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周边问题宜解不宜拖——由中印边界冲突说起
笔者按:这是本人刚写完的一篇长文的一小部分,当此中印边界冲突日趋紧张之时,单独摘出来以抛砖,供批判。
与中美战略斗争走向公开化相伴随,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与主权权益争端有日益发展成为地区热点的趋势,这些地方有南海岛屿归属争端,有钓鱼岛争端,有中印边界争端等。从中国的主观意愿与基本的战略理性来说,在上述这些地方惹是生非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中国无法做到息事宁人,相关同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就是要乘人之危来逼我让步就范。中国不能丢掉国家领土主权与核心利益而不顾,所以,很多时候都被逼无奈、不得不陪着人家去“玩”。
这一点,印度表现得相当充分、相当到位。这个惯于战略投机的国家最近几年已经在中印边界蓄意制造多次冲突,比如洞朗危机、加勒万河谷事件等,每一次都是乘人之危,要借中美关系危机之际来浑水摸鱼(相关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乘人之危、取悦于美,这是印度的一贯伎俩》等文章)。尽管多起冲突事件最后都通过协商都得以和平解决,而且印度方面也并未从中捞到直接的看得见的便宜,但总的趋势是印度的野心越来越大,战略扩张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这给未来中国的西南边陲带来巨大的隐患,也给未来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可以设想,一旦中美关系恶化到一定的程度,印度一定会乘机而上,对中国全般发难,要最大程度地打击削弱中国,最大限度地攫取自身的利益。
同样怀有类似企图的还有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他们都想借助美国制衡中国,来一个借力打力。日本要确保对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更要严重压制与削弱中国,坦率地说,从战略上扳倒中国,日本的渴望远远比印度更强烈、更迫切。所以,不但钓鱼岛争端蕴藏着中日大规模冲突的足够能量,日本还蓄意要介入台海问题、南海问题,有机会还要染指朝鲜半岛。就野心而言,印日相比,印度不过是“小巫”而已;就危险性而言,相比于日本,印度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哈巴狗”,而日本才堪称是一条“恶狼”。越南目前仍在中美之间玩平衡,这个国家从战略上也有借助美国制衡中国的冲动,但同时对美国在政治上又很不放心,它完全明白美国霸权不会放过任何搞垮自己的机会。所以,越南暂时还不敢在对美关系上走得过远,也不敢在中美战略较量中介入太深,害怕有池鱼之殃。菲律宾是一个传统上的亲美国家,杜特尔特当政把美菲关系踹到谷底,但杜特尔特之后,菲律宾还将倒进美国的怀抱,为美国所驱使利用,继续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华工具。这个国家身小力薄,除了对中国狺狺之外,无能掀起较大的风浪,但确实能够起到恶化中国安全环境制造事端的作用。顺便说一句,中国周边像菲律宾这等人小鬼大的东西不在少数,譬如新加坡,这个同中国不搭界不沾边的鼻屎大的国家,一直都起劲地要发挥霸权战略走卒的作用。
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争端做文章,插手其中而翻云覆雨,恶化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环境,从而对中国形成强有力的牵制与制衡,分散中国的精力与资源,这是美国霸权处心积虑的战略图谋。霸权一直在调动和激发日本、印度的反华战略积极性,要把这两个国家打造成美国围剿中国的战略先锋与哼哈二将,使之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和亚太版“新北约”的两个台柱子;霸权也在挖掘越南、菲律宾、南朝鲜、印尼、新加坡等国的战略潜能,使之充当遏制打压中国的工具,甚至还企图在缅甸、阿富汗乃至蒙古等处挖中国的战略墙角,可谓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美国的图谋正在相当程度上得逞,一则因为他们之间各有所需、一拍即合,譬如,曾经同美国有血海深仇的越南,也居然能允许美军重返金兰湾,一时间惊得世人目瞪口呆,可见利益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二则中国周边的冲突热点与战略焦点呈堆积之势,越来越多,对中国造成明显的羁绊与牵制,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在相当程度上遂了霸权的心愿。
从反霸权战略斗争的全局出发,中国必须粉碎美国的上述图谋,使其战略阴谋破产,而不能坐视这些问题越积越多,愈演愈烈。
对此应该怎么办呢?
