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迈步从头越”——重庆与长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就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中央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2团挺进川南重镇綦江羊角，扼守北部防线要点，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其后红1军团主力8000余人进驻石壕、佯攻重庆，牵制当面川军部队，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转战重庆綦江虽然只有短短8天，但其意义和影响不容低估，并被称为“遵义会议的前哨、四渡赤水的序曲”。“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这首在綦江石壕传唱至今的歌谣，是红军长征过重庆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重庆与长征之深厚历史渊源的冰山一角。从红3军以酉阳南腰界为中心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到红3军与红6军团实现长征时期首次主力部队会师，从红四方面军进军城口到中央红军挥师綦江，在当年的川东南、今天的重庆市范围内，巴渝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长征印迹，书写了精彩的文化篇章。
一
重庆与长征的关联，有着与其他长征沿线省区市显著不同之处。一是从行政区划看，如果按长征发生当年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各路红军部队一共经过14个省，如果按现今行政区划，则红军长征经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15个，而重庆是红军长征途经的唯一的直辖市。二是从地位作用看，中央红军短暂进入綦江对长征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红3军与红6军团的会师被认为是长征时期主力部队的第一次会师，而红3军（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以酉阳南腰界为中心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既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又为后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方面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因此南腰界就成为长征路上的一个标志纪念地，这里的“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也是重庆市唯一与长征相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4年10月，正逢红3军与红6军团会师90周年，我应邀赴重庆酉阳参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价值与新时代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酉阳年会”，走进了这片以黔东特区中心和会师大会旧址而闻名的红色土地。因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范围中的“川”主要在当年的川东南、今天的重庆市，因此在前面两届会议分别由湖南、湖北承办的基础上，本届会议由重庆、四川联合承办，地点则选在重庆酉阳。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是重庆市下辖面积最大、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县，拥有2200多年建县史，曾为800年州府所在地，被誉为“中国土家摆手舞之乡”。酉阳也是著名的红色土地，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赵世炎的故乡，也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4年6月，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3军到达酉阳南腰界，随即以此为大本营开展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了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和4个乡苏维埃政权。同年10月，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两军团统一行动，随即挺进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发展壮大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地点位于武陵山深处的桃花源景区，会后的现地调研点则毫无疑问地包括了我心心念念的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10月又是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比较集中的月份。我这次到重庆酉阳，就是从广东韶关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过境广东9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直接赶来的，先到武隆仙女山机场，再乘车连夜赶往酉阳，一路途经武陵山腹地，山高路险林密，高速公路两侧不时闪过注意野生动物的警示标志，令人颇觉震撼，也真切体验到了本地司机所说的“不是在隧道里，就是在进隧道的路上”的情形。会议期间集体乘车赴南腰界参观调研时，100多公里的行程，也是一路山势险峻、山道盘旋，众人不时为沿途道路之险要和司机技术之高超而发出惊呼。进入南腰界镇境后，我结合读军校时所学的军事地形学知识，越发真切地感觉到单是从地形而论，这里攻守得势、进退裕如，确实是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绝佳之选，无怪乎贺龙在说了那句“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的名言后，把这里选择为红3军的落脚之地。
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外景。
