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调研万名骑手，一个社会研究者窥见劳动者的一种未来
导读
壹 ||骑手一旦加入外卖骑手的“升级打怪”，就会不自觉地响应、默认现有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参与送单。
贰 ||从劳动关系上，平台方逐渐剥离了对外卖员的义务，形成了一种极为松散的管理关系，但鉴于对效率的渴求，这种松散的另一面则是更进一步的“捆绑”。
叁||孙萍在书中写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我想那应该是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
2017年，在外卖平台开启极速扩张时，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孙萍将她的研究方向转向外卖骑手。此后7年时间，她带领研究小组横跨19省调研了近万名外卖骑手，并深度访谈了其中300余位骑手。
在2020年《人物》杂志发表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作为受访专家她因对外卖平台算法的阐释而引发广泛关注。今年8月初，她将自己历时七年的调研和研究汇集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
在她访谈的外卖骑手中，有每天跑单15个小时以上的中年男人、因丈夫赌博而倾家荡产的美发店老板娘、陪白血病儿童赴京看病的父亲等。
她说，数百万外卖骑手大部分来自农村，很多人希望通过跑外卖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总会出现“将来”“等到有一天”“未来的时候”等话语。但是他们并不知晓自己会工作到何时，没有明确的规划是他们的常态。可以说他们是资本产业催生的新一代“朝不保夕”者。尤其在疫情期间，“手停”“脚停”意味着“嘴停”。
在书中，孙萍将外卖这种工作定义为一种“过渡劳动”。很多被调研者也认为自己参与这项工作只是人生的一种“过渡”，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外卖员发现，他们不得不和平台、和这份工作捆绑得越来越紧密，最终紧紧依附于这份工作。于是，“过渡劳动”也变成了一种“永久零工”。
过去7年，在平台、算法和供需关系的变化的推动下，外卖员人数、人均工作时长均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以众包方式参与其中的外卖员不得不进入一种近似于专职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外卖员的单位时间收入却在不断下降，“月薪万元”需要付出的劳动不断增多。围绕这种改变，外卖员的社会生活和自我认同也在被不断塑造。
孙萍说，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可以在工作上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假象，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美好平台话语”背后，其实是日益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被限制的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