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也谈主权问题
——与老王社长商榷
我对逃台的蒋氏伪政权及其后人的评价，非常简单，即中华民国、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国民党，四块牌子全是抢来的、偷来的、冒充的，无一块是真的。甚至，连中华民族子孙这块牌子，是不是真的，也可以商榷。通常，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者，至少没有为害中华民族者，才能称为中华民族的传人；背叛者，不算，无资格拜三皇五帝。
老王社长则认为，“在美国眼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是它打下来的。‘打天下坐天下’，台湾南海归还中国，本来就是它美国为主决定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战后如何执行，是要由它来说的算的。它原决定的把台湾归还中国，是归还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不是交给共产党的新中国。五零年后天翻地覆，中国形势一变，美国改换腔调，它的主流政策意见，成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了，这腔调一直到去年9月国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万幸，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依《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剑及屦及收复了台湾，将中国行政权及时落实到了台湾（部分南海岛屿）。生米毕竟煮成了夹生饭。自此，中华民国政府行政权行使在台湾，这，才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的最根本的最有力的证据。”
“但美国并未正式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它违背盟国义务与日本片面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教唆日本仅‘放弃’台湾，都未明确承认台湾主权归还中国。故，在日本政客的，日本虽失去了台湾的行政权，但台湾的主权用属日本。”
……
我的结论：老王社长在台湾主权归属问题上，非常重视“国际法约”，非常重视美国的态度，甚至认为美国有决定台湾主权归属的权力。
而我则认为，老王社长此论谬矣！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目标和胜利的成果，是中国人民决定的，不是国际法决定的，国际法无权决定之，与国际法无关！与美国的态度无关！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态度都无关。你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我们就可能做朋友，我们就可以开展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事——也不一定就开展。否则，我们就是陌路，或者是敌人。美国干涉我解放台湾的行动，那就是我们的敌人，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我解决台湾问题，你愿意支持就支持，我们也争取这个支持，我们感谢这个支持，但是，我们首要是依靠我们自已的力量解放台湾，而不是把解放台湾的希望，寄托在任何外部势力之上。你不支持，你反对，也可以，只要不采取实质性的反对行动，我们也就骂骂。你采取了直接的实质的干涉行动，那我们就打仗。打赢了，台湾问题就解决了；打输了，我们认倒霉，技不如人嘛，但我们仍然不可能接受台湾分裂于祖国，无非就是准备好，再打一次、再打两次、一百次，直到打赢、解放台湾为止。
就这么简单。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中国承认的国际法规，这个法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打出来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打出来的，是中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并不是蒋介石在峨眉山上领导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一切胜利成果，归全国人民，归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所有，不归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及伪国民党、伪政权所有。
是共产党倡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束了内战；是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了抗战的道路、前景，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理论指导，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坚定了蒋介石及中央军、其他国民党实力派的信心；是毛主席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发展了120万正规军、260万游击队，抗击了90%以上的伪军和70%的日军，解放了一亿以上的人民群众，收复了被蒋介石遗弃的领土。蒋介石及伪国民党在干什么？在“焦土抗战”，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在指望国际战争暴发和国际调停，在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制定“融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在偷偷和日本侵略者在联合反共的基础上媾和，在出卖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成果，在镇压抗日力量，包括镇压杂牌军抗日力量，也包括镇压中央军里坚持抗战的力量。至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个六年期间，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对国家主权的出卖、对抗日力量的无耻镇压，还有全面抗日战争期间那么多伪国民党的大官要员包括汪精卫及200万伪军我就不提了。
这么个反动势力，凭什么代表中国人民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没有资格的。
但是，“国际社会”却把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资格，赏给了蒋介石集团。
为什么？