在南腰界，现有保存完好的红军革命文物达56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我们先参观了会师旧址，即当年的猫洞大田，现在已建成会师广场。由广场拾级而上，便可看到“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大会纪念亭”，亭内有碑，碑名为萧克所题，碑记为廖汉生所撰。再往上走，就到了“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余家桶子。这里原为清末秀才余兰城的私宅，呈坐西向东的四合院布局，中堂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室，中堂左右分别为贺龙、关向应的办公室兼寝室，左厢房是夏曦及保卫局的办公室兼寝室，右厢房是南腰界苏维埃政府办公室，其余为参谋及警卫人员的寝室等，旧址前花园右方有贺龙亲手栽植的一棵花红树。从“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出来，即转入红军街。红军街长800多米，当年红3军将士曾在此战斗生活半年之久，留下了“红三军宣传队旧址”“贺龙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会址（忠义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题刻”等遗址遗迹，大都归入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南腰界红三军旧址”。
我此次赴渝，是承蒙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黎余处长通知和邀约，撰写了《红色文化视域下的重庆与长征》一文并入选受邀参会。我与黎余处长相识，还是在201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们被安排同住一个房间，围绕共同关注的长征话题相谈甚欢。这次老友重逢，他又不厌其烦地为我详细介绍了重庆长征研究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情况，使我受教良多。当晚返程途中，我依例写下小诗一首，记录了这次酉阳之行的观感与体会：“两千里路费盘桓，径从粤北下渝南。贺关萧王汇红流，湘鄂川黔开新篇。南腰界上忆会师，桃花源里勤耕田。十月长征多收获，满载而归又向前。”
二
重庆与长征的历史关联，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考察。若从狭义维度来看，长征中的红军过境重庆，主要是1935年1月中央红军一部进入綦江，活动时间和范围都比较有限。若从广义维度来看，红6军团西征是红军长征的序幕，红3军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及与红6军团胜利会师都与长征有直接关联，红四方面军在城口县的活动也为长征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力量。因此在长征途经各地中，同时有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3军，红2、红6军团）、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转战，就成为重庆的一个特色优势和宣传重点。
綦江红军桥。
先看中央红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进入黔北重镇遵义。为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1军团第1师先后攻克贵州的娄山关和桐梓县城，先头部队挺进新站、松坎方向，威逼川黔边境的綦江县（今綦江区）。1月15日，红1师第2团向綦江县羊角乡（今属安稳镇）的枫香树、大垭口、红稗土等地开进，先后击溃川军廖泽旅一部和贵州盐防军姜金全部，在綦江羊角一线抢占有利位置，扼住了川军由此方向进攻遵义的交通咽喉。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20日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和泸州间北渡长江，并释放出“红军将攻綦江、重庆”的消息以迷惑敌军。为配合这一行动，决定周恩来等率红1军团主力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以牵制川军兵力。21日，红1军团直属队和第1、第2师共8000余人，以红1师为前卫、红2师为后卫，从桐梓县的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和黑镜塘于当天下午进入綦江石壕镇。同日上午，红2团也奉命从羊角出发经箭头垭赶往石壕。红1军团主力进军途中，曾在九龙山击退姜金全部袭击。22日凌晨，红1军团奉命从綦江石壕出发，经高石坎、梨园坝向贵州赤水进军，结束了中央红军在綦江境内的转战历程。
红一军团转战綦江示意图。
再看红3军和红2、红6军团。1932年底反敌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红3军在湘鄂川边一路转战，于12月中旬先后进入今重庆市巫溪县白鹿镇和巫山县大昌镇，20日再转向湖北巴东前进，于24日返回鄂西根据地。1933年夏，贺龙提出部队挺进川东南并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并派人前往侦察和开展统战工作。12月19日，湘鄂西分局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按贺龙的主张开创新苏区。23日，红军一举攻入黔江县城，并发布《红三军入川告酉、秀、黔、彭父老兄弟姊妹书》。1934年4月，红3军向酉阳、黔江开进，5月上旬占领彭水县城，旋西渡乌江进入贵州沿河县，于6月1日占领沿河县城后回师酉阳，4日进至南腰界一线。由此，红3军以酉阳南腰界为大本营，建立起黔东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24日，红3军主力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主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由于敌情险恶，两军主力会师后随即经贵州松桃县石梁乡等处向四川酉阳南腰界转移，贺龙也命令分驻川黔边的红3军部队回南腰界集中。27日下午，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随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两军随即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于11月3日由酉阳出川入湘，并逐步建立起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主力由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6军团第18师于12月中旬奉命突围向主力靠拢，经湘西北、鄂西南转入川东，经过今重庆的黔江、酉阳，再进入贵州与主力部队会合。
最后看红四方面军。1933年下半年，红四方面军攻占城口县大部分地区，川东游击军也改编为红33军，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城口成为其区域的东至。红四方面军抽调干部加强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在城口苏区内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组织体系。其后，红33军等部先后打破敌军的多次进攻，保卫和巩固了城口苏区。1935年初，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决定主力渡嘉陵江西进，东线城口地区的红33军也奉命向西转移，至2月中旬全部撤离城口苏区，其后渡过嘉陵江踏上长征之路。
