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搞清楚，披日寇旗之前他在想什么、做什么？

　　莫斯科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披进了历史课堂。据媒体10月20日的报道，涉事学生目前已被遣返，校方表示将尽快公布开除决定。

　　但看着他低头，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吗？不，远未结束。披旗是已经暴露的结果，这位同学或者类似他这样的人，是如何形成这种观念的？在此之前，有哪些关系交往与行动酝酿？这些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究的。

　　精日事件梳理

　　精日事件绝不是今日才有，更不是几个不懂事的、或者故意搞事情的人做出来的，我们在评述之前，不妨先做个简单梳理。

　　（一）公开挑衅类

　　2017年，数名男子穿仿制日军军服，在四行仓库前拍照。照片在网上传播后，当地警方对三人行政拘留、两人教育训诫。

　　2018年，两名男子事前商议，前往南京紫金山抗战碉堡遗址换装、拍照，随后将照片上传QQ群并被转发。警方对二人分别行政拘留十五日。

　　2017年，广西宾阳两名男子穿仿日军军服，在街道、车站等公共场所作秀，引发当地群众强烈抗议，二人被行政拘留十日。

　　商议、准备、选址、拍摄、上传群聊，公众看到的照片背后，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行动过程。这些人为什么在那里拍，拍出来给谁看，又期待得到怎样的评价？这些都不是“行政拘留”所能回答的问题。

　　（二）课堂与高校言论类

　　有些问题，发生在讲台上。

　　2017年，北京建筑大学教师许传青在《概率论》课堂中，将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作不恰当比较，后被学生举报并在网上曝光。高校公开的警示材料记载，其言论涉及民族优劣，后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2021年，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在《新闻采访》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及史料依据。相关视频曝光后，校方调查认定其言论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给予开除处分。

　　2020年，湖北大学通报梁艳萍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给予开除党籍、行政记过、停止教学工作等处理。

　　2021年，青岛大学教辅实验人员高薇嘉因涉靖国神社网络言论受到调查处理。

　　具有教师或高校身份的人，在解释历史、评价民族问题时，其身份会给言论增加多少可信度？学生听到一句话时，能不能分清哪些是史料，哪些是推断，哪些只是讲述者自己的立场？尤其当个人判断披着知识的外衣进入课堂，错误就可能获得一种不应有的权威。

　　（三）形象美化类

　　2021年，杜某把杭州地铁上一名中国女孩的照片，配以“日本地铁上的小女孩，一个人上学”的故事。网友纠正、女孩母亲辟谣后，他仍未删除。杭州互联网法院后来判令其登报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费用。这件事的荒唐，在于照片没有变，孩子没有变，只换了国别标签，就成了赞美日本的素材。

　　更早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则引发过关于选择性呈现的争论。后续采访认为，中日孩子各有长短，原文没有充分呈现中国孩子的优点；作者则坚持主要事实有依据，说明自己着重选择了揭示教育隐患的细节。

　　两类材料都值得从传播上追问，即事实经过怎样的选择、命名和比较，才让具体的人和事，被读成了某个民族的整体优越的例证？这些传播与某个具体人的极端认同之间，需要证据来建立联系。但塑造日本形象的材料从哪里来，受众长期接触的是怎样一个日本，值得纳入调查视野。

　　（四）群组与招揽类

　　如果只看公开曝光的个人，就容易漏掉他们日常交往的环境。

　　2018年，厦门大学学生田佳良以“洁洁良”为网名，因活动现场垃圾问题使用辱华蔑称，被指出词语具有侮辱性后仍坚持使用。学校先因其言论作出处分，后又因学术不端等问题，给予开除党籍、退学等处理。

　　2019年有关“黑龍會”QQ群案件的报道披露，群主、管理员等发布美化侵略、侮辱遇难同胞的内容，主要成员建立或加入的相关群组有二十余个。南京警方关于戴某翼的通报，则涉及境外势力教唆、盗取账号、传播否认和美化侵略的内容，以及招揽青少年加入相关组织等行为。

　　有人提供内容，有人管理群组，有人招揽成员。一个人的认同怎样被交往强化，又怎样被引向行动？这些群组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背后得到了谁的支持？

　　（五）攻击揭露者

　　曝光之后，也并非只有道歉和处分。

　　紫金山事件后，丁某因不满有人举报，在网上威胁、侮辱举报者及其家属，被行政拘留七日。

　　2019年多地警方发布的通报中，还包括为有关群体提供网上服务、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有些活动已经越过观点争执，进入到对具体人的恐吓和侵害。揭露一次，便可能遭到报复；反对一句，便可能被追查身份。这样的压力如果持续存在，会让多少人选择沉默？又会有多少错误思想借机涌动？多少黑手伸进来？

