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幸福何在？——与青年们谈心
青年朋友们，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曾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兴过，也为失去生活目标而感到痛苦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生活中的曲折，我对幸福的认识也一步步地加深了。
我192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兄妹三个养大的。我的母亲是美国一位较出名的教育家，她那新颖的教育方法，使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气的环境中。母亲反对填鸭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她说教育的任务不只是培养记忆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思考能力。让孩子们死背书本，考试时再一口一口吐出来，这和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她还说“人不只有脑，还有两只手，要让学生全面发展，使他们懂得同时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她认为要真正学得快，记得牢，就要自己干，她强调在干的过程中学习。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学习生活。那时母亲是我的班主任。她让我们干一件大事：每人盖一间自己可住的小木房(我们那里的房子都是木头的)。她先带着我们这群城里的孩子参观别人住的房子，然后每人按自己设计的式样动手钉小房子。她还弄来一只羊，让我们自己喂养、剪毛，再把毛捻成线织地毯。我们自己钉桌椅、装电灯，连吃饭的碗也要我们自己从和泥开始把它烧成。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习的操场上，那里有“商业区”、“居民区”和“郊区”，我的小房子在郊区，是一个美国农民家庭的式样，可以养羊。这一年我们好像玩耍一般非常有趣地学了房屋建筑、纺织、畜牧、烧瓷、安电灯等一系列学科的一般常识。在暑假的前期我们班在这个小村子里渡过了很愉快的一夜。母亲认为一个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就得锻炼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因此，从我六岁起，每逢放假她就带上我们兄妹三人，带着干粮，背上铺盖，到野外去度假期，不是爬山，就是骑马、骑自行车，露宿在野外，母亲认为男女都一样，对我们兄妹三人的要求完全相同。
我十四岁时，母亲搬到了农村，在那儿创办了一个男女住校的中学，并任校长。她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学校办了农场和奶牛场，我们除上课和参加体育活动外，每天要参加几小时的农业劳动。母亲不赞成在作业上给学生增加压力，在她的学校里，是不让学生晚上做作业的。晚上让学生做个人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我晚上经常是和化学老师夫妇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学美术、化学等。母亲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们非常喜爱自己的学校。考大学时，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因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思想活跃，有创造性，所以哈佛等几个有名的大学都喜欢招收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我认为能受到我母亲教育的人，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所发展。母亲的教育使我们立志将来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长大要干什么?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搞一辈子科学;中学时我对核物理发生了兴趣;到大学后因学校没有这门专业，我就利用两个寒假跑到科内尔大学的试验室，自愿当几个物理学家的助手，和他们一起修理质子加速器。从此，我便进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门，当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时在美国研究核子物理的人还很少。我们搞的是纯科学，别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研究的目的也只是想摸索物质的内部构造，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上的具体问题。我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学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我的实践就在实验室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我觉得没意思、太俗。
一九四一年，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我发现物理杂志里有关我们核子物理的文章越来越少了。物理系大楼里的科学家们也相继失踪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放原子加速器的地下室的墙开了个大口子，窗框也被砸掉——原子加速器从这里运走了!这一连串的现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现象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有关。一九四四年，有一天终于我也同样“失踪”了，来到一个地处美国西南部的山区洛萨阿罗莫斯。是原来科内尔大学搞加速器的物理学家请我参加他们的试验小组。这个小组是意大利的核物理家费尔米直接领导的。进小组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科学实验室里核裂变的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在这个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沟里，美国政府集中了几乎所有欧洲、美洲与这门科学有关的科学家，专门试制原子弹。当时我们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作斗争，我们决心要赶在希特勒的前面。不到一年的时间洛萨阿罗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这里有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又有各种技术工人和加工设备。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对我这个小小的研究生来说，能和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虽然我们因为工作而与世隔绝，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常常在星期天到山上痛痛快快地玩一场。