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高、作风硬、钻劲足、能吃苦的核潜艇研发队伍是怎样炼成的？

　　原编者按：尤子平从事舰船和军用装备科技事业50余年，历经舰船两代仿制和两代自行研制，参与主持和领导过若干重大项目的研发和重大课题的论证、预研工作。他是最早一批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是我国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者、设计者之一。由于工作出色，1983年从719所调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任副院长。他善于学习总结，撰写的109篇文章汇集在《尤子平舰船文集》中，有的文章登载在《中国核潜艇之路》中。本文选了尤子平的1993年、1998年和2014年三篇文章，添加了照片，回顾核潜艇研制历史，纪念从事核潜艇研制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弘扬核潜艇精神。

　　回顾核潜艇研制历史 弘扬核潜艇精神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 尤子平

　　尤子平照片

　　尤子平舰船文集的封面

　　2019年4月4日拜访尤子平合影，左起：海军作家李忠效、陈晋南博士教授、尤子平、曾任总装备部军兵种装备部部长姜来根

　　参加谈判和执行“二四协定”中有关潜艇部分的回忆[1]

　　从中苏“二四协定”的签订、执行，到苏方撕毁协议、我全面仿制，到以后中国化批产的全过程，在我国海军装备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奠定立足国内自行研制新一代舰艇和装备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伟大作用，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就个人回忆所及，追溯一二，补充点滴。

　　一、希望落空

　　1958年6月毛主席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代号07），7月我奉调到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参加这一工作。那时我国只有转让制造潜艇的经验，从来没有自行设计过潜艇，更不用说设计导弹核潜艇了。当时参加工作的都是年轻人，摸索了几个月，居然搞出了初步设想方案。10月，领导上派我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赴苏谈判，并将初步探索的07技术设想方案也带去。这个代表团以海军为主，包括舰艇、核动力和导弹各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此行主要目的之一是想谋求导弹核潜艇的技术援助。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领导提出了要求苏方在导弹核潜艇方面给予技术援助。苏方开始拖延不答，继而拿出一个援助项目单子，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629）、常规潜艇（633）、蒸汽燃气动力潜艇（617、643），及其主要配套动力和装备，还有潜艇水面发射的弹道导弹，对核潜艇援助表示没有准备，避而不谈。经请示国内，决定既然苏方回避作答，我方不再主动询问此事。在苏方就提出的项目第一轮一一介绍完毕，准备安排到外地参观时，对方应我方要求，安排全团参观了停泊码头尚在建造中的“列宁号”原子能破冰船，二机部的同志访问了国际原子能研究所。在参观访问告一段落后，苏方仍未就核潜艇援助问题表态，团内研究决定由代表团向苏方就有关导弹核潜艇初步方案提一个问题单子，请苏方回答。但苏方不明确答复时间，最后只好决定二机部同志先期回国，其余同志留苏谈判其他援助项目。在中苏协定谈判后期，团内部分同志由方强副团长率领，专程赴海参崴参观了正在试航的常规导弹潜艇和苏远东潜艇导弹试验基地。苏振华团长及少数同志留在莫斯科，直到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协定。

　　对递交苏方的核潜艇设计方案和问题单子，在代表团全部回国后的四月份，由苏驻华使馆转来特级绝密件答复，对艇的部分19条、核动力部分32个问题另加6条、火箭部分10个问题，作了较明确而详细的答复。从答复的内容看，苏方组织了专门的认真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如排水量，认为我方提出的3000吨太小，应为4200吨，即是一例。

　　“二四协定”后，到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时，叫中国不要搞核潜艇，毛主席听到后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二、撤退和搬迁

