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一个当了中国工人，又当美国工人后的感受！
我今天主要讲一讲我个人的经历。我的经历比较特殊。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外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当过工人，以后在美国也当过工人，这样有个对比，也是很有意思的。好多中国工人的经历是叫“温水煮青蛙”，等到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他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了五年工人，然后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公地位了。这个差别是非常明确的，是天壤之别。
我是68届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去的是北京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是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真是没法说，因为没有对比，感觉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是个什么世界一样难。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哎呀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在80年代有人说“大锅饭养懒汉”，但是我是到了美国才学会“偷懒”的。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有着本能的勤劳、勇敢精神。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那些右派，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一切为自己。工人反而对自己劳动的成果是有成就感的。我们创造出一种东西来，我们会对这种东西带有一种感情的。
我在光华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在热压车间，再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当工人是吃饭在工厂食堂里边，住宿住在单位宿舍里边，然后就是学习。我跟江龙海主席是同岁，我们是真哥们儿。我跟他一样，是在70年代初的时候学马列，我的马克思主义根底是那个时候打的。那个时侯我和工人们在一块儿吃喝，一块儿住，一块儿劳动。
到美国去以后我老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我开始在韩丁的农场呆了快一年，以后到费城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的收银机修理工，后来我失业了多次。
我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生活有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考验，从中国到那里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不好啊，你干嘛不要我？我做什么错事了，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 后来失业多了，以后就油了，失业就是逼着你放假似的，这是以后的事。
有一次失业后，我看到报纸上登了招收电工的广告，是一个钢铁厂招收电工，然后我就去报名。我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懂一点电。我说我是电工，反正他也没法查。工头就给我一个马达，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把它们接起来了，一按开关，马达转了，他就雇了我。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我跟在一块，我把中国工人干活的劲头拿出来了。这工头话没说完，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准备修这马达。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屋看不见了，另外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我说：“修马达呀。”他说：“你傻吧，你修好了，你就失业了。”“是啊！”所以在美国我学会当工人，必须是“作秀”，干的很欢，出不了活，这才叫偷懒，对吧！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真是不会偷懒！我们在工厂里边不说没有懒的，我们班里边就有一个人，外号叫赖包。他除了本人的工作以外，什么都不会帮助别人的，非常消极。其他的工人，活干完了，你哪儿在忙了，就帮你一块活干完了一块休息会。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我们车间来的。干部来了，就是厂长来了，有人也会说：“哎哟，好长不见你了，你是不是有事情了。”。是不是说厂长来了，该看报纸的就不看报纸了？只要活干完了就没问题。那个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胶合板，刷胶以后要放在热压机里边热压，要等到下一拨，总是有5分钟10分钟的空闲时间。你看报纸，厂长来，你该看报纸还看你的报纸，你该喝茶还喝茶，你该聊天还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他不能开除你。工人根本不怕干部，干部怕工人贴大字报。
到美国当工人完全不一样，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得走人。工头，管理人员，他掌握着决定你工作的权力，那个是很大的权力。
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去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马上停下来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监督，一方面就是胡萝卜，一方面就是大棒，给你奖金刺激什么的，如果你不好好干，把你开除。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里边慢慢学会了怎么去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去对付资本家是有艺术的。我给你们讲一讲具体是怎么对付资本家的故事。当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的工会，不是那个黄色工会，是自己的工会，这是最主要的。但是，另一个方面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七八年。有一次我们厂子来了一批活，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地铁用的那种车。我那时当电工，专门装电缆，那个很粗的电缆，铺设在车底下。头十辆车我们拿着电路图，一边看图，一边琢磨着怎么去装电缆。那时候车是翻过来的。我们按照电路图学会了怎么去装那个电缆。第十辆车开始就有计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本，拿着一个秒表，就看你的一举一动，花多少时间，他都记下来，这似乎是非常“科学”的。跟我搭伴干活的是一个高个子黑人工人，他很有经验。他说：“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右撇子的，今天你是左撇子，平常你是左撇子的，今天你是右撇子，平常我们用气动工具，今天全是手动工具。”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时这种螺丝转十圈就固定好了，今天想办法要他转20圈，那怎么办呢？你上螺丝的时候那位计时人员他看得见上边，看不见下边的固定扳子。所以，你数好了，走着走着固定扳子下去了，一会儿又上来了。就这样子，必须保证每一个螺丝20转，不能出错。因为如果有一个15转，那他会按最低的给你算。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里边。那是8月份，特别热，我们在头上系着纸巾，防止汗流下去刺眼。我们真实的表演的非常好，汗流浃背。经过好几天，最后把这活干完了，他一计算，说是30个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当时太紧张了。之后越干越熟，越干越快，一年以后，我一个人5小时就能把它干完了，但是我们还是报30个小时。为什么呀？那时我半工半读上大学，我的微积分作业，就是躲在厕所里边做的。
劳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是敌对的情况下，象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中国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也有对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就这样的情况，跟资本家斗。
我到美国去以后，经常回中国来。我为什么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77年我回来的时候真想家，除了想父母以外，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又去当工人了，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我为什么要重新体验过去在中国当工人的生活，我怎么没想过再回到美国原先的工厂去重新体验当美国工人的生活？为什么每次回中国以后，老想着到工厂跟老工人，老同志们一块共同再生活一段？那时当工人，确实是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什么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老是监督你，老是敌对的关系。
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我在美国当过工人的那个工厂也是没了，也是破产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美国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都不怀念它。为什么我老是怀念在光华的工作呢？现在那个工厂的工人常说，当过家做过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阶级，就是不一样。我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全然不一样，一个是当家做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
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日本鬼子来打中国人的时候，它不就是不允许中国人合资吗？那美国聪明多了，他和你“合资”，你让他进来了，对吧？差别在什么地方？现在外资确实就是很多，那日本当时要是合资，那不是没有二次大战了，打日本鬼子的事了，是不是？
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怎么到了这一步呢，讲起来就比较深了，不能直接讲，我只能间接地讲一讲。我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我是在草滩农场长大的，四五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农场职工把麦子收起来以后，麦秸堆成一垛，我就拿着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点火玩！就在那大麦秸堆旁边，那很危险，我就喜欢看到火苗，特别好看。我爸爸在牛场里边，看牛什么的，看见我点火，他跳过栏杆，跑过来一下就把火踩灭了，然后抓住我的手，一把拽到家里边，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我还喜欢玩火，以后就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最后一次玩火是在65年四清的时候。农场和村里有一条河，当时农场怕口蹄疫病传到农场，让我们青年人去维护这个农场，不让农村的马车牛车到农场来。在那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干嘛去了？又去点火去了！这是11月份，庄稼全没了，地里很多杂草叶子，我就点起火来看火苗。火势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看的很好玩，突然想起前面就是村庄啊，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万一让火给引到那边去了怎么办啊？这时我害怕了，把衣服脱下来，打呀，打呀，最后把火扑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点火了。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开始工人是听不进去的。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他的。人必须经受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光有一面的，正面教育不够。这确实真是太悲观了，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的教训呢，要反面教员呢？我们的XXX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感谢他。有这30多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情况，咱们才能够象刚才江龙海主席那样讲的，就是说，咱们要想一想，将来再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防备这个房子不被资本家占领了。问题不是说重新建房，而是要想办法怎么防备被资本家占领了。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09年12月
这是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