重庆不但是长征部队的重要转战地和长征部队的最早会师地，还是长征准备的重要根据地和长征力量的重要补充地。这一时期重庆境内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在人力物力上为长征部队提供了重要而宝贵的补充，这也成为重庆为长征所作的一个突出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队伍中的许多渝籍领导人和官兵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刘伯承为开县（今开州区）人，在长征期间历任红5军团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等职，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渡（金沙）江先遣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等；聂荣臻为江津县（今江津区）人，长征期间历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1纵队政治委员等职，兼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等；杨尚昆为潼南县（今潼南区）人，长征期间历任红3军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们3人都参加了遵义会议，而且刘伯承、聂荣臻在会上提出北渡长征、在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并被会议采纳。
三
素有“山城”“江城”之称的重庆，是我国西南部和长江上游的重要城市，既有独特的山川形势和优越的地理区位，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红色资源。近代以来重庆的革命斗争史，积淀了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据统计，重庆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17处，其中与长征有关的约70处，分布在綦江、酉阳、城口等9个区县。在中央红军长征唯一过境的綦江区，长征不可移动文物主要分布在石壕镇和安稳镇，现存24处，主要类型为烈士墓及纪念设施、建筑物、交通设施、标语、遗址等，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石壕红军烈士墓）。在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5个区县，也保存了大量红军革命遗址遗迹。位于酉阳的南腰界地区比较集中完整地保存了革命遗址及景点56处，对此前文已有介绍。2013年，“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南腰界革命根据地”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2017年又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綦江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
90多年来，重庆对长征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李伯钊（四川巴县籍，今重庆渝中区）的贡献尤为突出。李伯钊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她不仅经历传奇，而且多才多艺，是当年红军长征队伍中的“明星”，唱歌跳舞，编剧演戏，培训骨干，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她与陆定一合作的歌曲《两大主力汇合歌》和《打骑兵歌》，独自编创的舞蹈《打骑兵舞》和小话剧《干人当红军》等，都是长征文艺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创作了三幕九场大型歌剧《长征》。这部歌剧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次”：第一次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1951年建军节前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公演《长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观看。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李伯钊决定将歌剧《长征》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让更多革命领导人的形象也能展现在舞台上。然而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创作被迫中止，直到1981年，话剧剧本《北上》才最终完成。李伯钊与长征文艺结缘，前后近50年，风雨半世纪，长征一生情，郭化若曾写诗怀念她对长征文艺的贡献：“红区歌舞震中华，文艺幼丛此一家。最是长征风雨路，剧坛烽火放奇花。”此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以刘伯承、聂荣臻等渝籍人士为代表的红军将士撰写了大量长征回忆文章，如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聂荣臻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等，被收入《星火燎原》等，成为长征研究的珍贵史料，而且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通常被作为首篇，所在卷（集）的作者也常被署为“刘伯承等”“刘伯承、聂荣臻等”。
1960年8月李伯钊与家人合影。（中为杨尚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重庆的长征文艺创作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2006年，重庆电视总台策划和摄制的大型系列专题报道28集《长征烽火巴渝行》，被誉为纪念长征的本土化电视精品。2012年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电影集团公司等联合出品的电影《走过雪山草地》，被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为向党的十八大献礼的10部优秀电影作品之一，并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八届中美国际电影节上同时荣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剪辑奖3项大奖。2021年由重庆电影集团公司出品的电影《王良军长》获评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央视《新闻联播》以《展映党史题材影片 点亮信仰之光》为题对其进行报道。在长征美术领域，四川美术学院（属重庆市）一直是国内重镇之一，该院名誉院长叶毓山创作的长征题材雕塑作品《万水千山》《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飞夺泸定桥群雕》《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彝海结盟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烈士纪念碑》《忠魂曲》《红军长征纪念碑》《女红军卫生员》等，都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红色文化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识符号当然首推“红岩”，但巴渝大地上同样镌刻下深深的“长征”印迹，90多年来形成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累积，“三大主力红军转战之地”“长征中最先会师之地”“转战綦江保卫遵义会议之地”等都已成为重庆长征文化资源的鲜明标签。