为什么接受日本投降、享受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不是这个成果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国全体抗战军民，而是逃到峨眉山上坐等抗战胜利的蒋介石集团？
说起原因，很简单：共产党是坚决而毫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是要解放全中国的，是要收复全部主权的（包括东三省）！在主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独立自主的，是寸步不让的，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能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在主权问题上，是可以商量——是可以出卖主权的。东北三省可以不要，华北的相当部分也可以不要，台湾也可以不要，甚至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也可以不要。这么“好”的政权，这么尊重“国际规则”的政权，“国际社会”没有理由不喜欢、不支持。
相反，共产党、毛主席，则就让“国际社会”极其讨厌，不可容忍了。
如果由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享受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主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那么，“国际社会”如何瓜分中国主权，如何从中国获取利益？几乎不可能。
所以，蒋介石自然就成了“国际社会”眼里的香饽饽，自然，“国际社会”就让蒋介石代表中国，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领袖”，延安的共产党、毛主席，当然在排斥之列。
在当前的中国，有那么一些人，很把“国际社会”的意见当回事。对中国人民的意见，却不当回事。老王社长也难脱此俗。这是不对的，这是缺乏独立自主意识，缺乏主人意识。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曾向延安派出过“迪克西使团”，这个使团也明明白白地把延安的情况报告给美国政府，断定中国的未来必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但是，美国政府还是拼命打击中国共产党。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迪克西使团”的建议，错了。美国政府完全明白“迪克西使团”的报告是客观的，但是，打击共产党的影响力，防止迪克西使团所说的共产党胜利的局面出现，才是美国政府的政治目标。
1949年底，新中国刚成立之后，主席出访苏联，见了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到打击的。什么意思？是批评斯大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系列安排。
抗日战争胜利后，你苏联没有把我延安的共产党当首要功臣、没有把毛主席当作中国抗日战争的领袖，没有支持我们接受抗日战争的成果，却支持蒋介石集团接受这个成果。这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不公平的，而且，苏联是不是因为蒋介石在维护主权方面的动摇、软弱，才支持蒋介石成为抗日战争的“领袖”？没错，就是这样。
斯大林元帅打了个哈哈，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主席点到为止，也不再往下说。
接下来，就是要主权。废除苏联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条约，另签订新约，要收复中国主权的新约。
准确地说，由蒋介石出面代表中国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日本的惩罚并不彻底，对中国也并不公平。尤其在美国随便解释这些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对中国就更加不公平。所以，对于美国人对这些条约的解释，中国不必遵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要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这些条约！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落实对这些条约的理解。
东北是怎么收回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就下令罗荣桓（后加上林彪、陈云、高岗等）出兵东北，则东北属于谁，还不好说！
如果不是主席力主出兵抗美援朝，则中长铁路、旅顺大连属于谁，也不好说，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不行。
至于美国、日本背着中苏签订的《旧金山条约》，那是非法的，中国不必接受，也不能接受——即使苏联采取暧昧态度，我们也照样不接受。
中国的事，中国说的算，我们利用国际形势，但我们不能屈服于国际形势，我们应该也必须改造国际形势，我们也有能力改造国际形势，让其与我有利。
尼克松访问，并发表《联合公报》，是我们改造不利的国际形势的结果！不是美国的施舍。美国既然说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持异议”，就是其承认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并不加干涉。这是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前提！如果美国背弃这个宣言，则中美关系立即回到尼克松访华前，立即是全面敌对的状态。
不就是和美国人再打一仗嘛！不怕。美国愿意和我们打，我们就奉陪。打与不打，让美国人决定，我们不要决定。
下面再说一下“中华民国”，看看逃到台湾的蒋氏集团是不是“中华民国”。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成果，首都在南京，1月1日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大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但中华民国的政府，却难产。旋即，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上任后不久，即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这个在孙中山先生眼里的“宪法”，这无异于背叛了中华民国。于是，“护法运动”开始，失败。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为期83天，死去。北京政府“城北变换大王旗”，均称自己为“国民政府”，但在孙中山眼里，却是不合法的“北洋政府”。中山先生南下广州，依靠南方军阀，另立“民国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很小，没有统治全国，能力也很弱，同样也很动荡，但确是中华民国合法的政府。
