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中国农二代消失更可怕的，是盲目复制“美式大农场”

　　【导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4298亿斤，再创历史新高；我国“以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的奇迹仍在延续。

　　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了传统“小农”的衰落甚至消亡，中国小农的生存处境也正在不断恶化。然而，本文作者强调，传统小农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我国应该或能够向美式大农场的粗放工业化经营模式转型。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细碎、资源禀赋地区差异大，小农种植精耕细作、重视可持续优质生产的特点，能够最高效率地利用土地，保障粮食自给。在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条件下，“大国小农”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维持我国农业生产韧性、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机制。小农的延续，为人们保留了弹性的生存空间和兜底生计，也是乡村发展的中流砥柱。

　　作者指出，随着代际更迭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传统小农会逐渐向现代小农过渡。农业从业人员日渐减少，农业生产正摆脱“过密化”困境；农业科技和公共服务的增加，使当前的新型农业生产走向劳动、资本、技术三密集型经营。尽管如此，现代小农在大市场的波动面前依然具有极强的脆弱性，仍然需要来自国家政策的切实保障，以集体为单位统合小农在生产环节的需求、适配科技与公共服务，延长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并在农业政策与社会福利方面切实地向小农倾斜。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小农终结？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似乎正在面临“小农终结”的巨变。农民随着代际更迭逐渐减少，在工业文明与城市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越来越不愿意从事小农生产，甚至“连地都不知道怎么种”。同时，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参与土地流转并经营农业，伴随着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大农场的农业模式正在扩张，还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力推的农业发展新方向。此消彼长之下，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似乎即将迎来闭幕。

　　中国小农真的会就此没落吗？欲解答这个疑问，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中国语境下的小农，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小农变迁的轨迹与逻辑，在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工业化进程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小农担纲的使命，以及当下中国小农发展的新趋向等问题。

　　何为小农？

　　在大众印象中，小农常以规模小、手工劳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落后等形象示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都是对小农生产生活的生动描写。

　　在学界的讨论中，小农这一概念呈现出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小农在工业社会中被不断剥削的担忧与关怀，指出生产率低、被剥削受压迫是小农的核心特征。实体主义者关注小农生产方式孕育出的特殊文化，提出“生产单位是家庭而非企业”“生产逻辑是生存而非发展”是小农的本质特征。形式主义者遵从“农业应该走与工商业相同的发展路径以提高效率”的经济学思路，认为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同样具有趋利避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

　　简而言之，所有对小农问题的探讨一直蕴含着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怀。上述不同理论流派的分歧，多因问题意识与经验域各有侧重。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决定了“三农”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必须将小农放在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总体性关怀中来重新解读。

　　基于中国传统小农的现实情况、学界的基本认知与对“三农”问题的总体性理解，我们认为中国小农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劳动力和土地规模较小且精耕细作。劳动力规模限制在一个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范围内，平均在5人左右。[1]小农的土地“既不大于一个核心家庭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核心家庭的限度”[2]，传统时期一般限制在10~60亩之间[3]。“小”的计量标准会根据时空条件不断发生变化[4]，核心是在劳动力和土地规模均小的情况下农户依靠精细耕作来提高单位亩产值。如美国小型家庭农场平均土地规模为560亩，多为粗放经营[5]，并不属于我们所定义的小农范畴。

　　第二，以家庭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单位。将小农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农户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活动，家庭不仅是一个农业经营单位，还是产权单位、消费单位、生活单位等总体性单位。小农家庭内部呈现男耕女织等形式的性别分工，长期保持工农兼业的传统。小农家庭会伴随现代化出现小型化、空巢化、分离化等趋势，但在农业生产消费等过程中家庭始终作为统筹经营规划的基本单位。在其他生产方式中，如资本下乡雇用农户进行劳作，农户的性质是农业工人，而非小农。

　　第三，脆弱性导致的依附性。小农规模小和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特征，导致他们抵御自然灾害与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稍有不慎就会沦为无产，因此具有极强的脆弱性和依附性。在传统社会中，小农在经济上被剥削，位于社会底层；政治上没有权力，基本居于顺从地位；社会结构上依附于家族、宗族、村社等地方社会组织生存。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公共品供给与市场的介入会帮助农户从村庄社区的掣肘中独立出来，但这并未改变小农的脆弱性和依附性，只是依附的对象转变为国家与市场。基于上述三个特征，小农衍生出了中国的乡土文明，如在文化上强调克己复礼、知足常乐、勤俭节约等道德践履之学；在社会制度层面注重守望相助、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友善相处之理；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重视取之有度、取之有道、不竭泽而渔等和谐共生之道；等等。

