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与行动的2020：十大工人维权事件盘点

　　服务业劳洞导言

　　2020年很悲观，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重重笼罩，183万人死于肺炎，超5亿劳动者失业。中国并没有幸免于难，在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危机下，外贸导向型的经济生产几乎停滞，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2020年。在以保经济为核心的政策导向下，政府一方面减税金增补贴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则协同资本趁机力推新业态经济加速用工零散化，瓦解传统劳动保障，冻结最低工资，新政下鼓吹共享用工、试行特殊工时，将工人推向更不稳定、不安全的工作境遇。

　　经济困境持续、政治表达受限，并不代表工人受制于恐惧。2020的这一年，从建筑工讨薪开始，止于苹果代工厂昌硕派遣工维权。劳动状况虽在恶化，工人也并没有放弃发声。疫情下，火/雷神山医院建筑工人和环卫工因欠薪而发声，出租车/网约车收入下降要求份子钱减半;快递和外卖业成了疫情下最大增长点，价格战剥削和平台霸权引发连锁反抗;敬佩的是，首有环卫女工反性骚扰，状告拉下环卫站长;也有受挫，蛋壳公寓“暴雷”、东莞老牌玩具厂倒闭，工人维权受阻或被打维稳。

　　“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也不应该忽视来自三亿农民工的声音。他/她们的行动或许无声、或被隐形，但他/她们并没有放弃反抗，也只有反抗才会有改变。2020年或许很悲观，但工人行动并没有停止。

　　事件概述

　　6月15日，来自广州越秀区白云街道的环卫女工黄微，在法院立案起诉该环卫站站长性骚扰。此为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蓝领工人反性骚扰案。该环卫站长和党委书记周恒良长期利用职权优势给下属女工发送性暗示图片/视频和电话邀约，胁迫进行权性交换等。黄微自2016年入职环卫站后亦屡屡受其骚扰和施压，郁不堪言，最后冒着丢工作的风险也要给自己讨回公道，将站长和单位一同告上法庭。

　　环卫女工黄微在起诉书中提出三点诉求：周恒良赔礼道歉;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环卫系统内任职;环卫站承诺不会对黄微一家打击报复。经媒体报道后，环卫站随即对周暂时停职。黄微一家虽受到多方压力和威胁，但在其不懈坚持和法院协调下，迫使环卫站放弃“保护”站长，撤销周的站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并向全体员工做公开道歉说明，“为全体女工除了毒瘤”。

　　劳洞评论

　　以罚代管、“吃人头费”、外包牟利、全年无休、权钱腐败…的国内环卫体系诟病，是环卫权力江湖建立的根基，施加于对高龄低文化、低技能的弱势环卫工的剥削。黄微孤身一人反抗领导淫威， 意味着什么?她是国内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对职场性骚扰说“不”的基层工人，对于公众习以为常的性别暴力、同事怯于反抗的职场压迫，黄微的反性骚扰行动极为不容易。她的丈夫家人都靠环卫一份工生存、孩子倚赖环卫工优待才得以上公立学校，这都可能因维权而付之一炬，但黄微不愿为此妥协，被施压后宁失去工作也要起诉，不仅为全体女工争得尊严，也用行动教育工友克服恐惧。

　　事件概述

　　3月18日，由于疫情导致外贸订单取消、资金断链，已有28年历史的东莞泛达玩具厂宣布结业倒闭，引发工人抗议。除了欠供应商货款还有其他贷款之外，倒闭前的泛达已拖欠员工两到三个月的工资。全厂约370名员工，大部分已工作了十几二十年，在工厂倒闭前毫无预感，事后无法联系上老板协商欠薪。

　　泛达工人集体向东莞茶山镇劳动部门求助，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并按照劳动法赔偿工龄工资，但没有谈拢。当工人准备前往上级劳动局反映，遭到地方政府阻扰，双方发生冲突，部分工人被打伤住院。3月23日当地人社部门发出情况通报，表示将按照东莞市相关政策，由厂房出租方先行垫付工资。虽然如今被拖欠的工资已经全部给付，但工人提出的工龄补偿问题仍未解决，只能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

