和进步。“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造成全民族大灾难,难道就没有与海峡彼岸活生生的阶级敌人天天叫嚣“反共复国”有关吗?台湾当局时刻胆颤心惊,求日本靠美国,难道能有健全的发展吗?我们相互视若仇雠,外敌却骑墙窃笑,结果不但美日交易钓鱼台群岛,而且东南亚小国也敢哄抢南海大小岛屿。而相反,我们发出同一个声音,筑起新的长城,则是另一幅情形,不仅东南亚小国噤若寒蝉,而且美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两个中国”阴谋不过枉费心机,“台独”势力也只有向隅而泣。因此我们应当吸取经验接受教训,这同时也是为两党几十年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3.国民党反共泥潭陷得太深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

  国民党虽然坚持民族主义,坚持一个中国,但不言而喻,与中共主张的一个中国南辕北辙。“江山如画,枕戈待旦”,这是台湾《中央日报》常出现的专栏标题,也许这能完整地反映国民党的全部想法,它的统一祖国是以“光复”为前提的。蒋氏至死不渝统一中国,为此他要“矢志消灭中共政权”,这就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宣扬的“反共必须爱国,爱国必须反共”。国民党始终以正统、法统自居,非这样不能生存,因而举起“统一”这面大旗同时也成了与中共斗争的一种手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国民党“卧薪尝胆”,“不忘在莒”,封建历史包袱厚重,作为失败者,偏执不悟,骨子里浸透了“防敌胜于防寇”的反动毒素,甚至国民党当局“反共抗俄”,因中苏之争,国民党当局更讥中共;1971年印巴战争,因中巴接近,国民党当局便偏印度,并不考虑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立场。1972年7月南北朝鲜同时宣布达成终止双方敌对态势协议,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天即讨论坚定“反共国策”,绝不受任何外来影响。48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国民党的对抗与顽冥。1971年台湾当局联合国“席位”真正不保时,在你进我出的问题上,沈剑虹回忆“总统不语”,台湾“外交部”的声明也暧昧了,以后便加紧实施“革新保台”,开展“实质外交”。1979年中美建交,蒋经国在同美国的善后谈判中,坚持要以官方对官方签订协议,美国不允,最后折衷,台湾当局单方面宣布为官方签订,49这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大大后退。所以,国共几十年的斗争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严肃的政治,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  深远的影响

  1.两岸距离拉大,增加了统一的难度

  首先,拉大了心理距离。“文革”十年,两岸之间无论是民众的完全隔离,还是两党的外交决战,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痕迹都不啻是又一次“十年内战”或“解放战争”。一方面,统战对心战,广播对空飘,起义来归与渡海叛逃,不许接触与不许收听敌台,大陆上揪叛徒、抓特务,有海外关系的受到歧视;在岛内查“异端”书籍、禁“八路”电车,有共谍嫌疑的立即正法。这种人为的紧张空气,加深了两岸敌意,留下了心灵创伤,给祖国统一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海峡彼岸的“上流”人士讲,没齿难忘的还不在绝对敌视,那不过是互斗双方用力的变量,最最“创深痛巨”的是外交的白刃进逼,是落泊成“国际孤儿”,这很能使国民党感情用事,台湾当局今天对和谈的抵触很大一部份源于此。所以,这十年的两岸关系于官于民都拉大了两岸的距离。

  其次,拉大了经济差距。“文革”对于中共的最大失误莫过于经济的停滞,而台湾恰恰抓住这十年实现经济起飞,跻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两岸经济出现的这种反差,给台湾回归祖国造成了新的障碍。还在“文革”初期,蒋介石瞅准大陆动乱便萌生了以时间换空间、以经济相周旋的战略,大力发展经济。七十年代初,中共一再呼吁和谈,频频解惑示好,台湾当局就使出了这一招。1971年严家淦宣示国共和谈断无可能时就提出了国际贸易问题,认为台湾每一个人的贸易量等于大陆上每一个人的五十倍,大肆声张它的经济奇迹,特别鼓吹它的十大建设成就是其“反共复国”取得成功的三大保证之一。八十年代,台湾更是炫耀它的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孙运璇说:“没有台湾问题,只有大陆问题。”郝柏村更言:“目前中共没有谈统一的资格。”从而打经济牌,以经济差距作为拒和的借口。因此,“文革”十年不仅加深了两岸的敌对隔阂,而且也造成了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凡此种种,拉大了两岸的距离,给统一祖国增加了难度。

