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随想

　　【内容提要】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而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又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研究表明，公元一千年前后，欧洲经济处于最低点，而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其哲学成就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空议之风大盛，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为了“补天”，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 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作者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邮编：100191)

　　【关键词】资治通鉴;实事求是;学风;国运

　　说明： 本文是为拙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二版所作的序言，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原题为《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

　　我在2010年年底出版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这里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