　　当代世界小农的命运

　　对小农命运的关切一般是在国家快速，甚至充分工业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当下的中国亦是如此。

　　在当今世界，受限于工业化发展程度，大多数小农仍处于自循环的稳定状态。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73%的农户土地面积小于15亩，85%的农户土地面积小于30亩，小农户仍是世界农业经营的主体。但小农户的分布与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高度相关：发达国家99%的农户土地面积超过75亩，而在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值仅为28%。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如巴西、尼日利亚的小农户对国家粮食供应占比仅为个位数，而在中国这一数值已高达80%。[6]

　　工业化的推进是小农终结的直接推手。马克思曾敏锐地指出，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自给自足的农业将会由商品经济取代，资本家在逐利目的下将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推动“农业工业化”的同时大规模兼并土地，小农逐渐无产化转化成产业工人，大农场会彻底取代小农。[7]这一论断不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深刻体现。如坦桑尼亚的几家大型农场就占据了该国7%的土地，生产了80%的小麦，并借助资本优势持续开疆拓土。

　　但小农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具有韧性。考茨基曾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小农既由于依靠市场而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又由于自我剥削而在生活中相对稳定。[8]恰亚诺夫直接点出小农生产与再生产的法则是能够与农业资本主义相抗衡的[9]，他们在抵抗农业经营资本化和企业化的同时，是能够对接农业现代化的。

　　小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韧性，受到一国资源禀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资源禀赋是影响一国小农能否存活的基础性要素，其中人均耕地面积与土地平整程度是关键变量。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土地平整程度越高，大农场取代小农生产模式的可能性就越高。如以大农场著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耕地多为广袤平原，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7.2亩、15亩、18.3亩。而以小农户经营体系闻名的中国、韩国、日本，耕地细碎化，人均耕地分别为1.2亩、0.45亩、0.45亩。

　　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继而影响农业经营体系。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产业、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索取农产品，依靠粮食进口等手段减轻国内农业经营体系的压力。如很多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工业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工业品的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购买农产品，以弥补自身农业经营体系的不足。发达国家还可以运用资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粮食紧缺的矛盾，如日本不断向拉美、东南亚输出资本，购买耕地，海外屯田量目前相当于国内耕地面积的三倍以上；日本国内农户因此不用担负粮食自给等任务，可以自由发展旅游、观光等副业或花卉等高附加值种植业，从而为小农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讨论小农存续问题时，还应该将国际政治格局纳入考量范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事关一国的粮食安全、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点领域。农产品无法自给的国家往往会因进口地过于集中而受制于人。如日本粮食自给率仅37%，但其进口大米的47%、小麦的49%、玉米的63%均来自美国，这一现实成为日本被美国控制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工业化国家利用自身二三产业优势不断吸纳农业剩余人口，同时资本下乡不断进行土地兼并，辅之以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农民兜底，发展大农场成为大势所趋。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农命运各有不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加持下，小农几无立足之地；西欧国家凭借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转移粮食紧缺矛盾，小农得以存活，但大农场仍在不断挤压小农的存活空间；日韩借由国际政治局势的有利变化缓解了国内农业经营体系的负担，同时由于恶劣的资源禀赋和发达的二三产业，小农户在农业经营体系中将长期占据主导。那么，中国小农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

　　中国小农的使命

　　我们必须站在总体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思考小农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农村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背景下，中国的小农不仅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使命，更担负着社会蓄水池和文化涵养的重要功能。当下中国的农业发展格局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更是关涉农民安身立命、农村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稳定的问题。

　　中国工业化的卓越成就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手。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实现了规模总量的跨越式增长和发展质量的显著提升，由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02~2020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从3.66亿锐减至1.77亿；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率稳步上升，近十年提升了15%，202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72.03%。[10]工业的迅猛发展、农民的代际更迭与资本下乡多重因素叠加，大农场取代小农的趋势愈发明显。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细碎化的资源禀赋，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趋势。时至今日，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盘。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仍有2.3亿户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11]“大国小农”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幅员辽阔也为中国带来了多种农业经营并存的可能性。中国区域间农业资源禀赋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使得不同区域可以立足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如东北地区人少地多，适合发展大农场；南方人口稠密、水网交织、地势起伏，适合发展小农户。

　　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位置，我们的农业面临的压力远比其他国家要大，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具备更高的韧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粮食需求量远比西欧、日、韩要大，即使运用工农业剪刀差、“海外屯田”等方式解决部分粮食缺口，但治标不治本，粮食的供给主体始终只能在国内。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重要角色，外交上的弹性空间不大，“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才能更从容地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变局。