　　“二四协定”签订生效后，5月就开始发来图纸。同年6月，我又奉调到船舶产品设计院主持629和633（国内称6631和6633）两型潜艇的仿制设计工作。“二四协定”同“六四协定”不同，后者属于供应成套图纸、成套设备（含部件、毛坯）、派遣成套设计、工艺专家的转让制造，国内工作着重在船厂装配建造、试航交船。而前者着重在技术援助，设备器材按我方需要订货供应，限于主要设备，图纸限于专用资料，专家限于船、机、电设计专家各一，再加上个别特殊专业的专家。为了建造准备，我方还需做大量工作。像629这样大型深吃水潜艇的建造厂，开始选在筹建的渤海造船厂，需从头搞起，后来为加速建造，又决定改到大连造船厂，而后者的加工条件、下水条件和码头条件都不足，需采取措施。又像633中型潜艇，决定由三个厂建造，其中黄浦造船厂那时只是一个小修船厂，需进行改造，武昌、江南两厂也要采取较大的技术组织措施。而所有这些建设、改造和生产技术准备工作都要以设计为龙头。所以任务十分繁重而力量则是十分薄弱，因为“六四协定”中的03潜艇早在1956年就完成首艇交船，搞转让设计的人员长期无事可干，不少已经散失、调走或改了专业。

　　我去工作时，任一室三科科长，该科只有二十多人，分成两个组。一个负责6631，一个负责6633。由于领导重视，重点明确，短时间内不但调集了适当的力量，还同几个船厂相结合，增强了力量。在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形势下，工作进度确实是很快的。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8月，风云突变，中苏交恶，苏方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图纸到得残缺不全，设备器材到货情况也是参差不齐，特别是导弹潜艇技术复杂，装备先进，一时失去专家指导，大有中途夭折之势。中央及时提出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上级迅速作出了应变部署，确定了全力仿制的方针，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二四协定”的四型舰艇都搞出来，并且确定了“两艇一弹”（6631、6621和舰用导弹）作为重点。以后调整为“两艇一雷”，即6633、6621和鱼雷。

　　为此，决定将从事两型潜艇仿制设计的船舶产品设计院六室搬迁到大连，同大连造船厂结合，尽快完成6631潜艇这一重点建造任务。那时我担任六室主任，从8月决定搬迁，到10月全室一百多人连同家属子女三百多人，只花了几十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准备、搬迁并边迁边工作的任务。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生活条件优越，一到东北大连地区就吃糠咽菜，工作、生活条件都变得艰苦。那年冬天，按照大连市委统一部署，大家都要上山采槲叶，磨粉掺入玉米面中当主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昼夜奋战，加班加点，数百人精神饱满，毫无怨言，置个人家庭吃苦于脑后，一心一意要争这口气，为国争光，为军争威，这是一种何等伟大而可贵的精神力量啊！

　　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凯歌

　　“二四协定”产品的国内设计工作，开始时包括了翻译复制、不影响原战技指标前提下的适应我国使用条件的设计修改、技术资料（专用、通用图、使用条件）的补缺配套、设备仪表器材的国内外协作分交、国内分交和船厂自制分交订单的编制、配合领导机关进行技术生产组织落实工作，各项原则工艺的制订、器材设备的中国化代用工作等，工作深度、难度、广度远超出执行“六四协定”时的范围。苏联专家一撤退，中断资料和器材设备的供应，造成了极大困难。首当其冲的是仿制设计部门要代替苏方承担全部技术责任和全部设计工作的任务。不再有援助，也就不再有依赖，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

　　签订“二四协定”时，向苏联订货的原则是逐步创造条件增强国内供货范围，但首舰或头几条舰，基本上全部材料进口，电子设备、仪表复杂的进口，电机电器进口图纸国内生产，机械部分少量进口，10公斤压力以上的橡胶制品进口等。虽然从1959年三季度苏方就陆续提供，到1960年秋，大部分已经到货，但船厂均已开工，图纸、器材设备必须源源不断供应，才能保证首舰和后续生产。面临严峻形势，首先必须彻底清查图纸和设备器材到达的残缺不全的情况，然后根据无图无样、无图有样、有图无样、有图有样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措施，或则补图设计，或则测绘仿制，或则提供样品试制。以6631产品为例，全部材料和制品共需1541项，需国内安排试制的就达531项。

