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25位学者对方方日记的论争

　　“在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的新冠疫情危机中，一个作家的记录引发如此持久的撕裂，其本质到底是什么?”

　　(作家方方)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不仅在遭受大肆围攻、甚至人身威胁的情形下坚持写了下来，而且愈写愈“猛”。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它们不仅让很多人“不舒服”，也不仅令权贵们和那些还在发号施令的人“相目而变色”，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汗颜。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录，这是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

　　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了)，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也是那些死难者和无数还活着的人们的安慰。

　　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

　　人们常常有口无心地讲“文学是良心的事业”，什么是“良心的事业”?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把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的重大灾难，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不仅“见出了人心”，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摘自王家新文章《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记》)

　　阎连科：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些日记是时代最坚实的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日记，不要太久，疫情之后的三年或五年，十年八年，在这场疫劫里死去的数千鲜活的生命将会成为记忆的空白。比如17年前的SARS，我们去哪儿还能找到如方方日记这样的记忆作品呢?

　　历史总是以里程碑的方式来概括、轮廓过往和时间，而方方的日记和许多良知记者的书写，才是里程碑上刻写的最具体的文字。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摘自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第一讲)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日记和方方日记可以公开流传，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政治不断走向进步，社会不断走向成熟。我们看重从苏俄来的那套制度中有极强凝聚力、动员力的部分，也需要清醒地认知和克服那套制度中许多负面的东西。

　　如果非要去设计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作家，很可能只剩下官媒的评论员而剩不下什么作家，如果非要设计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去甄别其他人，很可能就只剩下“二十八个半”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讲求“和合"，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讲述同一个事件，才是生活的常态和本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