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拒绝广西幼女奸杀案的判决
1，无法接受广西幼女奸杀案的判决结果。
评：本案的大致情节是，犯罪人杨某看到被害者10岁女孩杨某燕独自去摘百香果，便产生了邪念，等杨某燕返家途中，企图对其施暴，杨某燕哭喊呼救，被杨某掐致昏迷，随后装入蛇皮袋带到山岭，杨某燕醒来后再次呼喊求救，但杨某残忍地用刀刺伤她的双眼和颈部，随后对其实施奸淫。事后，杨某又用蛇皮袋将小女孩装入蛇皮袋，通过滚、搬等方式带下山岭并放进一水坑中浸泡，再将其弃置在山坡上，至小女孩死亡。
过程非常残忍，我无法想象这个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多么的恐惧，受到的摧残是多么的惨痛。
犯罪分子仅因“在其父规劝下有自首情节”被判为死缓(2020年3月25日二审结果)。
无论法律专业人士如何解读，就从我一个普通公民的视角观察，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是不是只要有自首情节就可以不判死刑?自首可以构成不死的必要条件吗?这类犯罪，性质和情节都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其负面，受害者还是一个刚刚10岁的幼女，罪犯若不死，真不足以平民愤。
希望法律专业人士能及时介入到广西灵山这起强奸杀人案，还死者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个公理。附加说明一下，该幼女的父亲9年前因见义勇为去世。
2、力挺方方的大腕们开始反攻了。
评：易中天，莫言，以及借着易中天和莫言之名的教授文人，这些天开始贩卖西方的“自由名言”，凡西方名人讲过的话，他们都讲，凡能借此衍生的话，都能表现出更动人的效果。简单讲，文人大腕们开始打反击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粉丝更多。
重点是，北某师大好像以学校的名义间接力挺“方方们”，试图给大学教授一个无所不言的安全空间。颇有看点，是福是祸，往后看吧!
我已经写了《对自由空间的浅层思考》，对自由，我有自己的认识，虽传播力不如他们，自觉道理不输他们。把自由无限利己化的人，他们根本无视那些没有自由能力的人。
我一直反对神化活人，不管你发了多大的财，不管赚了多大的名，都不要把自己当真理的最后认定者，请网友们不要把莫言、易中天等人的话看作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答案。
易中天和莫言们的狂欢，反映部分中国公知专制的另一面：你们不能做官方洗脑后的奴才，只能做文人影响下的奴才。如果还有人听不懂、看不清真相，我再说得更明白点，公知们的想法是：把你的脑子和嘴巴给我，让我来帮你想问题、帮你说话。
普通人怎么办?坚决不做任何人的奴才，把国、家、个人、社会四方利益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不被简单的权威结论所束缚，不把名人的名言警句死记死用。
3，云南商人扇副省长的耳光。
评：这个商人名叫苏洪波，人称地下组织部长，饭桌上，他坐主席，副省长只够格坐两侧，唱歌时，副省长被他直接扇耳光，还被呼“给我滚远一点”。
这种事，只分析腐败，已经没有什么味道，太多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到底是权祸大还是钱祸大?一个商人，为何敢扇副省长耳光?因为有省委书记罩着。省委书记为何愿意罩着商人?因为他得了商人的钱财。再推进一点，如果苏洪波的靠山是更大的官员，那他扇省长、省委书记的耳光不也只是差半步的事吗?
可以这么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走到金钱万能的阶段，实际上已经没有钱大还是官大的疑问，肯定是钱大。为什么?因为官再大，不能做到死，任期一到便退休了。而钱呢?能量大得多，私人大老板，不但自己有能量，而且可以联合各种财团，形成长期影响权力结构的背后大手。未来，依附财团的人必定比依附官员的人更多更忠实。
4，农民120亩麦田被推平，作物被毁。
评：我非常不能理解近些年来的农村政策演变，一边要延长农村承包责任田的承包期，一边又坚定地推进农村耕地流转，还鼓励资本下乡，按这个节奏，农民的承包地交出来是迟早的事，那个土地承包证就只是个配像。
这起案件为何发生?主要还是承包权和集体所有权发生了冲突。村支书讲，这120亩地在2014年已经成为集体土地，不再是农民承包地，已转承包给另外的人做养殖用。那问题就来了，自农村实行分田责任制以来，农民土地承包权确定为三十年，后又再次延长了三十年，这120亩地是何时从农民手中转移到集体手上的?难道是自分田单干以来一直未分配的耕地?或者说是从死亡或转户口家庭退出来的地?
农村的土地纠分和耕地流失，绝对不只有这一起，过去很多，未来更多。
我期待的政策方向是：必须尽早明确是集体取向还是个人取向(公与私的明晰化)。
如果明确了集体取向，那么，就不要再搞那种没有约束力的所谓土地承包办证，办个证，又要被强制流转，那个证有啥意义?
如果明确个人取向，那就干脆走私有化道路算了，从法律上做个彻底了断，个人的土地，由个人处置，政府和集体都不用介入纠纷，农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是取“公”还是取“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做选择的时候，无论从农业角度还是从农民角度看，明确方向比什么都重要，相互矛盾的政策会让农村变成火药桶。
附言：
昨天发的开学建议被我自己删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有人不高兴。
写于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