为了控制原子能，我们小组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开水锅”。在那几年里我可以说是坐直升飞机上了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实验室里每一次新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一点点地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工作上去。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往南驱车400多里，来到一个大沙漠，我们悄悄通过被军队封锁的公路，爬上一个小山包，屏声息气地坐在那里紧张而又兴奋地凝视着黑暗的南方。那边在离我们75里的沙漠中心，将要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十五日凌晨五点三十分，我们突然被光海淹没，周围的天好像着了火，渐渐地在一个方向升起了蘑菇云，两分钟后冲击波带着尖厉的声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击着我们的耳膜，接着，整个山区长时间地发出隆隆的回响。我们几年的绝对机密一下子在这回响声中暴露于全世界。三个星期后，报纸登了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致使十几万无辜的日本人民丧命的消息。这消息如同第二个冲击波猛烈地撞击着洛萨阿罗莫斯科学家的心。大家认为在德国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毫无道理的。有一天在会议室里放映了在飞机上拍摄的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实况电影，当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我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轻的说“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头和肉”。我们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纯科学”的结局。我们原来想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使用原子弹的，可是他真的用了。我们却毫无办法来制止。日本事件之后几天内洛萨阿罗莫斯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反对把原子能交给军方控制。后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把原子能从军队手里夺回来。这时我离开为军事服务的洛萨阿罗莫斯，随费尔米到新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我们的非军事科研项目，却常常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顺利进行，整个核子物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军方手里，我发现我的奖学金也是军队发的。一连串的事实使我慢慢地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转向了社会，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姐姐以前在罗斯福政府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到过美国南方，看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形：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姐姐常说，美国生产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她经常给我和哥哥韩丁、哥哥的好朋友阳早送一些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时我家里很热闹，大家到一起就热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以前我只是听他们谈论，因为我认为我是搞科学的，政治上的事同我关系不大。可是原子弹的爆炸，把政治与我的科学联系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开始想问题。是的，科学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为什么人服务，好像一辆自行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都可以骑，而车子的方向则是完全由骑车的人掌握的。那么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单纯，太片面了。我开始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这时美国进入了麦卡锡时代，我的言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劝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说“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我感到奇怪，搞科学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解决过科学上无数难题的试验室，现在却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热爱科学，但我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不愿为他们服务了，决定不干了。那么到哪里去呢？
我看过《西行漫记》，哥哥去过中国，我的朋友阳早已于一九四六年到了中国，通过他们，我对中国的“小米加步枪”产生了兴趣，决定到中国去看看。在宋庆龄先生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于一九四八年到达上海。当时正是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我拿着五块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赶紧跑到商店把钱给老板，他数都数不过来，只看体积够大就把刀给我了。看到旧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败，我更急于了解中国解放区，了解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三月经过地下党的努力，我终于到达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里的窑洞里和阳早结了婚。然后我们走了两天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这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没有原料怎么办?工人们就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扔给陕北的美国炮弹壳拿来回炉，制成适合陕北特点的农具。我和阳早在革新小组和同志们一起搞革新。当年在洛萨阿罗莫斯的山沟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最先进的设备，搞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推动了原子能时代的诞生，我曾认为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结果我却为杀害十几万无辜人民的凶手出了力。在延安的山沟里，那时是实行供给制，大家的生活很简单，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们为拯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出了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出了力，投入时代的洪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一条光明的路。
