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6：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之前我们聊到，姚文出来后，北京方面先是压了19天，任何报刊都不予转载，各地请示也答复 “不让转”；当周总理知晓此事，要求转载之后，又将主要报刊转载的时间给分散，每次转载都写了不同的按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批评的范围限定在学术方面，淡化稀释讨论烈度。
和秀才们谈完次日，毛主席又和彭真等人提出“要害是罢官”，彭真说，他们调查过了，吴晗和彭德怀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1966年5月，康是这么批评的：“修正主义思想，并不要磕头拜把子，很多人不认识赫鲁晓夫，但同赫鲁晓夫有共同的修正主义思想。”彭真觉得事关重大，就要求和毛主席单独谈，由于彭真的坚持，毛主席勉强同意，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做结论。几天后，彭真到达上海，出席12月26日毛主席的寿宴，他见到张CQ时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北京的书记处讨论过。还说，对姚文也要一分为二，要坚持“放”的方针，放即百花齐放。
这时进入了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会议，胡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不传达毛主席的“要害是罢官”那段话的。会上，彭真讲，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观点放出来，政治结论可以放后一些。陆定一则说，在方法上，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次会，彭真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月6日和8日，上海要求全市重视这场大辩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并提到要害是罢官。《红旗》杂志的关烽、戚本禹，是北京少有的站到政治批判一边的人。周扬约请两人写文，本来是想让他们写学术批判，结果两人交的全是政治批判，就被压了下来。后来，戚打电话询问，答复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两人又把文章拿给彭真审查，彭让秘书回电话，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这期间，周扬患病，许立群接替他主管学术批判工作，之后多次开会，解决具体问题，处理不了的，就报文化运动五人小组。
2月1日，彭真召集写作班子酝酿起草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彭真讲了六条意见：1.吴晗有学术问题，又有政治问题，主要是学术问题；2.吴晗是世界观问题，不能抓住某人某次写过一篇错误文章，就说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样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3.要有破有立，不能当爆破管；4.放是根本，政治结论做早了，不利于放；5.新的学阀也要反对，左派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6.学术问题要从学术最疼的地方去刺激它。六条意见，核心是两个：坚持学术批判，谁都可以被批。前者是限定斗争方向，后者是把水给搅浑。
3日，文化运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会上彭真再次提出放的方针，并说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后，许立群、姚溱整理了一个汇报提纲，4日彭修改后送刘、邓、周等人；5日，彭又改了一遍；当天下午，刘主持常委扩大会，听取五人小组汇报。8日，彭率许立群等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但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主席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毛主席还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针对此前说的两个月之后做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这个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说：学术争论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要把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不要不准革命（指改正错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在这前后，为打破僵局，江在林帅的支持下，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提到文艺界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这个纪要毛主席修改了3遍，做了11处修改。4月10日，批发全国，并说“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这其实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3月20日前后，毛主席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利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3月底，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事实一线刘邓周的确讨论过）。他还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
4月中旬，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通知草稿，毛主席做了修改，撤销原来的文化运动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运动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常委之下。4月下旬，毛主席多次讲话说，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5月4——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集中批判彭罗陆杨，并于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到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的主要论点，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某些一线负责人，作为毛主席的对立面，用自己的行动，一次次印证着毛主席的判断。双方的博弈，把事情推到愈发严重的地步。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