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马有什么资格谈尊严”
《东京奏鸣曲》
不久前，一名32岁程序员周末突发身体不适，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据报道，事发前他已经连续高强度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死亡当天，他有四项工作任务待交付。在医院抢救期间，他还被拉入新的工作群要求处理相关工作。
广州市黄埔区人社局目前正在进行工伤认定，可无论结果为何，也无法挽回一条鲜活的生命。
加班困境注定是无解的吗？打工人的不自由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各层面可以做些什么？
01.打工人=奴隶？
近年流行的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引起过很多打工人的共鸣。
所谓“眼前的苟且”，指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作构成，而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往往是憋屈和不自由。所谓“诗和远方的田野”，许诺的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工厂内单调重复的劳动就像是西西弗斯所遭受的惩罚一样。
工作意味着不自由，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从近代资本主义以来，很多思想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哲学家尼采一向以犀利、毒舌著称。在尼采的贵族主义视角来看，近代以来西方所鼓吹的“劳动的尊严”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劳动和尊严其实是相互排斥的两样东西，劳动就意味着没有尊严，尊严就意味着要摆脱劳动。尼采所批判的劳动的尊严就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认为一切工作都有意义，都能够给人带来尊严。
尼采关于劳动的观点来自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在这些古希腊哲人看来，所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即劳力者，不管是农民还是工匠，统统都是低贱的。
劳动是一种必然性的活动，是劳动者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因为人在劳动时屈从于必然性，所以劳动的人必然是不自由的。只有摆脱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才有尊严可言。
《东京奏鸣曲》
现代工人也屈从于必然性，所以也是奴隶。基于这个道理，尼采把和他同时代的工厂工人也称为“工厂奴隶”。在尼采看来，现代的工厂奴隶甚至还不如古代奴隶，因为古代奴隶比现代工人生活得更加安稳和快乐，他们的工作任务也比现代工人要少得多。
关于工人的地位，马克思与尼采有着类似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和任何人都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只要不犯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大部分现代人都得出卖劳动力，成为打工人，才能够存活下去。
打工人当然有选择老板的自由，不高兴可以随时跳槽，但是无论往哪儿跳，总得选择一个老板。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意味着，虽然打工人不依附于某一个老板，却依附于老板所构成的资本家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打工人是不自由的，是“雇佣奴隶”。
马克思把现代雇佣制度称为雇佣奴隶制，他说，古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操控的，而现代雇佣工人则是由看不见的线操控的。也就是说，跟古代奴隶制相比，现代的雇佣奴隶制不那么明显。
打工人的这种不自由可以称为身份的不自由，因为一旦成为打工人，就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自由。
除了身份的不自由，打工人还有另外一种不自由，那就是工作过程中的不自由。打工人每天起码要工作8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打工人8个小时的劳动力使用权归老板所有，在一定限度内，老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关于这种不自由，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有着生动的描述：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到达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
《摩登时代》
当下的智能时代，对打工人的监控可以说更加“完善”了。例如给环卫工人佩戴智能手环，不仅有定位功能，还在环卫工人原地停留20分钟以后，发出“加油”声提醒他们“该开工了”。
或者要求环卫工做保洁时携带监控手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随时监控环卫工的工作状态。如果环卫工在工作中休息超过了一定时限，那么后台管理人员就会通过手机直接联系环卫工，让他们继续工作。
这种令人窒息的管理方式绝非个案，很多企业在工作场所都会采用类似的“精细化管理”，去侵犯打工人的自由。
02.“工厂专制主义”
在尼采看来，高级文化比如音乐和哲学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多数人做奴隶，那么少数的天才就没有闲暇和自由去从事高级的文化活动。
因此当尼采说现代打工人就是奴隶的时候，他的意思其实是，打工人应该安心做奴隶，好让天才去从事高级的文化活动。所以尼采极端敌视当时的工人运动，反对工人争取结社权、投票权等权利，也反对工人接受工作需要之外的教育。
关于工人教育，尼采说得非常露骨：“要的是奴隶，倘若把他们教育成主人，这是傻瓜。”