　　劳洞评论

　　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告急，致使诸多国内外贸工厂订单锐减或取消，甚至不得不倒闭关门，但企业和政府并未慎重处理遣散工人的合法权益和生计问题，反而试图隐瞒、逃匿和拖欠薪资。泛达工人数十年奉献一朝失业，选择先走法定渠道向相关劳动部门求助，本无可厚非，但却遭地方政府阻挠工人往上举报，引起冲突工人挨打。相比于维护工人权益，政府更多只关注社会稳定和公关形象;若非舆论压力，估计也不会迅速发布公告。暴力维稳式的挨打，令工人看清，过于依赖政府主动协助的策略也不可取，最终能依赖的还是只有自己的力量。

　　事件概述

　　今年多地爆发出租车/网约车的罢运抗议，此起彼伏。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可录得的全年相关抗议超过112个，比去年增一倍，罢运抗议的诉求趋多元化。疫情导致出租车/网约车收入大减，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7起来自广东、广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罢运事件抗议收入因疫情大幅度减少，集体要求租赁方减免份子钱/租金费用，规模达数百人到上千，亦有带头工人事后被开除。

　　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也随着新网约车平台“花小猪”的入局和网约车牌照大幅度增长，愈加升级。全年爆发至少25起出租车抗议网约车和黑车挤占出行市场和分享营运权，出租车对黑车司机进行围堵、举报，亦上访至交通部门，抗议政府不作为。2020年多数城市开放共享电单车投放，亦引发21起多城市出租车司机集体抗议，要求禁止电单车上路。亦有零星网约车司机抗议滴滴平台不合理抽成比、扣罚款规则等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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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网约车入局出行市场后，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便从未停过。出租车憎恨网约车抢走的客单收入，网约车在意平台抽成和营运驾驶的合法保障，但在城市出行运力仍然不足、“高峰期打不到车”的今日，到底谁割了两者的韭菜?出租车难以挑战保守固化的“份子钱”租赁体系，而网约车的分发体系俨然铸造了一家全新的“出租车租赁巨头”——滴滴，只不过传统的份子钱名头换成了平台抽成和扣罚。打车更贵了、开车赚更少了，资本市场乐见出租车、网约车、消费者三方互撕互撞，因为最大的盈利分成源源不断流向了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平台，其他人都是打工的。撕扯中的出租车/网约车罢运抗议，希望并不在于谁赢谁输，而在于看清谁是真正的食利者。

　　事件概述

　　9月，人物《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火爆全网，让大众将目光聚焦到了被系统算法 " 驱赶 " 着狂奔的外卖骑手身上。饿了么、美团随后迅速“公关式”回应：饿了么表示顾客可选择多等5分钟，美团则表示会多留8分钟弹性时间。但骑手并不买单，“无论是骑手在社交平台的发声，还是各家媒体的集中报道，都并未改变平台依旧严苛的系统算法和惩罚机制。”

　　既然无法奢望巨头算法的向善，骑手唯有依靠集体行动在“系统”里反抗。今年2月份，辽宁阜新饿了么和美团骑手罢工，抗议单价降低;5月份。河南省三门峡市数十名美团外卖骑手拉横幅抗议新上任的代理商降低单量和单价，要求签订正式劳动合同;6月份，吉林通化有两百多外卖骑手罢工，抗议美团没按好评数足额发放奖金;9月份，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十多名美团骑手拉横幅集体抵制代理商降薪扣薪。此外，外卖骑手也在试图组成联盟社群，相互取暖发声，如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共同对抗系统的算法霸权和制度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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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开数据，国内外卖骑手数量总数已达700万，其中美团骑手将近400万，饿了么为300万。技术要求低、弹性的工作时间、薪酬多劳多得、无须严格审核和面试等原因，使得外卖骑手成为多数蓝领的就业选择。为了最大程度避免社保、劳动纠纷等用工风险，平台多采取第三方雇佣形式，意图从法律上撇清数百万骑手与平台的风险关系。受困于算法霸权的骑手，可以作为工会会员的非劳动者，却不拥有规范的工资福利和法定的社会保障、不拥有规则制定的一丝话语权。欣慰的是，在讨薪抗争之外，骑手已经开始意识到劳动关系的关键性，也在萌生协会/联盟的自组织行动。他她们正在系统里探寻反抗，即使仍然是星星之火。

　　事件概述

　　2020年仍然是建筑工人被欠薪的一年。特别是年关将至，建筑工人讨要血汗钱的行动激增。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显示，建筑工人讨薪仍然占工人维权的绝大部分，即便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来建筑工人讨薪激增似乎表明条例执行效果不佳。