　　相较于大农场，小农更符合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韧性需要。从土地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说，大农场的粗放式经营远不及小农集约化经营的土地生产效率高。若任由大农场兼并小农，会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中国用全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世界20%人口的奇迹将难以为继。从人口承载力的角度出发，大农场为了提升生产效率需要对耕地、水利设施等生产资料进行系统性改造，并以长期合同买断农民长时段内的土地使用权，本质上压缩了农民返乡的生存空间。而中国农业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农业人口比重仅为2.5%，日本为5%，中国高达40%），二三产业和城市短时间内难以承接如此巨量的人口，贸然切断农民后路会引发诸多不稳定因素。另外，大农场的扩张会彻底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耕文明将是毁灭性打击。

　　不同于大农场企业化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小农的生产目标是“好的产出”和“可持续的产出”，是稳面积、增单产的最好渠道。具体而言，第一，不同于大农场借助机械劳作，小农在运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产量的同时，保持了精细化的生产管理，实现了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的最大化。第二，不同于大农场要求迅速回笼资金而追求快速粗暴的产出，小农与土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普遍而深刻，他们格外珍视土地，生产时更加注重“顺利产出”，尊重自然规律，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小农的产出有一部分供给自身家庭消费，因此更注重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同时可以为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产品，为我国食品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第四，小农经营在市场中更加灵活，分摊了市场风险。

　　小农的延续还为农民提供了腾挪辗转的空间。“半工半耕”仍是今天中国农村社会较为普遍的家庭生计模式。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升级期间，面对中低端制造业的持续收缩，小农的生计模式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部分就业，同时为农民家庭经济兜底，是农民维系家庭再生产的核心策略之一。

　　小农扎根于村庄社区，在生产生活中还具备助力乡村振兴、赓续农耕文明等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涵。小农由于“利益在村”，是农业内生性发展的引领者、乡村善治的驱动者、农耕文明的捍卫者，是乡村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同时，小农的农业生产过程承载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连接与社会交往，涵养着丰富的社会关系。如小农饲养的猪承载着农民对于完满家庭生活最殷切的希望，并以养猪的生产活动调动社区内的劳动力、土地、山林等所有生产要素，乡村作为生产生活空间得以富有生活气息地不断运转。

　　孟德拉斯曾发人深省地提问：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事实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小农，小农仍是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

　　小农发展的新趋向

　　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种种张力，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小农的生存处境正在不断恶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歌猛进，农民持续面临两化带来的巨大虹吸效应。农民的生产生活被卷入大市场，刚性成本不断上涨，农产品却由于天然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而价格上升缓慢，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走低。

　　在大结构的变迁下，传统小农难以存续，老龄化、兼业化、副业化严重，加之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不足，务农收入水平远不及在外务工，他们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能力和动力均不高，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人的生活需要，因此也被称为“口粮农业”。传统小农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剥削。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在农民家庭生计模式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和农民的代际更迭，传统小农会不断减少，“终结”是其必然的归宿。

　　传统小农的终结并不代表小农的终结，也不代表大农场应该且能够全面取代小农。出于总体国家安全的考量，中国的农业经营体系始终会以小农为基础，小农日后发展的趋向应该是：传统小农日趋没落，现代小农在国家的引导和保护下不断成长。这一趋向可以保证更高效的土地利用，续写中国粮食自给的神话，同时给予农民良好的弹性生存空间，并借由小农的生产生活维系乡村社会，传承乡土文明。

　　现代小农是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结合基本国情与现实需求，改造传统小农而逐步发展出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农民具有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个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通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将这两方面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起来，并成功将小农经济的底色由个体经济革新为集体主义。这一底色是中国小农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不断发展的制度与伦理基础，避免了国家快速工业化时期发生大规模土地兼并的危机，为小农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现代小农的基本特征和内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现代小农的经营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扩大，但仍在精耕细作的范围之内。伴随着农业机械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使用，小农家庭劳动力可覆盖面积正在不断扩大。如同样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管理模式，江西丘陵地带一个中年女性已经可以同时照料20亩水田，山东平原地区一个中年男性则可以同时经营50亩旱地。根据估算，现代小农的适度经营规模在200亩左右，[12]中国小农经营规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现代小农的生产逻辑将从生存转向发展，[13]为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他们具有极强的发展现代化、规模化农业的动力。