十月革命胜利，中山先生看到依靠西方列强，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于是，联合苏联，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政策，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任务。
请注意，从此以后，是不是国民党、是不是中华民国、是不是三民主义、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传人，要看是否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和坚持“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曹锟，成立新的政府，邀请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大计。中山先生抱病前往，临行前和一路上发表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两大国民革命的任务，要废除和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经济主权和领土主权。12月4日，中山到了北京后，北京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冯玉祥已经失势，张作霖、段祺瑞控制了北京局面。最后中山先生累死在北京，合法的北京的“国民政府”，还是没有建成。
“西山会议派”在中山先生陵前开会，否定新三民主义，要分共。这是最早的国民党反动派，但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没有导致国共破裂。
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势如破竹，很快打到长江流域。但，革命胜利成果很快被野心家们窃取。是为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其他惨烈政变，还很多。蒋汪的政变，不但屠杀共产党，还屠杀国民党左派革命力量，破坏国共合作，北京的张作霖也屠杀了躲在俄使馆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
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革命力量，这叫背叛了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背叛了中山先生！蒋汪所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宁汉合流后的“南京政府”，均是自己私刻的公章！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在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一样，系新军阀，不合法，均不能说是国民政府。
那么，自1927年蒋汪背叛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二十二年，中国称“中华民国”，但合法的国民政府是谁？很可怜，中国没有合法的、继承了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政府”！
要说继承中山先生遗愿的合法政府，还真有一个，就是苏维埃人民政权！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和蒋介石集团的统一战线，实现了联合抗日。我提请注意，中国共产党是说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抗日，并不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也不是在所谓国民政府的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之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建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均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蒋介石是“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的关系，采取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提出“要抗日不要投降，要团结不要分裂，要进步不要倒退”的“三要三不要”政治主张，独立自主地领导了敌后抗日战争，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暴发前，双方之间是有《双十协定》的，是要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协商之下建立的联合政府，当然是合法的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撕毁的“双十协定”，联合政府没建成。那么他建立的政府，当然是非法的，他当选的总统，也是非法的。李宗仁是副总统，这个副总统，也当然是非法的。
1949年春，渡江战役之前，李宗仁代表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和谈”，毛主席提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的谈判条件。即指出其宪法、其法统，都是“伪”的，是非法的。要和平，当然要废除。你不废除，你就没有资格和共产党谈和平！我就要消灭你！
即使是这个非法的政府，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也不是其合规的代表人物！合其规的代表人物是李宗仁。而李宗仁于1965年回国，一下飞机、站到祖国的领土上，李先生就发表了宣言，自称是“待罪之身”！什么意思？“待罪之身”这四个字，意味着李宗仁把伪国民政府的“印信”交给了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最后一点遗存，也被共产党、新中国收起来了。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派邓颖超（共产党的革命元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夫人，也是“国民参政会议员”，资历够高。江夫人也可以承担此任，但是，她资历较浅。）赴上海请宋庆龄先生参加新的人民政府工作，而且还郑重地写了一封信！干嘛“请”呢？而且，还说不能“勉强”。电影《开国大典》等作品中，对此细节有描述，说明这些作品的主创人员政治素养极高，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请”“勉强”两个用语，学问很大。