　　2020年全国各地有新闻报道或消息记录的建筑公司欠薪、工人讨薪维权行动近300起，其中河南、山东、江苏和广东为欠薪维权事件的高发地，而那些没有被网络记录或关注的欠薪维权事件恐怕更多。工人采取拉横幅静坐游行、联系媒体、甚至爬上塔吊以死相逼的办法，要求老板/工头出面，争取集体协商的机会，要求政府介入;但多地均有警察出面压制甚至殴打工人的情况出现，还有媒体将工人的行动污名化为“恶意讨薪”。

　　劳洞评论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2017年人社部《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提出了根治建筑工欠薪时间表，承诺“到2020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但很明显，今日建筑工无合同、不按时发薪等问题根源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欠薪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建筑工依旧是“流汗之后又流泪”。建筑行业欠薪问题数十年如旧，工人讨薪亦数十年不放弃——有些建筑工人已经开始以法律法规为工具、以舆论为武器确立行动的合法性，要求政府出面履行监管职责，追究欠薪企业的责任。面对恶劣的企业行为和慵懒无为的政府，建筑工人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自救。

　　事件概述

　　疫情的这一年，国内快递业务量超800亿件，增长超过25%，快递从业者增长33%，达到400万人。2020年是快递行业风起云涌的一年，但又是冲突加剧的一年。因快递业价格战，全国二三四线城市网点陆续爆发罢工潮：快递巨头试图以降价来攻占市场份额，致使派件费被极度挤压、强行摊派发件任务、罚款名目莫名其妙、网点倒闭拖欠工资，最终代价由快递员承担。

　　4月，河南潢川三通一达五家快递加盟商不堪上级网点下调派费，联合发布声明全镇代理停止拉货，停止派件;7月，广东清远多个圆通站点快递员因欠薪集体罢工，数万快递滞留;9月，百世快递南京江宁二部快递员近3个月无收入，集体罢工;湖北孝感中通快递网点集体停工……罢工事件不胜枚举，没有确切的统计，2020年全国到底发生了多少起快递罢工。但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快递员罢工的消息在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上更新。直至今日，微博话题#快递罢工#阅读量达1386万，#如何看待快递小哥罢工潮#阅读量1.5亿，覆盖中通、圆通、韵达、百世快递全国多地网点。

　　劳洞评论

　　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20年快递业务收入预计1.1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6%。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是快递工人愈加恶劣的用工条件和缩水的派费单价。调研显示：75.07%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派送单价低至0.5元;每天工作超8小时，全年无休是常态;无劳动合同，导致法律维权更加艰难。迅速停工、短暂抗议是快递行业工人常年的作战策略。与往年不同的是，2020年的快递罢工潮如多骨诺米牌效应，全国城镇乡市网点“不谋而合”，工人纷纷用脚投票，向这场压榨劳动者权益的“低价游戏”宣泄不满，表达抗议。

　　事件概述

　　11月份，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运营停摆，终于“爆雷”，引发全国多省市数千人维权。作为租房市场的“宠儿”，蛋壳公寓实际上早在2月份已停止收房，员工被降薪。从十月份中旬起，北京蛋壳总部房东讨债、租客维权、员工讨薪、供应商讨要工程款等集聚维权行动从未中断。多地蛋壳公寓的员工工资从10月份开始拖欠，上门讨薪却告知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员工被迫无奈已发起劳动仲裁;负责公寓的保洁、维修人员及装修队工人，同样遭遇欠薪，集体到北京总部喊话蛋壳 “还钱 ”;遭遇被拖欠的供应商涉及到74家，项目款共计1亿余元，间接导致大量工人欠薪，牵连一线家庭约4000余户;另有数十万租户被迫无家可归，有广州租户绝望坠楼。

　　直到11月末，有消息记录的讨薪维权行动仍然在持续，蛋壳公寓北京总部每天都有数百人集聚维权讨说法，网络发声不断，多地政府陆续介入。但目前尚未有令多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些缓解矛盾的措施，如南京为受影响的租客提供免费的过渡性房源、微众银行为退租的租客办理贷款结清手续等等。