　　于是仿制领导小组决定整个仿制消化工作分成六步走，即一清查编目，二原文翻版，三复制复查，四补缺配套，五消化设计，六仿制试制。在上级集中统一部署下，一场全面仿制消化工作通过全国通力大协作，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首先是“二四协定”舰艇首艇先后完成建造。6633和6631潜艇分别于1965年和1966年完整地交付海军入列。以后全部配套材料设备均立足于国内，进行批量生产供应潜艇建造，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成套自行设计建造潜艇的少数国家之一，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为后来成功自行研制核潜艇准备了队伍，提供了条件。“二四协定”虽没有给我们以核潜艇的援助，但我国核潜艇的建成还是受益于“二四协定”的。

　　四、队伍演变和消化练兵

　　我国的潜艇研究设计队伍肇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转让制造03潜艇，承担翻译、复制、设计任务的是中央船舶工业局设计分处三科，组建于1954年，人员最多时曾达近百人。03转入批产后，转让设计任务结束，人员星散，机构撤销。1959年5月，“二四协定”两型潜艇任务下达后，在船舶产品设计院第一产品设计室内重组三科，收拢03设计人员，仅得二十余人。另有从事032小潜艇设计的厂、室、院校三结合队伍64人。以后陆续补充调整，到1960年6月，三科升格成立第六产品设计室时，全室人员已达143人。1960年10月搬迁到大连后，同海军科技部第一研究所潜艇部分人员合并，于1961年4月改编为第一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人员有267人。1961年7月，以从事6633中型潜艇部分人员50余人为基础，单独成立了第四研究室，专门承担6633潜艇工作，先迁回上海，以后又迁至武汉。1962年7月，国防科委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集中力量搞“两弹”，09型号研制下马，09研究室大部分技术人员分别充实一四、一二两研究室。导弹发射装置专业29人，1961年也从一二室划出单独成立第五研究室，专门承担6631潜艇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工作。

　　1961年，6631的重点地位让位于6633中型潜艇。国内潜艇成套设备中国化仿制试制的安排。集中力量围绕6633进行。6631第二艘国外订货先后到达1522吨金属材料和27种重要机电成套设备，但要保证第2艘建造的许多设备的仿制工作没有安排，更突出的问题是6631产品配装的弹道导弹国家也没有安排仿制，因此艇造出来无弹可用。在这种情况下，从事6631仿制设计的技术人员建议以这些已到设备同6633产品国内仿制设备结合，设计建造一型大型鱼雷潜艇（代号034），得到当时六机部边疆副部长和海军的支持，并由七院批准二室一面配合6631产品建造，一面大张旗鼓地开展以自行设计034产品为主的消化练兵活动，使这支队伍得到了锻炼培养，到1965年09重新上马时迅速得以挑起真正的自行研制的担子。

　　“二四协定”中唯一建成一艘的导弹常规潜艇6631，后来改装成我国自行研制的“巨浪-1”号潜地导弹的试验艇，1982年水下发射试验成功，为国防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1982年10月12日，潜艇水下发射“巨浪-1”号潜地导弹（9182任务）试验成功，1985年，“巨浪-1号固体潜地战略武器及潜艇水下发射”获得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

　　1982年10月9182任务成功后，张爱萍（左3）与陈右铭（右1）和基地领导在200号核潜艇前留影

　　1988年9月15日，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成功发射潜地导弹

　　用核潜艇创业精神发展现代化舰船[2]

　　现代军用舰船是国家工业、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它既构成强大海军的物质基础，又标志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其中，特别是综合集成了潜艇技术、核动力技术、核导弹技术的核潜艇研制成功和装备部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海基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国家之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国防尖端装备，“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实践证明，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顶住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集中力量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是一项卓有战略胆识和英明远见的伟大决策。1998年是最早决策研制核潜艇的40周年，值得我们加以纪念，通过回顾，要继续把核潜艇的创业精神发扬光大。