虽然马克思也认为现代工人是奴隶，但是他恰恰是想让他们成为主人。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工人在工厂内的状况。在多本著作中，马克思对工人在工厂内缺乏自由、民主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领域内实行了分权制和代议制的民主制，也就是说，在政治领域内，工人算是国家的主人，因为工人可以通过选举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但是在工作场所，工人遭遇的却是专制统治的铁拳，因为工人没有任何话语权和民主权利可言，只能听命于资本家所设立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看来，工厂就是“温和的监狱”而已。
《大都会》
马克思所理解的工厂制度一般被称为“工厂专制主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写道，“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这些工厂主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土皇帝，工厂就是他们的独立王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厂专制主义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泰勒制的出现。因为工厂专制主义就是要彻底剥夺工人的自主权，让他们彻底臣服于资本家的管理，而泰勒制可以说“完美”地实现了工厂专制主义原则。
工厂专制主义不限于马克思时代的工厂，也普遍存在于今天的工厂和办公室。美国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把马克思所说的专制性工作场所称为“私人政府”。在她看来，现代工作场所也是某种政府，是跟公共政府有所不同的私人政府。
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企业属于市场领域，在市场领域内，老板和打工人之间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双方不存在统治或宰制的关系。但是安德森认为，在企业之内，老板对员工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私人权力，既可以管控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内，也可以管控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各种活动。
比如，老板可以随意改变命令、控制员工的着装、监控员工的通讯、干涉员工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内容，甚至要求员工投票给老板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安德森指出，美国只有一半打工人享有在下班之后不受老板干涉的言论自由。
这种表面上平等的工作场所实际上也是“政府”，因为在这种机构内部，存在着深刻而系统的宰制关系，而这个政府是属于且服务于私人老板的，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把企业称为私人政府。
很多企业的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员工加班，在工作时间之外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干涉员工。以钉钉这个智能移动办公平台为例，可以说，钉钉是老板或者管理者的理想工具，因为它可以让老板肆意使用自己的专制权力，比如说随时掌控员工动态，随意干涉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也就是说，在很多工作场所，打工人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没有跟老板进行集体协商的民主机制。
《下一个素熙》
面对不公的待遇，作为个体，打工人很多时候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要么听命于老板，要么愤而离职。有些拿起法律武器的打工人，可能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故事未必就能这样顺利结束。
有些人在离职之后可能发现很难再找到工作，因为他们维权的信息有可能被相关企业以各种手段获取。而这些企业为了规避被打工人维权的风险，可能会提前筛掉有过维权经历的打工人。
很多时候，老板的确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是绝对的立法者”，是土皇帝，在企业内部随心所欲地颁布规则。举例来说，“竞业协议”一般仅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但是，《南风窗》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签订竞业协议的一多半都是基层岗位员工，而且越来越多的基层员工都被要求签订“竞业协议”。这个现象堪称“全员竞业”。这篇文章认为，“全员竞业”是企业对劳动者的“霸凌”，而这种“霸凌”正是私人政府专制权力的必然后果。
另外，据四川《绵阳日报》的报道，2024年10月29日，绵阳一位工程项目领导，在聊天群公开要求所有员工“以项目工作为主”。他的原话是：“家里人死了，先臭着。”项目领导在聊天群公然发表这种违背人伦道德的言论，恰恰说明缺乏制约的私权力，会变得多么肆无忌惮。
03.工作场所中的奴隶，
有能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吗？
很多时候，打工人在工作场所难以享受自由、民主，只能听命于老板的专制权力。关于企业的管理和工作过程，他们很难有话语权，没有空间去提出自己的意见，对自己的工作过程自然也缺乏掌控。
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往往也被剥夺了自主性，地位的确和奴隶相差无几。这种压迫性的场所，自然让人觉得眼前的工作是“苟且”，而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远方”。
“远方”的确能够让人感到身心放松、无忧无虑，然后满血复活回到工位上，但是“远方”和工作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
《下一个素熙》
在一般的自由主义思想看来，只要打工人在政治领域内享有选举权、在市场领域内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专制政府的压迫，就是自由、自主的。至于工作场所内的民主权利和能力，那倒大可不必，打工人就得听老板的。
现代自由主义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争取政治领域内的自由，另一副面孔就是服务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作制度，因为它对这种工作制度缺乏反思和批判。
