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香港中文大学“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亲历记

　　2017年1月8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场号称由众多“著名文革学者(教授)、历史学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

　　但是，这个研讨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主持人熊景明教授的回答：“我们不是在搞学术!”

　　01

　　熊景明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项目负责人，简介上特地注明其发表的著作曾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但这么直白的表达，不知特地去参加研讨会的知名学者秦晖教授、以及其他知名教授会认同吗?熊景明说要根据研讨内容出一本书，我很好奇以非学术的目的出书，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另一位补充强调“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潘鸣啸教授，简介上介绍是文革“研究专家”，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主任。

　　02

　　这个“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梗，或者说戏剧性场面，出现在研讨会结束前的最后一小时的讨论阶段。

　　我要求发言，讲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参加研讨会，听了许多学者的发言，实事求是地说，我感到非常失望。觉得这不像是一场学术研讨会，而更像是一场政治控诉会。据我所知，现在学术界对文革是有不同观点的，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就和在座各位的观点不同，这里就是他的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参加?

　　刚才熊教授说要出一本书，很好。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包含不同的观点，否则就不是学术书籍，而是政治宣传品。相同立场的文章则要做到不自相矛盾，逻辑能够自洽。

　　另外我还希望，对文革的研究要注意使用新出现的材料。比如邓力群六十年代初曾经陪毛泽东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毛主席当年读书时的谈话和笔记做了详细纪录，后来邓力群把这些笔记专门出了一本书。其中记录的毛主席关于“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谈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发动文革的动机，这些新材料在研讨会上都没有得到丝毫反映，我感到十分遗憾。

　　03

　　也许是过于出乎意料，我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甚至在我讲完之后，会场仍然没有人说话。他们似乎陷入了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反驳的境地。

　　这个时候，主持人熊景明教授一句“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回答，打破了沉寂。

　　当时，我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两遍：“什么?什么?”

　　于是，潘鸣啸教授补充道：“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