　　综上，这不是简单的“展示”，背后是有一整套系统的。

　　事件背后我们要观察什么

　　一个历史系学生，还是南京人，我们实在没办法想象他怎么能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

　　（一）他在看些什么？

　　他长期关注哪些账号，反复观看什么影像，参与哪些讨论？哪些材料最早吸引他，哪些解释让他接受了美化侵略的观点？面对历史罪行，他又借用什么说法替自己开脱？最关键的，这些歪曲毒化的材料是谁弄出来的？那面旗帜披到身上之前，它所代表的罪恶，是不是已经在某套叙事中被洗去了分量？

　　（二）奇怪的荣辱观

　　只查内容来源，还不足以理解一个人。同一句话，面对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公众觉得可耻，某个群聊里却可能有人叫好。看似琐碎，却关系到一套荣辱标准怎样建立。如果越界能够得到奖励，收敛反而意味着失去地位，那么，为了继续得到认可，一个人就可能需要不断加码。所谓圈内的资格，是否就是这样一步步换来的？

　　因此我们需要换一个问法：在他的交往环境里，究竟什么才算羞耻？有没有人利用这份归属，要求他拿更出格的行为证明自己？如果有，公众看见的个人挑衅，背后就还有一套值得揭开的群体奖赏。

　　（三）从想到做

　　有关涉事者曾发表“台独”言论的报道，还提供了另一条需要核查的线索。这两种立场在他的经历中怎样相遇？是分别形成后来并存，还是在同一交往环境中相互强化？他的相关言论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在此之前和之后，交往对象、信息来源有没有变化？哪些人持续向他提供解释，哪些人在他表达极端观点后主动接近，又有哪些人鼓励他进一步表态？

　　这里要查的是实际关系，普通台湾学生、支持“台独”的个人、政治组织和有关机构，不能混为一谈。尤其需要辨认他是在寻找立场相近的同伴，还是有人发现他的倾向以后，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利用他？

　　（四）还有谁参与？

　　私下持有观点，与公开采取行动之间，还有一道门槛。为什么选在课堂？为什么采用披旗的形式？相关物品何时准备，他是否提前谈论过这次展示，有没有征求过别人的意见？谁知道他准备这样做？有没有人鼓励、提出建议、协助准备，或者约定拍摄和传播？行动结束以后，他又向谁讲述了经过，收到过怎样的回应？

　　这些问题能够把模糊的“受到影响”，推进到具体的行动过程。尤其是他预想的观众究竟是谁？因为课堂里的老师和同学就在眼前，但影像可以传到远处。如果他预料到会冒犯同胞，却仍然认为值得这样做，那么，他期待的回报是什么？是关注，是圈内地位，是某些人的承认，还是其他承诺？有没有一个并不在课堂里的人，比课堂里所有人的反对更有分量？

　　公开行动还可能反过来巩固身份。一旦做过、拍过、传过，个人就留下了可被圈内人识别的记录。有没有人把这样的记录当作忠诚证明，借此要求更多表态，推动下一次行动？

　　所以，不能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披旗，就跳过对行动如何酝酿的调查。如果是个人策划，就还原个人的选择；如果存在鼓励、协助、资助或指派，就查清各自的作用。谁站在镜头前，与谁参与了整个过程，本来就需要分别回答。

　　（五）此前有没有干过类似的事情？

　　还应当把时间再往前拨。

　　如果此次公开展示之前，已经存在美化侵略、侮辱同胞或类似挑衅，那么，那些言行当时得到了什么回应？有没有人提出反对？他怎样回应反对，又从后续处置中得出了什么判断？一次越界没有受到认真对待，是否会让他相信下一次也不会怎样？

　　教育在这里也应接受具体检验。学生学过侵略史，不等于能够识别美化侵略的叙事；参加过纪念活动，也不等于在日常交往中愿意坚持判断。当所谓玩笑、历史兴趣和个人表达被用来替越界开脱时，学校和周围人有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每次异议都被劝成“别较真”“不至于的小事”，那么，最后一次公开挑衅发生时，就没必要再惊讶他为什么如此大胆。

　　所以，我们要找的“土壤”，就在这些具体环节中：内容怎样进入生活，关系怎样分配认可，群体怎样鼓励行动，周围又怎样回应越界。这些问题不必预先得到同一个答案，但它们应当成为调查的入口，让事实逐项说明，哪些力量发挥过作用，哪些责任确实存在。披旗的人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披旗之前，谁向他提供解释、给予奖赏、推动行动，也值得查清。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