传统上，中国讲究“禅让”！即你的“国祚”从哪里来的？得位正否？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马列主义政党的共产党的普通党员，可能不太注意，或者不太当回事，反封建、破除旧传统嘛。但是，五百年不遇、熟知中国历史传统、讲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主席如何不注意？
宋庆龄先生是前朝国母！他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态度，从“正统”的传承上来讲，很重要！他手里有四枚正统“传国玉玺”：中山先生继承人、国民党、新三民主义、中华民国!还有一枚中山先生的“虎符”：反帝反封建！之所以“请”而不能“勉强”，就在于这“四玺一符”，他愿意不愿意交给共产党毛主席？宋先生是女中豪杰，如何不懂得“请”“不能勉强”中的涵义？他很郑重地参加了新政协，并就任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四玺一符”全交给了毛主席！宋先生、毛主席合了“虎符”，意味着我们共产党完成了中山先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宋先生当然肯传，实至名归嘛。又收了其他三枚“国玺”，但把国民党这枚“国玺”还给了宋先生，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注意，“四枚国玺”是交给了新中国、交给了毛主席，没有交给蒋介石！这就意味着蒋介石无论打什么招牌，都是假的，印章，是自己刻的，不算数。
上世纪70年代，主席派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尊称行严老）赴香港，和蒋的代表谈两岸问题。临行前，主席对行严老称蒋介石为“蒋先生”。周总理对行严老说，注意，主席称“蒋先生”。什么意思？有人解释说，这是主席尊重蒋先生。这解释不准确，未及根本。主席、总理的意思是说，行严老请注意，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能称“蒋总裁”“蒋总统”！因为他不是什么总裁，也不是什么总统。
蒋介石方面说，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对！国共合作一直都在进行，仅仅是受到了蒋汪集团的严重破坏而已，当然是和坚持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党革命力量合作，而不是和背叛了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和蒋介石集团的合作，只能称为“统一战线”，而不能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因为我们不承认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我们称其为“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称其为“反动派”，但解放战争和解放以后，则称其为“反动派”，同样是不承认其是国民党正统），也不承认蒋介石建立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政府，均不接受其领导，均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换言之，国共合作一直都存在，只是受到严重破坏，并没有破裂。蒋介石、汪精卫分裂革命阵营、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那是对国民党的背叛、对中山先生的背叛、对新三民主义的背叛！怎么能说他是国民党？
新三民主义，是对三民主义的发展和充实，背叛了新三民主义，也就背叛了三民主义，蒋汪之辈也当然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当然不是三民主义的传人。
中山先生的传承人、新三民主义的坚持继承者，是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是宋庆龄等，和蒋、汪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对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抗日战争运动、解放战争运动，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是大力支持的关系。国共合作一直在继续，并不存在什么第二次、第三次。
汪精卫我就不多说了，连蒋介石都以其为叛徒，当然内涵有所不同，目的也不完全一样。就说蒋介石，在全面抗战暴发前，反复向日本侵略者投降、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不择手段地镇压抗日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反复和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试图媾和；抗日战争胜利手，又收编伪军、包庇日本战犯、把冈村宁次这种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都聘为自己的反共顾问！抗美援朝战争前，蒋介石居然打算派兵协助美军，期间居然真的派出特务协助美军残酷迫害志愿军战俘，他的老婆宋美龄居然鼓动美国对中国人民扔原子弹！1960年前后，苏联撕毁合约、美国涉入越南问题、印度也在西藏方向对中国发起“前进”侵略，中国国内因为某些人的“刮五风”和自然灾难，经济非常困难，在中国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却配合美帝国主义，“反攻”大陆。中山先生提出的“反帝”革命任务，他承担一丝一毫了吗？
这么个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挂中山先生的画像，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坚持了三民主义？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国民党？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中华民国？
顺便说一下，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承认蒋氏国民党的合法性，但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却是承认的！其标志，在于1945年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不承认我的合法性，干嘛那么隆重地邀请我？干嘛和我平等！大家看，1949年过江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南京的李宗仁“和谈”时，用过“共商国是”这样的说法吗？没有。
……
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美国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成果，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当然由中国人民决定，而非美国决定。
