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勤劳是中国人最优秀的特征

　　中国人的勤劳时常成为当今世界的话题。它常常是负面的，例如中国人不懂得休闲，不像西方人那样会享受。这种议论既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偏见和制度原因。

　　西方关于休息的强大文化源泉来自宗教。所谓上帝创世，六天造完了，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于是，信徒们也都第七天休息。但从来没有人问：上帝第八天、第九天在干吗?又创了一个世界?还是接着休息?从宗教角度说，这使得信徒六天为世俗生活劳作，第七天奉献给教会，这种奉献包括精神的、金钱的。这是教会的制度设计。到了今天，它似乎倒过来了，六天或五天为资本家老板工作，剩下的时间留给自己。

　　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有些是农忙时节，有些就是休息节日。中国没有七天一循环那么死板的规定。农耕文化中，除非被庄稼的生产周期约束，中国有些民俗节假日一连休息好几天、十多天，显得更为自由。到了工业时代，人像机器一样被标准化，西方劳作与休息的固定方式更适合于计划，使得农业时代劳作与休息相对自由的安排，弱化了存在价值，只有在个别白领范围还可能存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消除等级制度的国家。没有世袭贵族，每个人的勤奋劳动，都带有对未来的期待：农民有可能成为地主，店员有可能成为经理，普通人有可能成为官员、将军等。这是中国人勤劳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至少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等级制度非常坚固，造成普通人的勤劳没有期待因而没有自身的动力。低等级者再辛苦，都是为了高等级者服务。这一点，只有在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被彻底改变：工人能够成为资本家，任何人的个人奋斗都有可能获得成功，出人头地。这就是所谓“美国梦”。事实上，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工业化时代的升级版。

　　人们常说西方福利制度“养懒人”，不是没有道理。西方今天的福利制度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等级制度有关，例如，他们会给贫穷的公民免费发放食物。必须指出的是，历史叙述中的“公民”不是今天意义上人人平等的公民，而是等级制度下有特权的少部分人，才算公民。例如，雅典只有二、三万公民，而雅典的全部人口20多万，公民之外大都是奴隶，奴隶没权享受福利。东西方制度差异的结果是，西方福利是特权阶层内部的“授人以鱼”。中国实行的是人人平等的“授人以渔”，你得自己干活，才能有所收获。

　　西方福利制度的“鱼”来自奴隶的“渔”。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建立的经济等级秩序，实际上是放大版的雅典、罗马，即少数公民变成西方少数国家，广大奴隶则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下，西方依然享受“授己以鱼”的红利，养懒人成为必然。

　　中国没有这种传统。即便古代朝贡制度，经济上也是厚往薄来，是“倒贴”。因此，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勤劳的个人奋斗。当年英国在印度实行等级制度，使得任何一个英国混混到了印度或当时的中国，只要进入殖民统治体系，就可获得人上人的享受。这种状况对于中国人从来都不存在，也难以想象。

　　所以，文化、历史和制度差异，造成中国人的勤劳成为西方或崇洋媚外者鄙视的对象，也就容易理解了。然而，当不平等获取的“鱼”没有了，或减少了，你又不“渔”，结果会怎样呢?面对中国人勤劳地在世界上所向无敌地“渔”，西方人等“鱼”却越等越少而发出的怨言只能是作茧自缚。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