　　劳洞评论

　　在这场资本“割韭菜”的游戏中，蛋壳员工、供应商、保洁、建筑/维修人员及房东租户都深受其害;但当资本退场留下一地鸡毛后，矛盾被转移到同为受害者的房东、租客与员工之间，双双“挥刀对峙”——房东租客相互厮杀，欠薪员工维权无门却还受“夹板气”，两边不是人。资本卷走一切之后，被裹挟的个体没有还手之力，连讨薪维权都需要排队取号。事件余波未散，但人人都在等的“救世主”或许不会出现了。工人、房东及租户之间摒弃无益的内斗与厮杀 ，看到资本背后的真相，不放弃追究政府和企业的失责，联合维权或才可能有一线希望。

　　事件概述

　　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大规模拖欠派遣工工资和返费纠纷。月初，劳务派遣公司拒付返费的消息在富士康工人中逐渐传开，匿名微信群消息号召来自天造、永兴和、思扬等劳务派遣工人一起维权讨薪。从那开始，每天都有上百名派遣工人在成都富士康工厂门口抗议，要求补偿8-10三个月的工资差价和返费。11月13日工人在门口集体打出“富士康黑中介坑工人血汗钱”标语。11月16日，约1000名派遣工人聚集在富士康门口，上百名警察出动了十几辆大巴，将工人接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和富士康协商，后续不得而知。

　　富士康长期以来一直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在今年8月因需求量大，劳务公司甚至开出75天打卡领1万元高返费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工人进入富士康。然而在11月工期到期，大批派遣工辛苦加班为富士康熬出产量后，却发现自己受骗了。这并非富士康第一次拖欠返费和工资差价了，成都，深圳、郑州等地屡屡发生，最后能拿到返费的少之又少。靠这种压榨工人的手段，富士康才得以最低的成本一次次撑过订单旺季，维持其高利润与制造业霸主地位。

　　劳洞评论

　　劳务派遣就是一个“坑”。劳务派遣制度令富士康可以灵活规避法律责任，为自己淡旺季用工创造了灵活性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用工成本;遭遇纠纷，工人则维权无门(参见揭露劳务派遣的四大秘密)。迫使工人掉进劳务派遣的高返费/返工资差价的“坑”里，这一开始就是富士康和形形色色各层级劳务派遣公司的共谋。成都富士康的工人维权由网络匿名召集发起，得到快速的去中心化响应，且将矛头对准问题的源头——富士康是正确的，它在所有各方角色的参与中，都保持绝对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警察和公司的联盟掺合，无非是想要威胁恐吓兼以劝告，进而分化瓦解工人的集体力量，一旦工人被打散，个体维权就难上加难了。

　　事件概述

　　12月19日，数千工人集结于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门口声讨“返费”，抗议厂方强迫调岗。罢工源于昌硕欲强制将临时工调岗，若不服从，工人将会被立即辞退，无法拿到中介许诺的“返费”，或者待遇降低。上海昌硕是苹果全球的第二大代工厂，中介代为协助招工，常会以较高“返费(即补贴)”来吸引工人入厂。抗议现场大量警察、辅警驱赶工人并发生冲突，有十几名工人当场被抓，工人抗议要求放人。罢工从19日早上9点持续至下午3点左右，最后厂方迫于压力发布公告，表示将重新调查员工意愿，调岗工资薪酬及“返费”不受影响。截至12月31日，昌硕工人仍在维权中。

　　这并非昌硕工人第一次因返费集体抗议。今年4月，厂方计划在3天内裁员2万人，逼迫工人“自离”，拒绝离职者将会被扣除返费。4月20日，工人抗议包围工厂服务中心，要求速速返还承诺的“返费”。昌硕工厂长年待遇差，食宿条件恶劣;淡季5天8小时工作仅得2550元，旺季6天12小时工时制，到手最多4500元，“返费”是最主要收入。厂方多种恶劣行径拖欠、扣押返费，引发工人集体愤怒。

　　劳洞评论

　　《财经》报道曾指出，昌硕通过返费高低调节临时工的规模，旺季时加高返费，淡季时降低返费，像海绵吸水一样灵活。几乎每次苹果发布一次新品，昌硕就重新招募一批产线工人。临时工招募模式，令代工厂可以巧妙规避社保和雇主责任;返费令资方可以在淡旺季劳动力市场掌控主动权，控制工人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昌硕工人的屡次抗争，勇敢地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展现了工人面对无赖厂方的愤怒、魄力和无畏。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集体行动的争取，厂方只会永远变本加厉地控制和压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