美国国父兼民主理论家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民主的能力是习惯和长期训练的产物。民主能力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在日常政治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所以，并不是说民众得达到一定的文化素质，才能够享有民主。
在我看来，文化素质不重要，关键是得先有民主的实践，然后才有民主的素质。这也是古希腊民主成功的原因所在。
以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为例。我们可能有一个误解，那就是认为当时的雅典公民都不用劳动，都是有钱有闲的人。其实只有少数雅典公民有钱有闲有文化，大部分雅典公民都要参加劳动，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工匠，而且这些人也没有什么读写能力。
但是他们全都拥有政治能力，去驾驶雅典这艘民主的航船。原因就在于雅典普通公民在民主的实践过程中，掌握了民主的能力。
杰斐逊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主只能在做中学。如果我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压迫性、不自由的工作环境中度过的，那么我们不可能培养自己的民主或者政治能力。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习惯了服从，那么这种社会的政治民主必然会受到损害。
如果一个人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低声下气，其生活习惯都是在专制的工作环境中养成的，那么，你还有理由期待他摇身一变，成为勇敢正直、独立思考、不畏风险的模范公民吗？在斯科特看来，习惯了专制的工作场所的人，是没有能力参与政治领域内的民主活动的。
《无可奈何》
学校不仅传授知识，其主要的任务还包括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同理，工作场所不仅生产商品，同时也会为国家生产出某种类型的公民。而专制的工作场所只能生产出缺乏民主能力的公民。
基于这个道理，杰斐逊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自主性的人，才有可能去发展民主的能力。小农和小业主是真正独立、自主的群体，他们才是理想的公民。
杰斐逊的这个观点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小农和小业主不必出卖劳动力，不必受制于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独立、自主。但是在现代社会，小农和小业主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为大部分人只能成为打工人。
那么打工人必然与独立、自主或自由民主无缘吗？打工人注定没有办法成为主人翁吗？
04.打工越狠，主人翁地位越不稳
在企业这个私人政府内，老板的私权力是一种专制统治，这种统治可以非常残暴，需要人们的警惕和约束。因此，私权力应该装进笼子里。
这就意味着，打工人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完全被别人掌控，在工作场所也要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来对老板的专制权力进行约束。这个约束的过程同时也是打工人强化自身权力的过程。打工人权力的增强就意味着工作场所内的经济民主或工作民主。
有人认为，工作场所内的民主大可不必，只要保障打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来去自由就可以了。但是不对私权力进行限制，打工人来去自由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再者，没有工作场所内的民主，打工人不可能拥有民主的能力。
最后，在现实里，打工人会因为没有自主性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反抗方式，比如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或者干自己的私活，哪怕他们做出的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打工人毕竟不是机器零件，得通过某种方式来彰显自己的自主性，因此为了企业的正常运行，也应该让打工人享有一定的民主。
《我要复仇》
这就要求打工人不能只把自己看作是工具人，只顾埋头打工，因为这样只会导致内卷的后果，让自己的心智变得如同野兽一般。打工人应该把自己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争取企业内的集体决策权。
也就是说，对于企业的运行和管理，打工人也应该参与讨论和决议，藉此培养自己的民主能力。
这当然需要一些前提。比如说，所有打工人都应该掌握必要的信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这样他们才能拥有相应的能力和具体的机会，去参与制定工作场所内的一般政策。关键就在于，取消泰勒制构想和执行相分离的原则，让打工人也掌握构想的能力和权力。
在这种民主原则下，打工人在面对管理者时就不必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他们的经济利益自然也会得到保障。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场所，都需要这种民主原则。
当然，工作场所民主原则的实现绝非易事，因为民主归根结底是力量的博弈。与管理层的力量相比，单个打工人当然是弱小的，所以打工人力量的壮大就必须依赖团结和法律权利。
《不干了，我开除了黑心公司》
《工会法》第五条指出，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这一法条强调的，恰恰是工作场所主人翁地位和政治领域主人翁地位之间的紧密关系。
所以，要想坐稳主人翁的地位，打工人必须争取并维护自己在工作场所内的民主权利，如此一来，打工人才能真正有力量，成为真正的主人翁。
主人翁地位不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而且也是一种客观事实。政治领域的主人翁地位固然重要，工作场所的主人翁地位更为根本。没有工作场所的主人翁地位，政治领域的主人翁地位必然是徒有其表的，不管这种外表多么光鲜亮丽。
讲述 | 王行坤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反思现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