台湾主权当时归还给了中华民国，当宋庆龄先生将“四玺一符”交给毛主席、新中国时，台湾主权当然也归于新中国！美国是没有权力和资格干涉这事的！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美国自己心里想什么，是美国的事，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反对和不接受！
当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后，中华民国，就消失在中国历史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王社长说，“（在《上海公报》中）美国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正是因为台湾那边还存在着一个坚持疆域仍涵盖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
不对，四块招牌全是抢来的、冒充的、自己刻的，蒋介石集团，只能称为“匪”！没有任何其他名份。
“不提出异议”，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至于美国政府内心里有异议，我们不管——也管不了，只要不“提出”，不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示出来，就行，就算其守规矩。
按照《上海公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持异议”，就是没有发言权，没有资格“要求”中国和平或者以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
至于国际形势变化后，美国政府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又对台湾问题“提出异议”，那只能表明美国撕毁公报，敌视中国，只能表明我们要坚决斗争，并不能表明美国有合法权力干涉台湾问题，更不能表明我们还必须接受美国的这种干涉。
并不是主席、总理当年在签订《上海公报》时有什么“漏洞”，而是你在理解中国现代史时，没有站稳中国立场，没有独立自主意识，处处看美国的脸色。老王社长，您不当如此。
逃台的“国民党”势力，无论地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没有什么名份。所谓“中华民国”，不但不是什么中国主权在台湾的界碑，恰恰相反，却是美蒋势力相互勾结，分裂中国、否定新中国主权的“界碑”！
一心投降美帝国主义、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出卖我主权利益的伪民进党，更加没有什么名份——它似乎也不要什么名份。
老王社长说，“七十年了，‘中华民国’国号，便成为了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主权符号和界碑！”
毫无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主权符号和界碑！
你说“中华民国”国号是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主权符号和界碑，不是“两个中国”吗？
老王社长说，“中国国民党多么艰难（你说他是为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好）在左右两面的夹击中，支撑了台北政府的中华民国的国号！”
毫无道理。只要它扔掉“中华民国”的假招牌，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金字真招牌，切断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它就不艰难了！它就很顺利了！但它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想对外勾结而已。
老王社长说，“甚至让所谓‘鹰派将军’出面来说，‘台湾不是中国核心利益’。”
请问，哪个所谓“鹰派将军”说的？谁请他出来的？都说出这种混账话了，还能称为“鹰派将军”吗？奸细而已。在中国，总有人给我们推荐出一帮“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鹰派人物”，让我们膜拜，但中国人民识破了其画皮，并不接受，正在与之斗争。
老王社长说，“你既然没有决心尽快地武统台湾，不停地要‘和平’‘和平’，即又要先行地否定掉‘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在台湾的主权界碑，给台独和美国以口实，你在干什么？你‘左派’就在事实上与台独民进党结成了帮助台独的统一战线！”
这么讲，毫无道理。首先，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答应过只用和平的手段解放台湾。其次，和平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一直的不懈的追求，甚至在解放战争期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和平解放过北京、新疆、湖南等地。第三，强调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就不能否定掉“中华民国”？完全可以，也必须这样。否定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假招牌，和平解放才是正义的，否则，岂不是“叛乱”？第四，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决心？加强准备，塑造形势并选个适当的时机而已。
老王社长说，“毛泽东在知道自己尚没有足够力量过海之时，多次说过，他支持和实际配合了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在台湾抵制美国，维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这话或许没有问题，但是，毛主席是配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匪帮”的蒋介石，对抗美国的“划峡而治”！如果毛主席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招牌，那不是维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而是放弃了这个主权。
注意，即使中国的“匪徒”，也表明中国是有主权的。
老王社长说，“你看蔡XX‘过境’美国，开口闭口‘台湾’，没有一句‘中华民国’。他就是在献媚告诉美国，台湾人已经不再是中国人，台湾人已经不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蔡，一介匪徒耳，她的话，没有什么道理，也不是我们讨论台湾主权归属的依据。
难道因为蔡不提“中华民国”，我们就得承认蒋记“中华民国”？这叫什么道理？
……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