虽然厂里大部分同志不识字，可是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却比我知道得多。他们早上有政治学习，晚上有业务学习，星期六是生活检讨会。在这里，“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杂人员，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评。年终每人都要做鉴定，我们提出自己的优缺点，让大家讨论。开始大家对我很客气，表扬多，批评少，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时间一长，大家和我熟了，就开始对我提意见。我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觉不到的弱点，同志们并不因为我有那么多缺点而丢开我，也没有因我是从美国来的就迁就我。而是对我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我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提多少，这使我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会议。记得头一次我听到批评意见是在从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军拉货的卡车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我们的车，他一个劲地找我说话，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显示自己并不高明的英语，感到讨厌，干脆就不理他。他下车后，我对司机说，“那人真讨厌”。司机说：“讨厌是讨厌。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也想给人民做些事，我们对他态度不好，能帮助他改进吗？”我惊讶了，根本没想到我还有帮助他的责任。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司机同志比我想的深呢？虽然他只说了这么几句，但话的含意是在革命队伍里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我到解放区后，得到了同志们很多的帮助和教育，我也常常回想着母亲的教育方法。原来，我认为她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为什么到了这里却有很多简单的道理从未听到过？不错，她的教育方法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对社会缺乏阶级分析，这种思考能力为谁来用呢？教育目的不清楚。在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她的教育方法虽好，但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我也懂得了一个人只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
原来我只是想看看中国的解放区，并没有准备长期住下。可是，这里有这么好的人们，有正在进行的壮丽事业，我怎么能走呢？于是，我留了下来。
1949年的秋天到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全线溃败，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区一天天迅速扩大。陕北成批的干部奔向四面八方去解放那些辽阔而又贫穷的土地。我作为这支建设大军的一员，兴奋地接受了新的任务，和一批同志一起到蒙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去建立新的牧场—一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的牛、羊，这太符合我那从小就养成的“野”性子了!我、阳早和另外两位同志马上从延安出发，与边区政府的毛驴运输队一道，带上政府拨的建场投资、二十几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资，在陕、甘、宁交界处与其他同志汇合，落脚在城川寨子。在这个偏僻的小寨子里，有我们二十来个职工的三边牧场，有区政府(干部是蒙族人)。还有一个教堂，神父是比利时人，牧民们都分散居住在本原上，每到星期天就到教堂做礼拜。
刚到这里时情况很复杂，我没想到要为人民做点好事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在扫除这些障碍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我深信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在这样的人民的努力下，建设一个美好、富强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一定会成为现实。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旧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我的思想不断提高。那时，解放军主力南下，离我们几百里外的留守的国民党起义军突然反叛，将旗干部抓起来，并抢老百姓的东西。一天有消息说这帮土匪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我们立即开会商量对策，决定把仅有的三、四杆枪拿出来守卫寨子。我这个从来没用过枪的人，立即报名要枪。可他们说：“你连兔子都不敢打，还敢打人?”结果只发给我一个棒球棍。寨子周围有堵墙，有一处外墙裂了个口子，人有可能从这里上来。夜里当我抱着棒球棍守在口子旁，两眼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时，和平主义思想一下全没了。我这个以前连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现在完全敢打死人，只要有一个敌人敢从这个口子里伸出脑袋来，我会毫不犹豫地用棒球棍将他消灭。这一件小事，对于八年打败日本鬼子、三年打败国民党的中国人民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和平环境中的美国人，却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开始懂得中国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人民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设就得把这些土匪、反动派先消灭。我懂得了正义战争的必要和威力。