  2.酝酿了新机,为和平统一祖国铺设了道路

  说“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拉大了两岸的距离,并不一定是说就拉长了统一的距离。

  首先,外交启开了新局。两岸僵持了二十多年,此消彼长,无有进展,中共外交取胜,两岸关系根本易位,终于打破了这种局面,这对祖国统一进程无论如何是促进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台湾国民党当局真正放弃武力反攻的妄想正是在这期间,从此只有被动招架,消极应变。而中共也正是从此更从容、更自如,认准了突破僵局的契机,于是围点打援,先将台湾当局的一个个“邦交国”争取过来,使其孤立,重点作美日工作,以突破最大障碍。当然,“文革”本身给外交带来了破坏,没有“文革”,我们的外交会更有成就,我们的工作会好做得多。但是中共毕竟于此时开始从外交战线探索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路。从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后,中共就很少有大型反美集会了,对台湾当局也开始表现出了新的姿态。这种外交战与统战工作同时进行的策略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今天仍然是采取的这种策略。而且还应看到,只有我们主动灵活,占尽优势,才可能有后来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其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文革”千头万绪,无暇顾及台湾问题,但却时时提醒,千篇一律地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逼使台湾当局也千篇一律强调要“光复大陆”的决心,这就使得海峡两岸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坚持统一,不许分裂。”双方的这种统一之声,在两岸完全隔绝的年代,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正由于此,在两岸都有可能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新形势下,统一祖国的问题就切实而顺理成章摆在了两岸面前,台湾当局责无旁贷,自然也推卸不得。即使今天国民党内“独台”份子有“独立”这个心,也开不了这个口,就是开了这个口,想方设法自圆其说,也不敢有这个胆,中国是一个整体,祖国必须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两岸人心。这就使和平统一工作首先奠定在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使我们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同时,中共“文革”处处失控,但比较起来对台工作却有分寸,甚至可以说格外用心。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中共外交有建树,内政稍缓和,和平统一工作已经有所推进,中共不仅调整了宣传,采取了具体措施,还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信息,并且也确实开始引起了对方的回应。因此,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在这时已经上路起步,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开端。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文革”勾起了旧仇,增加了两岸统一的难度,而这十年却酝酿了新机,为和平统一祖国铺设了道路。

  国共两党几十年聚散亲仇的历史,如同奔腾浩荡的长江大河,或恬恬徐缓,或惊涛拍岸,“文革”十年便是几处急流险滩中的一段,且将是最后的一段,从六十年代初的“亦战亦和”,到1979年以后的“松动缓和”,中间经过“不战不和到和与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在这里拐弯。今天坚冰已经打破,不通邮而通信、不通航而通行、不通商而通货的准三通渠道已经开通,汪辜会谈的准官方接触也已实现,尤其是去年台湾当局“宪政改革”,从“宪法”上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使两岸关系能够开始在良性的基础上发展。不过,随之而来,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台湾化色彩也日益明显,所谓“台湾优先论”“命运共同体论”,增加了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复杂变数。现在,台湾当局实际上采取的是拖中待变、拖中待援战术,以为这样首先可以暂时避免与民进党的“统独”之争;其次可以维持国际间的平衡,台湾维持现状,日本与美国都无须烦恼,中共也不会即刻有动作;再次就国民党内部问题而言,维持现状也是一种解决办法。然而,统一祖国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的迫切愿望,台湾当局三心二意,心不在焉,长此以往必成众矢之的,为全民唾之,“十四”大后的国民党发生分裂即是警号。而且,世界经济在向集团化、区域化发展,台湾不可能游离于外,随着两岸经济日益胶着钳住,同胞血浓于水毕竟难解难分,加上港澳回归祖国的迫近,台湾当局怎一个“拖”字了得?台湾当局反对“一国两制”方针,而今强调“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多年来最大的顾虑、最大的心结在害怕沦为地方政权,吃亏不惠。历次合作,中共皆登高而呼,为民族大义委曲求全,国民党则总是囿于一己私利不能自拔,实国民党不慧也。中共领导人一再表明,只要到谈判桌上来,除了独立,什么都可讨论。究竟哪些可以讨论,这是中共的底牌,当然不会轻易示人。既然和谈统一,总会谈到双方都能满意的程度才会统一,到时双方拥有一个名字,在同一面旗帜下,唱着同一首歌,也就不会存在什么“政权矮化”“吃亏不惠”的问题。

  东亚开化中华早。

  我国是亚洲第一个迎接共和黎明的国家。本世纪初,孙中山率先在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可是很快帝制复辟,军阀割据;蒋介石的第二共和国,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致外敌入侵,四分五裂;只有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遗憾的是,台湾却孤悬东南一隅。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下一个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确,谁能说中国不会在下一个世纪伊始又创造一个世界第一呢?这里的太阳最早升起,这里的文明最早出现,这里的土地养育最多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轮朝日就是我们共和国“一国两制”统一复兴的曙光。

  注释:

  1参考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关系通史》P106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外交部分)》,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

