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方方,您不应把反对者封为“极左”,视为“文革重来”
其一,您对政府的情绪过于怨恨,容不得一点错误。这么严重的疫情,期待少犯错,但真有了错,也得集思广益帮助政府改正,决不能带着情绪批评并传染情绪给整个社会,这不是您作为一个大作家和曾经的正厅级作协主席所应该有的态度。
其二,您不应该把反对您的人封为极左,也不应该把反对的声音视为文革重来。您一直都把自己视为民主的代表,您的粉丝也都视您为敢讲真话的人。但是,您为何就听不得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呢?说错了,您解释一下,实在不想解释,您不理也就罢了,为何非要扯到极左和文革呢?批评您,不也是民主的体现吗?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的公众号文章推送了方方作家对《日记》出版的解释,“采访人”署名为“李梅,孙绪谦,黎振宇”,文章简称他们为“学人”。
本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几位“学人”的来历,不关心“二湘”的国籍与职业,权当着方方作家的圈内相关者吧。
解释,是一种态度,但改变不了立场。
根据文章的采访记录,本人还是想说几句闲话,不对之处,还请方方作家原谅。当然,您硬是要给我再安个“极左”,那我也认了,极右也是极,极左也是极,多了就不急。
您对“约稿”误解的解释应该分两层看:
第一层是国内《收获》杂志,因“心情不好”,起初未同意,本没有打算天天写,是极左刺激了你,所以,记下去了。现在,正努力出版。照您这么说,《日记》发行的这口锅,您是要让极左来背了?没有极左的刺激,就没有被人唾骂的《日记》。
第二层是国外授权,您自己承认了授权是真。二月底就有打算了,三月初就已经把事务全交给代理人了,说是图方便。您当时打算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书的初衷和动力又是什么?难道也是因极左的刺激所致?驱动您写文章的动力是极左,到国外出书的动力也是极左?
您说:“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
您的这句话我是认同的,中国的学者在国外出书的多着,各类书籍都有,我没有看到网友们骂谁卖国。您自己又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单独很反感您?
二湘,白先生,阿克曼,等。他们是中国人吗?他们为什么会对您的《日记》变成书那么有兴趣?您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图什么?就图您的“真实”?就图个“历史记录”?
如果真只图这两样,中国网络上到处有资料,天天有资料,他们为何不直接摘录成集而出书?为何非要借您的大名出书?难道您确保您的资料真实性远胜过记者的第一手资料?外国人难道看中的也是您的“文采”?
您卖的是书,当然卖不了国,因为您的力量终究抵不过14亿中国人。
不过,请您不要简单把骂人者说成幼稚者。每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是有心理动机的,旁观者都有阅读作者动机的能力,未必多数人都很幼稚。
您又讲:“不乏有人故意要把大家带到阴沟里去,说给外国人起诉中国送弹药之类,这样弱智的说法,居然这么多人相信。”
方方大作家,“居然这么多人相信”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么多人都是您所讲的很弱智?是不是弹药,在国际斗争的现实大环境中,谁也不敢肯定,但谁也否定不了,您的《日记》基调给人的感觉本就与反华国家的基调相对吻合,即使排除您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成为美、印、欧等反华国家的弹药是成立的。如果您否认这一点,那您可能太低估国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严峻形势了。
您又提到:“极左人士是少数,其他的人都是自己往自己身上套。”
您讲的这一点,我真的不太认同,您自己不妨回头看看,您多少次提到过极左?你长期把“极左”挂在嘴上,谁不烦呢?“极左”是个筐,您不喜欢谁,就把谁往里装。
实事求是地讲,起初的时候,我曾在公众号文章中呼吁过要宽容您的日记,因为您是坐在家里,即使信息有些失误,也不必特别看重,毕竟您不敢去现场落实,大家都怕。
但后来,我发现空气的味道不对,有两个现象让我转变了态度。
其一,您对政府的情绪过于怨恨,容不得一点错误。这么严重的疫情,期待少犯错,但真有了错,也得集思广益帮助政府改正,决不能带着情绪批评并传染情绪给整个社会,这不是您作为一个大作家和曾经的正厅级作协主席所应该有的态度。
其二,您不应该把反对您的人封为极左,也不应该把反对的声音视为文革重来。您一直都把自己视为民主的代表,您的粉丝也都视您为敢讲真话的人。但是,您为何就听不得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呢?说错了,您解释一下,实在不想解释,您不理也就罢了,为何非要扯到极左和文革呢?批评您,不也是民主的体现吗?
实话实说啊,您有几篇日记,就是借着疫情反历史的。有必要吗?文革这事,中央早有定论,谁敢怎么样?您有必要挑吗?您刻意去挑,恰恰证明您在借着疫情搞政治纷争,您能否认?比如说,您在回复那个少年的文章中,用了“那时的我们,正如今天的你们。”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您说:“当时的我中毒了,八十年代用来排毒,今天的年轻人也中毒了,需要排毒。”有必要这样挑事吗?