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
重庆的长征文化建设起步很早。由于重庆市部分地区是川陕苏区、黔东特区以及湘鄂川黔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在长征准备和长征出发之际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创作的文艺作品，以及苏区群众创作传播的民歌民谣等，许多都包含重庆地、重庆人、重庆事的元素，并由此留存下珍贵的革命遗存和文物，这些都可视为重庆长征文化建设的发端。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长征文化建设正式起步，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历史得到挖掘、文物得到保护、事迹得到宣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长征文化建设全面开花，特别是结合长征出发、会师、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纪念等时机举行了系列活动，创作了一批文艺精品，建成了一批纪念设施，如酉阳县于1984年举行了南腰界会师50周年纪念会，1987年建成会师大会纪念亭。
进入新时代，重庆的长征文化建设步入快车道，特别是以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为牵引，重庆市扎实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编制建设规划，以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线路，按照“3+4”片区（綦江、酉阳、城口3个主体建设区，黔江、石柱、秀山、彭水4个拓展区）和“1+3+N”的展陈体系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几年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以3个主体建设区为例，綦江区已完成石壕红军烈士墓及纪念碑、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红军桥等长征文物保护展示，长征主题研学中心、红军街、王良同志纪念馆建成开放；酉阳县完成“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及“南腰界红三军旧址”4处文物保护，完成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南腰界红三军革命旧址片区”整体展示方案设计；城口县完成“红三十三军旧址”文物保护展示、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提升改造。以4个拓展区为例，黔江万涛故居、秀山隘口“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石柱红军井已完成保护修缮，彭水红军街、红军历史陈列馆进行了提档升级等。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近年来重庆市已打造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40个、研学线路7条，推出了“中央红军转战綦江历史陈列”“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基本陈列”“血色征途、信仰不灭——城口红军长征西征路”等陈列展览，创排了歌曲《忘不了你》、情景音诗画《红色綦江》等文艺精品。
綦江石壕红军烈士纪念碑。
客观地说，重庆长征文化建设的优势固然显著，短板也十分明显。就其优势而言，在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中重庆是唯一的直辖市，是长征部队最早会师之地，而且是较少的有三大主力红军转战途经的地区之一，这都是重庆在长征文化建设定位上的独特优势；同时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本市所拥有的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长江文化等历史文脉，红岩精神、苏区精神、抗战精神等精神血脉，都与长征文化、长征精神奇妙交织、有机融会，从而为长征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定有力的战略支撑。就其短板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红军长征过境重庆主要是中央红军过境綦江，不仅地域上局限于綦江一区、兵力上局限于红1军团，而且时间上只有短短8天，甚至比“借道西进”经过的广东（途经南雄、仁化、乐昌、连州，21天）、广西（途经兴安、灌阳、全州、资源、龙胜、灵川，19天）范围更小、时间更短，同时又缺乏前两者所具备的“突破三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等长征中的重大事件或典型元素；酉阳、城口主体建设区和黔江、石柱、秀山、彭水等拓展区虽与长征有较强关联，但毕竟大都不是发生在长征时期和长征途中。这些都在客观上制约着重庆长征文化的建设基础、拓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在酉阳年会的那篇参会论文中，我对于这些短板和问题均有直言不讳的分析，并不揣浅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会议结束后不久，经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文俊处长推荐，拙文的对策建议部分经修改完善后，被《重庆日报》以《守正创新加快推进重庆长征文化建设》为题刊发于理论版头条。重庆的气度和格局，实在令人感佩。
九十载弹指一挥，新征程迈步从头。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和红岩文化公园建设为牵引，重庆的长征文化建设发展一定能“迈步从头越”，打造彰显国际范、中国味、巴渝韵的红色文化高地，助力文化强市、文化强国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