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方方,您不应把反对者封为“极左”,视为“文革重来”
其一,您对政府的情绪过于怨恨,容不得一点错误。这么严重的疫情,期待少犯错,但真有了错,也得集思广益帮助政府改正,决不能带着情绪批评并传染情绪给整个社会,这不是您作为一个大作家和曾经的正厅级作协主席所应该有的态度。
其二,您不应该把反对您的人封为极左,也不应该把反对的声音视为文革重来。您一直都把自己视为民主的代表,您的粉丝也都视您为敢讲真话的人。但是,您为何就听不得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呢?说错了,您解释一下,实在不想解释,您不理也就罢了,为何非要扯到极左和文革呢?批评您,不也是民主的体现吗?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的公众号文章推送了方方作家对《日记》出版的解释,“采访人”署名为“李梅,孙绪谦,黎振宇”,文章简称他们为“学人”。
本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几位“学人”的来历,不关心“二湘”的国籍与职业,权当着方方作家的圈内相关者吧。
解释,是一种态度,但改变不了立场。
根据文章的采访记录,本人还是想说几句闲话,不对之处,还请方方作家原谅。当然,您硬是要给我再安个“极左”,那我也认了,极右也是极,极左也是极,多了就不急。
您对“约稿”误解的解释应该分两层看:
第一层是国内《收获》杂志,因“心情不好”,起初未同意,本没有打算天天写,是极左刺激了你,所以,记下去了。现在,正努力出版。照您这么说,《日记》发行的这口锅,您是要让极左来背了?没有极左的刺激,就没有被人唾骂的《日记》。
第二层是国外授权,您自己承认了授权是真。二月底就有打算了,三月初就已经把事务全交给代理人了,说是图方便。您当时打算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书的初衷和动力又是什么?难道也是因极左的刺激所致?驱动您写文章的动力是极左,到国外出书的动力也是极左?
您说:“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
您的这句话我是认同的,中国的学者在国外出书的多着,各类书籍都有,我没有看到网友们骂谁卖国。您自己又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单独很反感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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