　　1956年，为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国家制订了“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军用核动力堆研究就是其中一项重点任务，海军相应地提出了发展核潜艇的建议。经聂荣臻副总理同意，1958年6月27日上报请示中央。次日，就得到周总理批示，“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邓小平总书记不但批了“拟同意”，还专门注上“好事”两字。接着，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均加圈阅首肯，从此，我国发展核潜艇的伟大事业，走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征程。

　　核潜艇发展的道路十分曲折，当时西方对我国进行封锁，遇到技术上、经济上许多困难，还受到苏联的牵制，更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在老一辈领导人的坚强领导下，群策群力，排除万难，终于在70年代，就研制成功了我国自己的核潜艇，在海上扬波远航，增了国威，壮了军威。

　　我国起步研制核潜艇时的基础和条件是非常薄弱的，一无权威，二无经验，三无外援，完全是自力更生、自主设计建造的。尽管如此，却以较短时间、较少经费，取得一次成功，而且20多年的航行使用实践证明，各项性能优良，核安全得到保证，为举世瞩目。我们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呢？从整体上说，是因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四项法宝：

　　一是靠革命精神。这首先来之于“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受人家欺负”，建设强大海军的坚定信念；也来之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决心。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提出搞联合舰队，叫中国不要搞核潜艇。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个意见后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话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也是大无畏精神的誓言，成为所有核潜艇工作者一往无前的巨大精神支持力量。

　　二是靠科学态度。对待科学技术，必须坚持科学程序，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它集中表现在周总理讲的“三性”上，即态度的严肃性，要求的严格性和方法的严密性。在核潜艇研制工作中，对有重大风险、没有把握的技术，一定要经过预先研究和陆上试验验证。为此，一大批预研项目和科研设施，如核动力陆上全模拟装置、水下高速操纵系统模拟装置等，都经过了大量研究和运行试验，确保了核潜艇关键技术的突破。管理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样十分关键。陆上模拟堆启动前夕，周总理于1970年7月15日、16日连续两天听取汇报，亲自把关，提出要把“设计、设备安装、调试、操作和试验”5关，并且提出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要求：在核潜艇首次试验前，周总理又亲自听取汇报，提出“试验先码头、后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循序渐进的科学安排。

　　三是靠大力协同。核潜艇是一项技术和管理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参与单位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协作项目多达数千项：既有科研、试验、生产、建设、配套、培训单位的协同，又有总体、系统、设备、材料、器件等方面的合作，更有多学科、多专业的交叉和融合，还有中央、地方、军队各方面各层次的配合，参与研制的何止千军万马，大家都遵照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方针，在中央专委和工程顶层办公室的统一指挥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环环相扣，使保质、保量、保进程，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

　　四是靠艰苦奋斗。那时，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经济建设初具规模，工业科技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又遇到不断自然灾害，我们办一切事业取得成功，靠的是团结一心，勤俭建国，革命干劲，艰苦创业，忘我劳动和无私奉献。核潜艇发展的几个紧要关头，无论是遇到拦路的技术难关，条件建设中的千难万险，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还是生活上的极端困苦，都没有使我们屈服。依靠了一支觉悟高、作风硬、钻劲足、能吃苦的钢铁国防科技工业队伍，把困难一个一个都踏在脚下，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国增光，为党添彩。

　　4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开放赢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世纪之交，面对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对军事发展深刻变革的影响，军用舰船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愿核潜艇的创业精神继续保持发扬，在新时期国防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091鱼雷攻击型核潜艇，198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彭士禄排名第一

　　忆核潜艇工程早期二三事[3]

　　核潜艇工程50多年发展史给我们以许多启迪，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待历史真实，总结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国防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教益。核潜艇是千万人的事业，每一个参与者既渺小又伟大，既平凡又光荣，一滴水也许可以映射大千世界，个人的零星回忆只能算雪泥鸿爪、长河一瞥而已。