解决这些问题,无非是“和”“战”两手,古往今来,概莫如是。
在“和”的方面,大致上有如下三种期冀:
一是寄希望于经济联系之化解。把希望寄托在加强中国同相关各国的经贸联系上,认为如果能把这个纽带做大做强,两国之间的争端与冲突就显得分量很轻、微不足道了,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一种大蛋糕甜过小别扭的办法。
二是借“战略共赢”关系行收买之实。把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关系打造成“战略共赢”关系,希望通过各种说项宣传,使其认识到发展压倒一切的大道理,使其认同和平高于一切的真道理,比如中印战略伙伴关系云云,以此覆盖乃至压倒他们同霸权之间的狼狈与交媾,使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大于、强于和高于同霸权美国的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同中国之间的纷争与冲突也就不足为患了。这种办法,可以看做是一种变相的“战略收买”。
三是互相妥协让步以求搁置争议。这是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其实就是不了了之。什么时候再出事再说,走一步说一步,走到哪说到哪,如此而已。
在“战”的方面,就是坚决反击,通过武装斗争狠狠打击对手,从而实现稳定,收回自己的权益与利益。1962年的对印反击作战、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88年的3.14南沙海战,都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
显然,在当代中国,有人高度信赖“和”的一手,认为这体现与代表着新时代的新气象,最管用;而有的人则认定不“打”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狠打”、“打狠”才是根本的出路。
我们认为,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有偏颇片面之嫌。完全信赖并寄希望“和”的一手显然是不切实际,太过幻想化;仅仅依靠“打”而忽视“和”的一手也不全面。正确的做法是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而区别对待、“和”“战”兼用,因地制宜、重点打击。从策略的角度看,应该是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从霸权难以直接干涉的地方入手。对于印度、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可以在战略上收买他们,更不能指望通过经贸联系能化解彼此之间的对立与对抗。须知,中印边界争端也好,钓鱼岛冲突也好,其战略大背景是中印、中日战略对峙之使然,具体问题的背后有深厚的战略底蕴,暴露出来的争端只是冰山之一角。对这样的国家必须立足于“战”,辅之以“和”,不能“战”则无以谈“和”。而对于越南、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印尼,则无论如何不能将其完全推到霸权的怀抱中去,应该以“和”以“拉”为主,必要时以“战”相威慑,使之老实起来。
对比印度与日本,印度显然比日本要好对付。中日冲突可能引发大面积的摊牌,对中国而言,需要慎之又慎;而中印之间在边界发生战争,则完全无整体战略形势坍塌之虞,可以高下在心、收放自如。对于印度,不要担心把它打到美国那边去、打进霸权的怀抱里去,实际上打它是这样,不打它,它也要是这样,同霸权联手对付中国,现在是印度基本的战略取向,已经无法更改、不可逆转了。所以,中国应仿效1962年的故事,在遥远的人迹罕至的高原狠狠地武力教训印度,借以练兵树威、培养当代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说到这里,就不能说说战略性练兵的问题。当今中国已经四十年不动干戈了,正所谓“几曾识干戈”,“沈腰潘鬓消磨”。尽管发展装备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但中国武装力量的作战效能与战略水平究竟怎样,实在没底。这导致当代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相当单薄(请参阅笔者《建设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刻不容缓》《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当年抗美援朝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说服力已经很微弱了,中国需要重建自己的战略信誉,这就需要进行战略性练兵,要从帝国主义难以直接插手的地方开始,先弱后强、先小后大,积小胜为大胜,把国家武装力量的基本职能调动和发挥出来。不然,猝然局势大变,以未战之兵而临大阵,是极度的冒险。譬如养在笼子里的老虎,养得时间长了,百兽之王也失去雄风,连一只兔子都不敢或不能扑杀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必须放下一个包袱,做好一个取舍。
所谓放下一个包袱,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这个战略包袱。
长期以来,中国上下内外大力宣传“和平发展”,这个口号俨然成了当代中国对全球、全世界的战略承诺一般,一些人把“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混同,认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山一条路,认定既然这样承诺,中国就不应该对任何人动用武力,也不应该对任何国家动用武力。于是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当代中国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包括霸权在内的西方国家动辄就对中国念动这个咒语,动辄就拿这个东西当榔头来敲打中国。
我们说,这完全荒谬、舛误了。“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罢,都是中国战略取向上良好意愿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一种规矩,更不是国家承诺。中国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当然有全部的战争权力,任何人、任何理论都无权予以剥夺,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与核心利益问题上,是否诉诸战争,要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据,而不能以什么和平发展理论为根据,任何把“和平发展”当规则、当中国“紧箍咒”的企图,都心怀叵测、十分恶毒,中国人民必须将这种企图完全彻底地予以粉碎。
所谓做好一个取舍,即反霸斗争与周边争端二者孰先孰后的取舍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应该专心致志于反霸斗争,而把周边问题往后放一放,等中美关系问题解决了,再掉头回来解决之。
窃以为,这种把周边问题同反霸斗争割裂开来做先后取舍选择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解决周边问题完全是反霸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割。不能很好地解决周边问题,则不能很好地反霸,只有妥善解决这些周边争端,才能使反霸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中国应该本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逐个解决之,而不可将其堆积起来以后再说,更不能允许这些问题有朝一日来一个总爆发,任何这种可能性都必须将其消弭在平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