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我们想把牧场的良种公牛借给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牛群中自然配种。可这项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只有一个较开通的人对我们比较信任，把种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里。我们高兴地发现，那头公牛轮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现，到春天下小牛时，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我们知道这是种牛的后代。但当我们去了解公牛的配种情况时，老百姓却不肯说。我们知道蒙族人对汉族人有许多顾虑。为了消除这种隔阂，牧场的同志一面学习、讨论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头脑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一面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当时那里别说兽医，连给人治病的医生都没有，群众遇到问题来找我们时，我们只能凭从延安带的有关书中查阅，再加上自己懂的一点医药知识去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打过针，可谁要打针我们还是小心地给他们打。马难产了，小驹死在肚子里，我们就赶紧想办法把马驹子弄出来，救母马。狼咬伤了羊，我们没有专门的设备，只好带上普通针线和消毒药去尽力缝合伤口。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渐渐取得了牧民的信任，和他们的关系也慢慢密切起来。这时工作进展虽然已有好转，但还经常出现反复。例如有一次我们同牧民讲好要给牛打预防针，可当我们带着针去打时，他们却变了卦，借口牛放出去了找不着而不肯打。我们感到这不只是民族隔阂问题，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因素。
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有一天教堂来了位汉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着经书一边念一边来回走，可没几天他就被捕了。原来他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受到了比利时神父的庇护。他们勾结在一起搞破坏。我们要积极消除蒙汉人民之间的隔阂，他就到处散布谣言、制造矛盾。我们要给牛打预防针，他就在做礼拜时向群众宣传牛的死活是上帝决定的，不要受外来人的欺骗。随着运动的发展和蒙族人对新政府的信任日益加深，群众揭发了比利时神父的阴谋活动。群众还揭发神父曾想利用受蒙蔽的蒙族人去毒死区干部的阴谋，并在教堂里挖出了几杆枪。最后比利时神父被驱逐出境了，一个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时，牧民们争着要牧场的种牛。我们的工作顺利展开了。
一九五二年春的一天，我站在曾经保卫过的寨墙上，看着奶牛运动场，那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尽管区政府怕捐多了影响牧民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但牧民们还是不断捐送牛、羊来。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广大牧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赞叹：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就在这年的夏天，我和阳早告别了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调到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负责奶房工作。这时肃反运动已结束。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新政权，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劳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建设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们场的群众满怀热情，根据我们畜牧场的特点，提出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口号，为使这个口号得以实现，大家在很差的工作条件下克服了多少困难啊。那时在荒草滩上建场还没几年，没有电，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汽车，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八月上旬的那些天，天像漏了似的雨下个没完。场门前小河那本来就不高的堤坝逐渐挡不住迅速上涨的河水。记得有一天下午，阵阵急促的钟声把同志们召集到河边。只见浑浊的急流已开始漫过小桥向路边冲击，小桥受到了威胁，大家明白，如果桥坏了，通往城里的路就要被切断，好奶出不去，不仅城里的孩子们吃不上奶，还会造成大量坏奶的严重损失。大家七手八脚赶紧用沙袋来保护桥。这时负责运奶的同志叫了起来：“得赶紧把骡车赶到对岸，万一桥坏了就过不去了!”于是，几个人和他一起马上套上骡车赶过河去。可是又怎么将几十只奶桶从奶房运到岸边呢?奶房的老王老张不声不响去把外号“黑李逵”的种公牛套上车解决了岸这边的运输问题。大家手拉着手，在齐腰深的水里顺着原来的路慢慢摸到桥上，接着一桶桶奶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最后全部传到对岸的骡车上。就在这天晚上，桥垮了，被冲得无影无踪。没有桥，奶怎么运呢?修桥?不可能。绕道走?到处是沼泽，不行。这时有人提出用空汽油桶和木板扎在一起浮在水上，两头拴两根绳子，两岸各一根，然后把奶桶放在木板上，不就可以来回运奶了吗?真是好主意。有人推来空汽油桶，但大木板一时找不到，有人就扛来自己的床板。怎么样才能把绳子挂到河对岸去呢?一个小伙子立刻站起来，把绳子的一头拴住自己的腰上，跳进汹涌的河水里，游过去。这样，绳子被拴在对面的岸上，连续几天奶就是这样运的。一天运完了奶，大家都陆续回家了。我和工人老李留在河边，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过了一会儿老李望着急剧而下的浑浊流水轻轻地说：“解放前我家乡发大水，老婆、孩子全被冲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是啊，这些老工人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对新社会无限热爱，因此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不由得我想起了一年前的情景。那时为了不坏奶，我把精力都集中到卫生和冷冻工作上去，每天忙着东跑西奔检查工作，可还是有奶坏掉，我认为这是奶房的这两位同志对工作太不负责。