　　1958年是鼓足干劲的年代。7月份的一天，两位党委书记忽然一起找我，说九局人事处长王星朗来到厂里，立等调我去北京工作。那时，我正在武昌造船厂作为一名中层干部搞运动、抓军品，紧张非凡。匆匆交代，立即出发。到京后，领我直奔海军大院。原来，6月底毛主席、周总理、邓总书记批准了聂帅关于开展核潜艇研制的报告，海军和工业部门决定迅即调集人员，着手科研工作。一机部九局从船舶产品设计院、江南厂、武昌厂抽选了一些从事过转让制造6603产品的技术人员，海军从军代表里面抽了一些人，成立了一个绝密的临时机构，称之为“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在罗舜初副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由海司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九局王星朗和原海政青年部部长曹磊（任支书）三人具体领导。一开始二十几个人，四面八方调来，两手空空，什么科研物质条件都没有，除了办公桌椅之外，就靠修造部的一个图书档案室借书找资料。

　　最早参加工作的张景诚、黄旭华、陈孔嘉、陈志捷、林龙济、黄士龙、王家骤、陆开利、李硕勤、舒忠途（以上从九局来）、金世漠、李建球、刘馨、陈冠茂、陈春树、薛福钜、刘思义、韩惠康、郭作东、李宜传（以上从海军来）等。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潜艇仅有的知识是从转让制造中得来，对导弹核潜艇，仅从情报资料中了解到一鳞半爪，实在可以说，真正的一穷二白。但是我们有一颗共同的火热的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听从党的号令，指到哪，打到哪，一定会胜利。就是这批年轻人，党中央和上级领导给予高度信任，把这样一个重任交给了我们。

　　1958年核潜艇总体设计组部分同志于海军大院合影，左起：韩惠康、金世谟、薛宗华、尤子平、黄旭华

　　2005年仿制31潜艇的老同事合影，左起：舒国良、尤子平、林龙济、顾宗炎

　　经过短短三个月，靠钻劲加干劲，我们居然也搞了几个设想方案，勾画了总布置图，进行了一些估算，探索了不少问题，纸上出现了我国自己的导弹核潜艇（代号O7）。那年国庆节刚过，薛部长通知我，经周总理同赫鲁晓夫联系，苏联同意给我海军以新的技术援助，听说他们已经搞出导弹核潜艇，我们想争取得到这方面的援助，决定组织海军、造船、核动力、导弹等方面的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苏谈判，由苏振华政委任团长，我作为总体专业技术顾问随团出访。在苏联谈了三个月，签订了“二四协定”，苏方同意转让五型舰艇、二种导弹、八型主机、51项设备。对核潜艇技术援助问题予以拒绝，但对我方提出核潜艇设计中的14个问题，在代表团回国以后好几个月给予了书面答复。答复中对我方案的主尺度比例、重量分配、一些技术参数的选择给予了肯定，另外也提了一些建议，如采用单堆，排水量应增大至4200吨，自给力不宜太长等。到那一年（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来访，进一步明确拒绝援助，毛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气的伟大誓言。

　　1965年春，我正在大连12室工作，4月底，一所通知我立即去所部。赶到南京所部，陈右铭所长、夏桐副所长向我转达了上级的指示和意图，说核潜艇准备重新上马，任务交给12室，叫我作些考虑，马上到北京去，直接听取七院领导的指示。于是连夜进京，院科技部部长邱见休同志先向我介绍了情况，说反应堆二机部1970年就能搞出来。艇的工作要据此安排，12室把其他任务尽量放下，集中力量在今年搞出方案，学大庆油田派人出去外协，抓“五朵金花”，保证1972年将核潜艇搞出来。要我对进度、方案、人力、机构、工作安排统筹考虑，准备一个意见向领导汇报。