　　现代小农可以摆脱“过密化”困境，走向劳动、资本、技术三密集型经营模式。中国农业发展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之中，这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但劳动需求增加的现象[14]，扭转了“过密化”困境。现代小农以务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愿意增加农业劳动投入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将非农收入不断投入家庭农业生产，因此同时具有劳动与资本密集化的特点。国家与市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则带来了技术的密集化。在劳动、资本、技术三密集型的加持下，现代小农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与运转，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现代小农的家庭收缩至核心家庭，但家庭仍是农业生产统筹经营规划的基本单位。家庭是现代小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现代小农扩大规模的动力往往来自家庭消费的增长，如子女教育、城镇购房等。现代小农同样以农业生产周期为单位配置家庭劳动力，由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集中参与播种、收割等劳动强度高的农业生产环节，边缘劳动力则参与强度低、零散化的生产环节。

　　现代小农同时依附于村庄社区、国家与市场。现代小农一般以自身承包的集体土地和流转亲友土地为经营的基本盘，根据家庭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规模，借由村庄社区的人情面子降低土地流转成本的同时，也稳固了经营的基本规模。这一现实是现代小农得以抵抗工商资本的重要原因。

　　国家逐渐成为现代小农农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主体。[15]农业技术的普及与社会化服务平台的建构，是小农得以对接现代农业的重要桥梁。更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领域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大规模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农业经营收入。在中部某县，小农1/3的农业经营收入来自国家各个渠道的惠农补贴，“一旦失去补贴农民将无法生活”成为小农依附国家的最好例证。

　　现代小农兼顾了传统小农的家庭伦理与大农场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两种特征，从生产到销售，整个农业经营过程都嵌入市场之中，实现了在国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基础之上的市场化。市场化不仅指向小农生产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更体现在现代小农大规模使用农业技术与农业机械，生产全过程都离不开市场全供应链对各种生产资料的供给。“种子、农药、化肥、收割机没有一样不要钱”，小农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都与市场捆绑在一起。

　　在现代小农的发展过程中，与传统小农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合作联合的关系。现代小农与传统小农相互承接土地，缔结短期合同，为农村土地流转准备了充分的活动空间，传统小农的逐步退出恰好可以满足现代小农扩大规模的需要，现代小农为传统小农准备了后路。同时，现代小农还是培育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温床，可以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支持照料传统小农。如现代小农经常整合周边传统小农的共同需求，帮助传统小农对接社会化服务，解决传统小农由于无法对接现代技术而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

　　在现代小农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乡土文明会逐渐与现代文化融合形成新的乡土文明。如在文化上强调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更具备扩大经营规模的发展动力和进取心；在社会层面继续守望相助的同时，遵循国家与市场规定的秩序；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又能妥善运用现代工业技术改造自然。

　　必须说明的是，现代小农在当今中国的生存处境并不乐观。现代小农的脆弱性并未得到本质改变，他们仍面临渺小个体无法对抗大市场的风险。随着工农剪刀差的不断扩大，土地单位附加值会持续走低，同时还可能会发生小农在生产过程中遭到农机公司的忽视和盘剥,以及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丧失绝大部分利益等现象。现代小农要想以200亩左右的经营规模保障家庭的生产生活，仍然需要国家的保驾护航。为了让理想变成现实，国家应该在多个层面支持和保护小农：在农业政策与社会福利方面加大对小农的倾斜力度；引导农业科技向适应小农户的方向发展；统合分散的小农在生产环节的需求，以集体为单位链接不同市场主体；基于农村合作社适当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现代小农的扩张必然导致传统小农大批进城，我们应该继续提升城市的产业承载力和社会福利承载力，并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审慎行事，切实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编辑 | RJX

　　注释

　　[1] 王跃生：《清末以来中国家庭、家户组织的制度考察》，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2]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方行：《清代前期北方的小农经济》，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4] 叶敬忠、张明皓：《“小农户”与“小农”之辩——基于“小农户”的生产力振兴和“小农”的生产关系振兴》，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 “A Look at America’s Family Farms,”USDA, January 23, 2020.

　　[6] 世界粮农组织官网：https://www.fao.org/statistics/data-dissemination/agrifood-systems/zh。

　　[7] 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8] 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9] 潘璐：《“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0] 农业农村部：《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农业农村部网站，2022年8月17日。

　　[11] 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年12月16日。

　　[12] 辛良杰：《中国粮食生产类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研究》，载《农业工程学报》2020年第10期。

　　[13] 张建雷：《发展型小农家庭的兴起：中国农村“半工半耕”结构再认识》，载《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14] 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5] 付伟：《依赖型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经营与治理——以浙江省费村农业转型为例》，载《北大社会学刊》2023年第2辑。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