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我党农村工作的历史成就和三农问题

　　先看温铁军的结论：不是集体经济没搞好，是你拿走太多了。就是说，因为你要完成工业化对不对？所以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讲三农问题怎么发生的，是你为了工业化，导致了农村的全面贫困，而最终你完成了工业化了……

　　简单地说，温铁军的结论包括以下意思：一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农村一直是“全面贫困”的。二是新中国前十年的“三农问题”，是当年的工业化导致的。三是既然工业化导致了“农村全面贫困”，那么，不难理解，如果中国不那么搞工业化，农村就不会“全面贫困”。至于用别的办法能否完成工业化，温教授并不关心。前三十年“三农”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子吗？温铁军的这个结论客观、公正吗？温铁军把“三农”问题，这个产生于农村分单干后产生的问题，提前到了前三十年，说是产生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我今天精神状态稍好，也有空闲，就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看看共产党毛主席和“三农”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创道路，和苏联的完全不一样。解决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农民受压迫最深重。解决了农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把革命工作放在农村，从土地改革入手，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应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

　　主席本身就是农民出身，生长在农村，对农村的阶级压迫情况，有很直观的感性认识，但主席并不满足于此。主席极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极其重视调查的质量。长沙求学期间，主席深入到长沙周边几个县农村调查，也锻炼自己的生活能力。国共合作之后，主席在广州等地开办多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村革命运动干部，著名的革命家彭湃、方志敏，就毕业于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认为对于我党的重要性，应该远大于黄埔军校。可惜，这些年，对农讲所的宣传远不如对黄埔军校的宣传。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干部，为我党后来的把革命重点放在农村，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准备了干部。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对北伐军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有力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也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根本利益，当然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指责，诬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幼年时期的我党，主要领导有有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附和国民党右派的言论，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而毛主席等人则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主席于1927年1月赴北伐战争的主战场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亲自考察32天，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光辉著作，全面肯定了农民运动，分清了敌友，理清了是非，指明了方向。是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篇文章，可见主席对此文的重视。惜乎，我党主要领导人的右倾错误，主席的这些重要观点，并没有得到全党的接受。

　　大革命失败之后，主席拒绝到上海的中央工作，下到湘赣边界，做了“基层干部”，动员当地工人、农民，加上一些革命军队，组织领导秋收起义。这片地方，恰是当年农民运动最早、群众基础最成熟的地方，同样也是主席亲自做的这些工作。秋收起义失败后，主席领导这批由工人、农民、士兵组成的军队，上了井冈山，继续组织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井冈山的成功经验，直接为其他地方的革命者所借鉴，鼓舞了革命士气，推动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让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中央苏区时期，主席为土地改革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工作，特别是调查研究工作，写了《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多篇调查研究文章，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支撑了数万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会剿”、“围剿”。

　　抗日战争暴发后不久，蒋介石就借故断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给养，并封锁抗日革命根据地，导致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党、全军、根据地人民群众，均要开荒、种地、养鸡养羊，纺纱、织布，建立兵工厂，解决生存问题。王震将军亲率359旅，赴南泥湾开荒，把那片没有人烟的荒山，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

　　大家可以看看毛主席在刚到陕北和抗日战争后期的照片，刚到陕北时，主席、朱总、总理，很是清瘦，眼窝深陷，显然是严重营养不良。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后期，迎接“迪克西”使团、重庆谈判的照片，主席就“心广体胖”了。

　　1992年我参军，我所在军校前身是三野的学校。我们中队有菜地，有猪圈。学员要种菜、养猪。毕业后我分到的团队，前身是杨成武华北部队，连里也有一片菜地，也要养猪，有好几头猪。团里也有一大片菜地，也要养猪。而且，团里还有一大片农场。整个师在河滩上开垦了几千亩地荒地，作为各团的农场，生产大米。我实习是在杭州的某部，也有菜地、也要养猪。解放军所有部队，只要有空地，就要种上菜，不让地空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决定组建边防军。38军当时正在河南信阳种地，将要收获时，收到了命令，立即把收割任务交给地方政府。42军，当时也在东北种地，收到命令，立即收拢。种地、养猪等，这种传统，是从当年的大生产运动继承来的。解放之后，共产党进了城，但是农村工作丝毫也没有放松。

　　有人说，“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似乎农村不再是工作重心，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党中在从来没有忽视过农村。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尽管有支前、三反五反、镇反等任务，但是，土地改革一丝也没有放松。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我立即开展“一化三改”运动，其中一项就是农村集体化改造，推动农村的机械化、现代化。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部分省地“刮五风”，加上自然灾害和外部逼债，有些省份的农村工作受到极大影响，但党中央毛主席组织召开“七千人大会”，坚持集体化，反对单干，不到两年即克服困难，经济形势好转。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肥的普及应用，农村水利建设成功，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乡村教育的推开，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有能力承担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和城镇无业人员，同时，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和原材料。

