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现在可以谈谈“逃港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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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多次内地居民“逃港”风潮。

　　有人“逃港”这是一个事实，关键是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

　　2014年，有一部片名中含有“转折中”字样的电视剧，一开始就对“逃港”做了非常正面的表现，似乎“逃港”是一种了不起的英雄主义行为。

　　剧中一位“逃港者”，后来还成了“勇于开拓”的“先锋”人物。

　　“逃港”当然不是英雄行为，而主要是一种经济行为。

　　在世界范围内，只要存在地区性的生活水平差距，总是会有一些人从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流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

　　不要说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前三十年，即便是在“富起来”的新世纪，香港还不是出现了4万多来自的内地“双非儿童”吗?

　　他们也许可以被称为不由自主的“逃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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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内地的生活水平长期低于香港呢?

　　主流的说法是“政策有问题”——这实在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

　　准确地说，这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避免1840年命运——即被工业化的西方打败——的重演。

　　工业化需要高积累，钱从哪里来呢?

　　指望外来投资肯定不行。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是一个原因，但即便没有封锁，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是极其有限的，直接投资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

　　工业化的资金，只能从自己的牙缝里挤。只能靠高积累、低消费，压低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用“统购统销”政策，借助“剪刀差”从农业提取剩余。

　　不这么做，就非常容易陷入“发展经济学”所证明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即，国家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低，大部分资金用于消费，积累率低;积累率低，投入工业的资金规模就小，产业就无法快速发展，收入增长就慢，积累率就更低。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起点高于中国的印度，都陷入了这种“低水平均衡陷阱”，迟迟无法摆脱贫困，更不用说赶上发达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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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靠“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政策，一跃跳出了这口陷阱——

　　工业生产总值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增长到了70%，并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以1970年为例，当年中国的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印度的消费率为78%，积累率为22%，比中国低了整整15个百分点。

　　这才是印度(1948年独立建国)发展的起点略高于中国，但却被中国远远抛下的基础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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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积累，低消费”、“工业化”的代价是很高的，整整一代中国人要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没有时髦漂亮的衣服穿，长年只能穿工装、军装，肉吃的也不多，要靠票证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那些“逃港者”，我们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他们是中华民族工业化道路上的逃兵!

　　那些留在内地，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艰苦奋斗，为了“两弹一星”而忘我劳动，为了打赢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的五次战争而流血牺牲的人，他们才是英雄!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英雄时代，整整一代人都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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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总是相互联系的!

　　2003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推动23条立法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这是香港对国家的责任。

　　拒绝23条立法，就是拒绝对国家承担责任。

　　当年“逃港者”是一种逃兵行为，当下香港发生的骚乱——本质是拒绝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又何尝不是一种逃跑呢?

　　现在，到了重新梳理新中国的历史，对形形色色的逃兵给出他们应有评价的时候了。

　　逻辑上说，逃兵失去了正当性，香港的当下的“逃跑”，才没有正当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界定骚乱的性质，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政策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