我多次提出批评仍无济于事，最后我请来了场长，开了个会，想在会上好好教育帮助他们，没想到这个会却成了批评帮助我的会。奶房的俩同志批评我说：奶房总共就两个人，全场每天一吨多奶的消毒，几十只奶桶的洗刷，都靠这四只手，劳动强度相当大。可我光强调工作质量，对他们的具体困难却不闻不问。他们批评我把人当机器看待。老张还说：“下雨天，你在瓦房里睡的舒舒服服，我全家在草房里打着伞坐在床上不能睡，第二天的工作怎能不受影响？”最后场长发言了，他对我说：“你的责任心很强，一心想搞好工作，可要知道不止你一个人想把工作搞好，如果你能改变工作方法，和大家一起解决困难，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工作才会真正搞好。”这次会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使我懂得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为群众服务，只有了解群众的困难并同他们一起克服，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这几天看到群众这种主人翁的态度，我感到周身的轻松和愉快。有他们在，有这种高尚的精神在，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那一年我们场的奶确实没坏一斤。
到今年我已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2年，一大半时间是在国营农场度过的，所接触的大都是普通职工，因为我是从工业发达的国家来的，常常认为虽然政治上我没有他们懂的多，可业务上理所当然比他们强。因而，常带着主观主义去工作，碰到钉子后才想起请教有经验的群众。在三边的时候，我捧着从美国带来的书学做奶酪，做了一年没有成功，才跑去请教有做奶酪经验的蒙族人。在草滩养鸭子时，我没接受做奶酪的教训，孵了两批小鸭，结果因条件没掌握好，都死了，这才想起向有经验的人请教。通过好多类似的教训，我慢慢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有智有才。和他们在一起，我不但政治思想得到了提高，而且业务水平也提高了。尤其是在对铡草机的改造过程中，我的思想和业务都获得了进步。我们场自从丢下大铡刀换成苏式铡草机后，一直靠上海供应零件。一九五七年因零件供应不上遇到了困难。没有备件，停机用铡刀吗?几年也铡不完这么多的青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在设备简陋的小小修理间拉开架势自己做。边学边干，我们终于做成了，从此我们再也不用到外边买备件了。一九五九年场里通了电，修理间也慢慢改善了条件，安上了几台车床，自做小零件不那么困难了。一九六一年的铡草旺季.我们所有的机器都开动了，突然有一台机器的主件大臂断裂。如不赶紧修好，几十万斤草就会坏掉。怎么办，买?买不到，焊接?生铁的大臂不易焊牢，即使勉强悍上，也很危险。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硬着头皮自己做。没有想到三个臭皮匠顶了一个诸葛亮，我们把一百公斤重，两米多长的大臂拆下来，在熟铁板上比葫芦画瓢，再用氧切割下来。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艰苦的工作，新大臂试制成功了，它向我们预示了自己制造整个铡草机的可能。大家兴奋极了，胆子也大了。我们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来了个大飞跃!到一九六二年，不但自己开始生产铡草机，而且还对原苏联设计的机器的主要部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铡草机的效率从8000斤/小时一下子提高到15000斤/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原先学过的物理知识搞农机，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不够用。在工作中，我又学到了与农机制造有关的许多知识，使我对农机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制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甚至成功地做起了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青贮联合收割机。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的狭窄啊！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种吃饱了卧在地下反刍别无所求的样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动性的高级动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我常常想，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斗几十年建立了新中国，是非常不易的。现在社会主义的根基已经打好，发展的蓝图也已经交给了我们，我们怎么做呢？最近有人向我提出，全国工作中心转到四化方面，我应归队搞高能物理为中国的科学现代化贡献力量。可是我想，中国现在还很穷，有八亿人被锁在农田里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全国农村平均八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人(吃穿)。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农业机械化解决八亿劳动力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发达的国家不是解决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才富裕起来的呢?因此，我虽然热爱物理，但我还是决定搞我认为当前更重要的农业机械化。有人说十亿人已太多了，搞了机械化不会失业吗？我想人不只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农业人口大批失业，是生产没有计划，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恶劣后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把四、五亿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这四、五亿双手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引导下创造出多少财富呢？到那时我们的国家就会很快地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很快地得到提高，真正的四个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前人能流血牺牲为我们打江山，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就不能克服一切困难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吗？在今后的二十年中，我想与你们一起为建设具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并且相信每个青年都能在为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得到幸福。
(写于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