　　第二天，于笑虹院长召集院有关同志详细地研究了核潜艇的问题。他说，1960年核潜艇下马是对的，当时缩短了战线，才有了去年的原子弹爆炸，今年才能重新提出核潜艇上马。现在反应堆已经列入专委项目，国防科委和工办都在催问接下来艇如何跟上去。当前12室应立即组织力量把任务接下来，马上就开始工作；同时转达六机部方强部长指示，5月份就要以12室为基础，将核潜艇总体所成立起来。会上又讨论了代部起草给科委、工办的关于核潜艇工作安排的报告稿子，于院长研究得很细，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说七院今后就是以核潜艇为中心，对方向、任务、机构、编制、力量、基建、协作、上下左右的关系等都谈了意见，特别是对12室的工作怎样安排，如何筹建总体所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他认为总体所要抓总，有两大任务，一是设计，二是组织，成为院的核潜艇指挥部。

　　紧接着第二天（5月10日），于院长领着我们到六机部向部党委汇报。会议由方强部长主持，刘华清、边疆等几位副部长也都参加了。方部长谈了核潜艇重新上马的过程，专委研究二机部提出反应堆工作计划方案的情况，以及已经确定要在1972年搞出核潜艇的目标，现在催六机部提工作方案。那天围绕给中央写报告的内容，主要研究了领导问题、组织问题、方案问题和工作日程等四个关键问题，听了我们的汇报意见后，讨论得很具体。领导问题是成立领导小组；组织问题重点是讨论12室建所的问题，七院各所指定研究室抽出精干力量搞核潜艇关键设备，还有如何处理核潜艇和其他产品任务的关系；方案问题重点讨论指导思想、发展步骤和主要指标，明确了先搞鱼雷核潜艇，后搞导弹核潜艇，第一步重点突破核动力技术，但又明确了搞核潜艇不是仅仅搞堆加“33”潜艇，鱼雷、水声、惯性导航等都应该上，6633的设备可用的还是应该尽量用，所以，应该在现实基础上求先进，既是战斗艇，又不可避免地起到试验艇的作用。

　　开完会回院接连几天，于院长又亲自同我们逐个问题研究，讨论修改报告稿子，同时还穿插布置院机关落实核潜艇工作的会议。在此期间，部、院迅速确定了建所的所长人选，抽调夏桐担任，星夜又把他召到北京，一起研究建所方案和各项工作的调整安排问题。在北京前后一个多星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受到很大的鼓舞，明确了奋斗目标和要求，肩负重任，满怀信心，夏和我一起回大连传达部署，不久，就派出第一批20人到北京十五所去熟悉反应堆的情况了。

　　1965年核潜艇重新上马是由研制反应堆促成的，为了首先突破核动力技术，所以决定先搞鱼雷核潜艇。但是，七机部的导弹计划安排巨龙一71型潜地导弹在1970年搞出模型弹，要上艇试验。1965年5月在部、院研究向中央写报告时，曾有一种意见提出在搞鱼雷核潜艇的同时，搞一个常规动力导弹潜艇，解决水下发射问题，后来被否定了，这样就把弹上艇的问题暂时搁置了起来。由于七机部开展工作，必须同发射装置协调，而且，当时有些专家认为水下发射的主要关键在发射装置，弹没有问题，进度会较快。在这种情况下，七院布置了发射装置的论证，弹和筒开展论证，离开了艇总体也不行，所以我们在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打开局面，逐渐走上轨道的同时，主动开展了艇的论证，配合弹、筒工作。

　　到1967年初，导弹的呼声越来越高，正式提出了导弹核潜艇上马的问题。

　　国防科委要海军提任务要求，催七院拿出发射装置和艇的方案意见，甚至有人提出核潜艇分两步走太慢，要是导弹艇赶不上弹的进度，是否干脆把鱼雷艇停下来，先搞导弹艇。这时，七院怕十九所分心，决定让10室先搞战役战术论证，十九所参加3个人，等到1968年，十九所再搞技术论证。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了所部的力量和任务情况，认为既然要求紧迫，作为总体所，义不容辞，工作应更主动，不应等待，决定立即开始全面论证，哪怕工作重复一点也不要紧，以共同搞好为目的。

