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生态治虫除草经验谈，让春天不再寂静

　　导 语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农药的广泛使用，农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农药来抵抗来自自然界的病虫害。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问题，而且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巨大误伤。这种误伤不但污染了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更可怕的是，也开始毒害人类自身。

　　《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从发现美国乡村的春天变得沉寂开始，引发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对美国农业、现代工业、环保和生态的深沉反思。农药的残留和毒害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害，为了我们还有明天，卡森呼吁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寻找一条不滥用农药的道路，一条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解的生存之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由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中国绿发会前副秘书长蒋高明教授作序。现蒋高明教授将此书序与读者分享如下。

　　这篇序言，为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愿景下、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的农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作 者 |蒋高明

　　值班编辑 |Lind

　　排 版 | 侯米

　　寂静的春天——让春天不再寂静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中译本，编辑部特邀我做序。该书已正式出版，特将所做的序言部分在这里转发。

　　《寂静的春天》是环保历史上的杰作，希望卡尔逊的呐喊没有过时，让我们一起唤醒人类，正视我们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让生态文明之花开遍大地。

　　《寂静的春天》，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环境污染成为“事件”是近100年来的事。确切地讲，工业革命使得人类有了挑战大自然的资本，从生态平衡被大规模打乱的那天起，环境污染就开始出现了。然而，300多年前从英国策源的工业革命，毕竟局限在少数发达国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局部的，相对较轻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人类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

　　农药就是这些有害物质之一，它不仅杀死了人类以外的生命，还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对于农药第一个大声说不的，当属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

　　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是，

　　环境恶化使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个死寂的春天。

　　以农药为例

　　先以农药为例，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进程。人类与“害虫”抗争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人类并没有控制住“害虫”的危害。一百多年后，人类并没有放弃灭杀“害虫”这条错误路线，而是越走越远了，当年西方犯的这个错误现在中国重演。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份农药清单：

　　溴酸钾、硝基呋喃代谢物、敌敌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特、噻酮、三唑锡、杀螟硫磷……

　　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担心受到昆虫危害；黄瓜、西红柿、芹菜、茄子、大葱等蔬菜接近常规产量；过去严重影响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虫已被脉冲诱虫灯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时候，每只灯每晚可捕获各种“害虫”达9斤，目前每晚捕获不到30克。

　　再来看“杂草”

　　再来看“杂草”。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几乎是农民最头疼的。除草几乎占据了农田管理的一大半时间，也是农活中最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是农活劳累最生动的写照。“杂草”顽强的生命力，让农民防不胜防，年年锄草，年年长草。人类与“杂草”斗争的几千年，至今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发明了除草剂，人类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人类发明的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暂时终结了“杂草”连年危害后，却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残留，最终可能会危及人类。

　　农田里有多少“杂草”呢，南方与北方明显不同。以我们熟悉的北方为例，春季小麦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行、荠菜、独行菜、小蓟比较常见。由于小麦是头年秋天播种的，越冬返青后小麦成了优势种群，“杂草”暂时竞争不过小麦。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长，可以覆盖整个小麦田。但是，毕竟春天雨水少，温度低，“杂草”还不是最凶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农田雨季温度高、光照强、水分好，这样就给了那些机会主义者的“杂草”提供了爆发的空间。即使像玉米那样高秆的作物，其下还常见十几种“杂草”，如马唐、旱稗、马齿苋、牛筋草、碎米莎草、铁苋菜、醴肠、鸭跖草和青葙等。

　　“杂草”获得今天这样的恶名，估计是现代科学以后的事情。在古代农书上，人们对“杂草”并不像今天的人这样深恶痛绝。如对“杂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锄禾”这样的说法，禾是庄稼，怎么锄掉呢？原来，锄草的“锄”与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给庄稼地松土，兼切断“杂草”地上部与地下部的联系，同时切断了土壤毛细管，起到控制“杂草”兼保墒的作用，这样的农活农民一年要干好多次。过去农民一旦锄头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获，而今天农活则是喷雾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获才停下来。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不管土地的感觉，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的污染。其实，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从空气中几十米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还有伤害作用，难道人会安然无恙么。打除草剂那几天，农民都是不敢开窗户的。

　　传统的人工锄草方式，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短缺，而衰落了。在美国这种古老的技术恐怕彻底消失了。在中国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农民还会锄草。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就是除草剂。大量使用除草剂，且不论环境效益，“杂草”并没有被控制住，相反，“杂草”年年用药，年年发生，甚至在美国使用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后，农田里出现了“超级杂草”。

　　为什么农田里“杂草”难以防治，甚至除草剂“培育出了超级杂草”呢？这是与“杂草”的生态习性有关的。农田“杂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们属于机会主义者，一有空间就去占领，它们对养分要求不高也不挑地段，无论是贫瘠的荒地还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类不断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机会就繁殖，就会结大量的种子，并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种子，一般很难除掉，除草剂对它们毫无办法，即使用火烧，地上部烧光了，但种子在地下还能保留。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生态除草怎么做呢？

　　一是要控制种源，不使其结种子，在成熟前后治理，可以用中耕机将刚萌发的“杂草”幼苗翻到地里 ，也可以用传统的人工锄草；

　　二是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种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据“杂草”的生态位，或者种植具有匍匐生长、且密度很大的蛇莓，这在苹果园、梨园、葡萄园里非常有效；

　　三是秸秆覆盖，即将上茬作物的秸秆粉碎还田，利用秸秆中的生化物质对“杂草”实施抑制；

　　四是作物轮作，不让“杂草”适应人类的种植规律，如在北方，小麦季后不是规律性地种植玉米，而改种大豆、花生等，同样玉米季后也不是单一地种植越冬的小麦，也可种植能够越冬的大蒜，我们观察过，当合理轮作后，杂草的种类可由8-10种减少到2-3种；

　　五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农田里不能有农药，不能有除草剂。没有农药和除草剂的鲜草，那些食草动物们如牛、羊、驴、兔、鹅、甚至猪是非常喜欢的。小时候，山东农田里“杂草”很少，那些“杂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们这些孩子加上部分妇女控制住了。

　　可见，今后对付“杂草”，也正如应对“害虫”一样，采取生态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粗暴灭杀的办法，同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进了重大的环境法律变革，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

　　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节，不应成为寂静的代名词。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人民同样有权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放心的食品。对于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对于日益泛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污染，是到了果断治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