　　其次，我说说我老家的情况，管中窥豹。

　　农村消灭了所有恶性传染病，农民的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寿命几乎增加一倍。新生儿死亡率则大大降低，卖儿卖女、弃子弃子现象，完全绝迹。农村青年绝大多数都能结婚生子，农村光棍极少，基本上都是旧社会的犯罪人员。家家养鸡、鸭、鹅、猪、羊、狗等小型家禽家畜，有自留地，可种菜。农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1974年，我家就盖了纯砖瓦的三间大房子，顶高约两丈，檐高约一仗多，是为全村第一家。邻居也盖了砖基、瓦顶新房子，规模和我家的一样。生产大队有一台大型拖拉机，六个生产队都可以用。生产队则有小型拖拉机、磨面机、抽水机、脱粒机等，当然也通了电（只队部和磨面机坊有，居家还没有普及）。每个村庄，都有一至两名赤脚医生，有个卫生室。生产大队有一个大一些的卫生室。一旦社员有头痛、发热、划伤、扭伤、拉肚子之类的小病小伤，赤脚医生马上到家里或者到田头治疗。稍重的病，到大队卫生室治疗，再重一些的，到镇卫生院治疗。赤脚医生还负责卫生宣传工作、防疫工作。每对夫妻都生三、四、五、六、七、八个孩子，大孩子带小孩子，在土地上玩耍。放学后，大群小群的学生，学雷锋，排着队，到地里拾庄稼，或者干别的什么。我姐姐因为拾麦穗交给学校，还得了一张“缴麦积极分子”的奖状。

　　农村有一个“习俗”，拾粪，农民肩上挎个箩筐，里面放个铲子，满大路上溜达，见到猪、牛、马的粪便，就拾起来，积肥。即使化肥普及后，农民也还保持这一习惯好多年。在农民看来，农家肥更好。我认为的确如此，只是农家肥量太少。

　　我家在黄淮平原，没有山丘。但平原，并不是平的，而是有起伏的。高的地方叫庄户地，低的地方叫洼地，高低相结的地方叫流水岗，大约各占三分之一，低洼地、流水岗，是不能种庄稼的。要把低洼地变成良田，必须把水排出去。这就必须修建如鱼网一样的沟渠体系，需要大量人力，更需要各公社、生产队的配合。没有集体化，无论如何是完不成的。大约每五百米以一公里，就须有一条深沟，每一百米到五百米，就须有浅沟，沟与沟的距离、沟的深浅，视情而定。这样形成水沟网，才能把雨水及时、彻底地排出去。提到那个时代的水利工程，大都提起治理海河、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修建大小水库、长短渡槽之类，但是平原地区的纵横交错的水沟小河体系容易被忽略。其实，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型沟渠，对于排涝才有直接意义，光有大河是不行的。

　　第三，当年真的存在“三农”问题吗？这样的农村、农业、农民，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贫困”问题，相反，“三农”是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农民的生活是奔头的，并不是悲观失望的。今天，坚持了集体生产的三千多个农村，依然是全国的经济明星，闪耀着无法压抑的光辉。显然，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农村机械化、现代化，我们农村工作上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被温铁军一句“全面贫困”，就完全抹煞了。抹煞了共产党毛主席在农村的伟大成就，那么，中国革命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呢？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9年进城、搞工业化，再到1976年去世，毛主席搞了一辈子的农村工作，最后，其结果居然是制造了农村“全面的贫困”，这哪还有什么功劳，分明是在犯罪呀！

　　这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替主席时代工业化讲话的文章很多，但是，替那个时代农业成就讲话的文章，不够多。

　　有位网友反驳我，说那时农民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很旧了还在穿。这倒是真的。但能不能说这就意味着“全面的贫困”呢？我认为不能。会不会是因为中国的纺织业还不够发达呢？这就是工业的事了。

　　不要忘记，那时的解放军的衣服，也是一件能穿好多年。那时工人的工作服，也是一件能穿很多年。

　　这应该算是节俭吧。另外，那时的衣服，的确很结实。

　　第四，关于温铁军的“三农专家”这个头衔，我觉得很奇怪。温铁军自称“三农专家”，媒体舆论了称其为“三农专家”。他怎么会有这么个头衔？他说他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多年，还曾经在河北某地亲自搞乡建实践，办了学校，后被当地政府取缔，央视还做了专题调查报道。这就可以作为“三农专家”的资本吗？我看远远不够。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搞农村合作化、搞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搞了50年，居然没有一个人被称为“三农专家”！主席被指为不懂经济，“农村的全面贫困”，算是铁证了？王震，359旅旅长，南泥湾的大功臣，后来又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他及他手的几万指战员，居然没出一个“三农专家”。农村合作化的创始人李顺达、申纪兰，全国那么多农业劳动模范，居然也都不是“三农专家”。申记兰的事迹，现在人还在学习。永贵大叔，农民出身，当了那么大的官，居然不是“三农专家”。我们河南的焦裕禄、张钦礼，治沙治碱种树种粮养猪等，都是能手，万民称颂、举世敬仰，居然也不是“三农专家”。这些旧劳模也就算了，新时代的劳动模范，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七里营小刘庄的史来贺、周家庄的雷金河等等实实在在、全国公认的农民英雄，居然也都不是“三农专家”。

　　怎么全国的“三农专家”就温教授一个人呢？是不是太少了？够全国几亿农民用的吗？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第九评论”，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