　　于是组织一室、四室部分骨干、一面搞鱼雷核潜艇，一面紧张地开展了导弹核潜艇的战术技术论证等工作。对使命任务、作战海区、航速、自持力、导弹数量、鱼雷配置、下潜深度、应急动力等分工负责，逐一进行论证。其中，对要不要像美国导弹核潜艇那样装重达60吨的稳定陀螺问题，大胆提出了疑问，感到对连续发射导弹后保持艇的姿态所能起的作用有限，虽然，当时不能像后来组织专题研究定量分析后得出不必要的肯定结论，但这是不迷信洋资料，独立思考的很好一例。

　　另一例是美国试验“北极星”导弹搞了水下固定发射台，开始七机部四院论证中也有此议，我们认为6631改装作试验艇的方案较好，技术上可行，既能满足模型弹又能满足遥测弹试验的需要，时间上也能满足试验进度的要求，后来各方面统一意见改6631，水下台没有搞。

　　在导弹核潜艇论证过程的所有问题中，意见分歧较突出的，一是战术技术指标（当时有所谓“八大指标”），二是核动力功率和方案，实质是步子跨大得好，还是先解决有无问题。我们反复研究了“一有二快三赶超”的核潜艇规划设想，认为应立足现实，集中力量解决有无，因此，决定以鱼雷核潜艇加导弹舱（导弹武器系统）作为主方案，以突破导弹上艇水下发射技术为重点，满足弹、艇进度匹配，其他装备原则上都不搞新的，包括核动力在内。这一主方案经过1016会议审查，为上级所接受，研制成今天的导弹核潜艇。

　　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姜凤鸣摄）

　　参考文献：

　　[1]尤子平.参加谈判和执行“二四协定”中有关潜艇部分的回忆[M].中国舰船工业历史资料丛书编辑部.中国舰船工业历史资料丛书，二四协定史料集，1993.4.

　　[2]尤子平.用核潜艇创业精神发展现代化舰船[J].现代舰船，1998.Vol.6（总第157期）.尤子平舰船文集.中国舰船研究院，2002.6:106-107.

　　[3]尤子平.忆核潜艇工程早期二三事[M].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一卷）：161-164.

　　1988年，七院领导与七一九研究所深潜试验队凯旋合影，前排左起：张锦岚、吴廷国（总师办）、马祥渠（七院）、单海扬、尤庆文、李福祥、戴自昶、李永凯、孙志道；后排左起：杜万亮、陈金坤、王子贵、许君烈、尤子平、黄旭华、张金麟、费文彬、陶士荣

　　1989年，尤子平陪同刘华清将军（着黄军装）访美

　　2012年夏，尤子平给《中国核动力之源》的题词

　　2007年5月19日，09老领导共叙09情合影

　　（作者简介：尤子平，1928年生，江苏常州人，研究员。195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后在中央船舶工业局设计处任技术员、组长。1955年起任武昌造船厂工程师、科长等职，负责扫雷舰潜艇的转让建造工作。1958年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参与核潜艇早期研发。1961年起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二室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主任等。1965年起任第七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参与主持核潜艇的总体研制设计工作。1983年调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6年兼任院科技委主任，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顾问。先后主持和领导了多种潜艇的研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之一，组织、主持完成了“我国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项目等重大研究，参与863国家重大专项“7000米载人深潜器”研发工作。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曾任《现代舰船》编委会主任。著有《舰船总体系统工程》。尤子平从事舰船和海军装备科技事业50余年，历经舰船两代仿制和两代自行研制，参与主持或领导过若干重大项目的研发和重大课题的论证、预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著述。《尤子平舰船文集》整理选收了他除已出版的专著以外的与舰船装备专业相关的著作109篇，内容包括技术论著、工程实践、管理经验、发展战略、国外借鉴及回忆史料等几个方面。）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尤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