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松:乱谈中西医(上)


  我虽然没有“行医资格”,但涉猎中医领域,已是有几十年的历程了,在自己亲朋圈里也多少有点“名气”。涉猎中医和我钻研易经、学习书法,诵读传统诗文一并起始于上小学前后。

  对于中医,尤其是一些医古文,我是很喜欢的。我知道,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反复总结经验逐渐形成的,而且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它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瑰宝,也是世界医学宝库中具有明显特性的医学瑰宝。那本至今也弄不清楚成书具体年代的中医祖典神书《黄帝内经》和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分编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创造和夯实了中医的理论基础,而且一直至今在指导着中医的应用。

  我着迷中医中那“天人合一”的理念,我愿意探究中医那“阴阳”的互为之辩,我乐意推演中医“五行”的生克制化,我喜欢部署中医那犹如战阵的“君臣佐使”的方则,我嗜好点指中医那“寸关尺”上去辨别虚实患常,我痴爱视听中医那“察言观色”的望诊闻诊,我沉浸在“五运六气”的玄奥里遥望“未来世界”,而我更热衷于预言家般的中医那“治未发之病”的治则。防患于未然是中医的治病准绳!再说,古人有句激励人奋发的名言:不为名医,则为良相。治人治国,其理一也。中医的思维方法就是中国传统(东方)文化宏观的把握事物整体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密切的渗透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等各个领域,而且有着极其丰硕的历史成果。再说,我喜欢研究易经,乐意以易经的理念来指导自我的生活和我能掌控的环境事物,而中国传统却又是“医易同源”,“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可到头来,医是没有做成,连个“处方权”都没有,更遑论什么名医了。好处是无论如何,我是干过兽医的,当时也还挺有名气,总之是人畜一理嘛,也算是对心理的安慰吧。再说,“处方权”是西医舶来的,中国传统的中医不都是师传或家传,还有自学的吗,这也是“接受”了传统的脉络传承了呀。种种,让我至今半个多世纪也没有舍弃对中医的爱好。虽然,我一直严谨的遵守着对外“不处方”的自我原则,可我仍旧要挤兑出时间去读那些晦涩的“不常用”的句子,我探寻的是中医中的“思想”和“精神”。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一种民族艺术!说实在的,中医不是科学(“科学”是清末康有为引进的西学概念,被后人生硬的充填上某些中国文化概念作为比对,不伦不类,其实不妥),起码不属于现代科学的范畴。中医不是科学的原因,就是中医不遵循、也就不符合西方从古希腊就有的分析方法和近代对科学过程的定义:观察——假设——实验验证——科学理论。中医不具有(现代)西方科学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见证看得见的实体性物质成分,比如细胞、细胞膜、肽链,蛋白质等等。其实,科学是“肢解”了物质的学说,科学不是文化,是技术;不是思想,是制作流程;不是艺术,是工艺重复;不是自然规律,是相对于自然界对物质的剥离与“嫁接”。就说西医治病吧,西医讲求的是“对症施治”,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看待,遵循着实验室严格的“定律”,及治疗仪器和化学“认为”已经发生质变的病区。西医讲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把人体“切块”,以“平面”明显分科,科科互不关联,跨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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