  2参考约翰·埃里希曼《中美建交前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周恩来指挥中国特工‘策反’尼克松内幕》,吴江雄编《内幕追踪看中国看世界A卷》P4,湖南地图出版社,1993年9月。

  3参见熊志勇《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P183,人民出版社。

  4《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P46,(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5参考陈贵斌编著《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下)》P1374,辽宁出版社,1992年;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7,(港)全时出版社,1989年。

  6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中美关系面面观》P45-46,(港)七十年代月刊编印,1971年。

  7见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7。

  8参见熊志勇《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同上,P173。

  9陈敦德《国共未能实现的第三次握手》,见《港台信息报》,1993年6月15日。

  10陈敦德《归根——李宗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P149、151,解放军出版社。

  11(台)《中央日报》,1967年1月2日。

  12转引自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关系通史》P1009-1010。

  13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同上,P44。

  14见《人民日报》,1969年9月1日。

  15(台)《中央日报》,1967年1月14日。

  16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年文化艺术部分》。

  17见蔡政文、林嘉诚《台海两岸政治关系》P22,(台)“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1989年。

  18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同上,P43。

  19《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P86。

  20汪兆华《中共对台统战战略之研究》P51,(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

  21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55,(港)盘古出版社,1975年。

  22(台)《中央日报》,1971年11月8日。

  23(台)《中央日报》,1971年11月10日。

  24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P157,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81,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复印。

  26转引自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36-137,同上。

  27参见蔡政文、林嘉诚《台海两岸政治关系》P19-20。

  28陈敦德《国共未能实现的第三次握手》,见《港台信息报》,1993年6月15日。

  29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55, 同上。

  30台湾“国防”研究院图书馆剪报资料《两个中国》P108,(台)天一出版社。

  31美国《纽约日报》助理总编西摩·托平《周恩来谈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面面观》P21。

  32台湾“国防”研究院图书馆剪报资料《两个中国》P108,(台)天一出版社。

  33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82。

  34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同上,P44。

  35同上,P37。

  36《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74。

  37参见宋春、于文藻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P196-197,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38(台)谢传圣《大阴谋:共匪统战颠覆实录》,P57。

  39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45,同上。

  40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P144,同上;《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1970年、1971年)。

  41《人民日报》1971年5月1日、17日、26日,6月20日。

  42参见陈泽华《对立中的共识——论国共两党共同维护我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国共关系研究》P499-501,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43《1949-1966中共对台作战》P67,西安出版社,1993年10月。

  44见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6。

  45同上P273。

  46《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茹回忆录(全译本)》P279,团结出版社;《蒋介石婚姻纪实》P252,东南大学出版社。

  47美国《纽约日报》助理总编西摩·托平《周恩来谈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面面观》P21。

  48《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82。

  49参见熊志勇《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同上,P178-179。

  参考文献

  一、  报纸:

  1.《人民日报》1955、1957、1958、1962、1965——1979。

  2.台湾《中央日报》1966——1976。

  二、资料:

  1.《红旗》杂志1966——1976。

  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66年——197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1980年6月。

  3.(台)《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二)(三)》,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复印本。

  4.(台)《革命文献(第70卷、71卷)》,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复印本。

  三、著作:

  1.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关系通史》

  2.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宋春、于文藻主编《中国国民党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1月。

  5.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9》,新华出版社,1992年6月。

  7.《国共关系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8.李良志、王顺生《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9.张铁男、宋春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全国第四届国共关系史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0.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所三局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五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11.《新编中国现代史(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茅家琦主编《台湾30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14.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港)盘古出版社,1975年。

  15.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港)全时出版社,1989年。

  16.《中美关系面面观》,(港)七十年代月刊编印,1971年。

  17.(港)齐辛《六十年代的回顾》,七十年代杂志社。

  18.《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9.(台)谢传圣《大阴谋:共匪统战颠覆实录》。

  20.蔡政文、林嘉诚《台湾两岸政治关系》,(台)“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1989年。

  21.《中共对台政策与民进党看法》,(台)风云丛书138。

  22.张鼎昌《中国大陆研究丛书 战后中共‘和平民主统一战线’》,(台)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

  23.翟文伯、魏萼主编《中国:和平统一的道路?》,(台)前景出版社印行,1990年。

  附记:

  对于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影响,“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比起历史上的几次内战,更容易被人们提及,然而学术界却少有人提及。人有问余者,亦多作诧然状。可是,绕过了这一关键时期,无论是从总结经验还是从总结教训讲,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基于以上原因思考,于是有了本文的选题。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以详实的史料、实事求是的评论和体例上的尽可能不落窠臼来弥补理论上的贫血,无奈水平有限,不能慰藉前辈师长辛勤培育和期待之万一。

  …………

  我在“天堂”里读书,在“地狱”里求学,我身后有一座山,一座山,一座山……

  胡争上

  1993年12月7日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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