从您写文章引起争论的整个过程看,真不是极左或者其他什么人在挑事,无风不起浪,是您自己太缺乏包容心所致,尤其是动不动就要跟谁谁谁“法庭上见!”。您这不是官威和权威的习惯性张扬吗?您要大众如何接受您的不可一世?
您说自己的书不存在阴谋论,关于这一点,我基本是认同的,您主观上应该没有阴谋,但您肯定有“想法”,没有自己的想法,出书仅仅是“经不住朋友的劝说”恐怕站不住脚。
您讲《日记》里记录了“无数的中国抗疫经验”,“无数”两个字,我本人是不太认同的,偶尔看到,但不是您日记想要记的,不妨请网友们把原始日记再看一遍,看有没有体现“无数”的经验?出版的书里面有没有“无数”尚难定论,如果未做修改,我看不可能有,您自己说会做“细微的修改”,不知道如何个细微法?
后面的采访,您还提到了网友暴露您的家庭住址。我估计就是有关“别墅小产权转正”的那件事。这事真有那么可怕吗?一般人恐怕是不在乎的,也许明星有点怕,怕狗崽队去盯着。您是作家,您怕啥呢?网友们还会盯着您?小产权转正的事,有,就承认,没有,就否认,做个公开澄清也就完事了,这应该不算网络暴力吧?这应该不算极左的事吧?从根本上讲,您把自己变成了公众人物,某些有关您个人事情法律疑点问题的出现,您是有责任回应公众的,不能简单把网友的关切视为网络暴力。人家质疑您的事,号子被封了,到底谁暴力了谁?
还有一事,陕西作协某年轻作家曾质疑某女作家,并且说的都是作家圈公开谈的事,当晚就被警方找上门。不知道说的是哪位大作家?这是网络暴力还是现实暴力?
最后阶段,您还讲:“如果连我都不能容,人人都会害怕。”
这句话也太那个了吧?您是谁啊?几个人不怕您?您真的会怕?
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出面否定您,也没有任何官方媒体公开批评您,更别说“法庭上见”的威胁。让您害怕的是普通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有人民群众的独立认知,不需要官方指点,更不需要“极左”指点。
人民群众在想什么?这一点,您必须清楚。
人民群众,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不孤立,希望国际环境能越来越好,而不是敌人越来越多,每一个公民,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要被敌人所利用。历史记录,在作者的眼里,永远是简单的。但在外国的阅读者眼里,则充满着复杂而又扭曲的解读,哪怕您不含有一点恶意,也能从中找出杀人的大刀。这就是国际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基本逻辑。
到了采访收尾的时刻,您还是不忘记要打“极左”几记耳光,这是首尾相应的“解释基调”,一切的错误,都不是方方作家您的错,全是极左的错。网友们,你们要怪,就怪极左去吧!
世事纷争,莫不终于名利。方方大作家的新表态是:“全部捐出。”
我不想考究她从前的想法,作家说全捐,我也相信她能做到。不过,无论她怎么捐,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她仍然是名利双收。大家以为呢?
中国,抗疫初期,经验不足,犯了些错误,给人民群众确实也带来了重大损失,甚至还包含一些执法不当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抗疫过程中,因为病人极速地增加,武汉市和湖北省在管理上也犯了些错误,耽误了部分抗疫安排,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这些问题,需要检讨,需要追责,需要向人民群众做好说明,也需要表达真心的歉意。
眼望世界,我们也不必太过自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抗疫的安排,抗疫情的成绩,遭受的损失,我们都看在了眼里,全世界都记录在案。要提醒大家的是,它们的失败还是在中国已经提供抗疫经验的前提之下。反过来看,如果外国先暴发疫情,中国如此被动,方方的《日记》又会是何样的面貌?
有关《方方日记》的争论,迟早都会过去。
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永远不能停歇。对内,我们希望十四亿中国人能和谐、稳定、安康地生活。对外,我们希望十四亿人能团结一致,不惧外敌,不拒友邦。病毒,没有国界,公民,却是有国家的。
有关方方的《日记》,我最终的看法是:从法律上讲,方方有权出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但是,这本构建在灾难尸骨上的《日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记录,最多就是疫区家庭的印象记录及灾情传递,因为作者的文学形象,因为社会化的情绪,因为大众的撕裂,因为国内外同类者的需要,它被赋予了变形的历史价值。
方方,您是大作家,您思想上的历史跨度仍然处于《软埋》的极差社会区段,您与很多人可能永远无法会合。您说自己的书与国家之间没有张力,但这不是您个人能认定的,它取决于亿万人民的共同判断。
写于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