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中国货币政策必须主动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货币发行量是否合适，见仁见智。中国货币发行以中国财富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就在于，决定货币发行量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同时还要考虑货币的流通速度以及货币的流通方向。中国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从长计议。尽可能地减少货币的发行量，防止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2021年4月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离开尘世。人们怀念这位经济学家，应该深入思考“货币中性”和“固定汇率”政策，应该反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能追随美国，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本钱。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务必要控制通货膨胀，因为它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福祉。——2021年4月6日补记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3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会议上表示，中国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将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的广义货币同比增加速度10%左右，与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这说明中国货币政策是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同时也是经得起考验的货币政策。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货币政策讨论学术文献汗牛充栋。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宣布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一脉相承，中国实际上是实行特殊的联系汇率政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与其他转型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一样，通过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加快经济的增长。韩国、日本都曾经有过类似的发展阶段。由于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财富加速分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中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当年日本、韩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从而使财富不断地向少数集团或者财团手中集中，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观点在国际社会上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中国货币政策既不同于美国的货币政策，绑架世界各国的经济；同时也不同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依靠货币的贬值和“贸易立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日本、韩国的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历史上来看，由于日本、韩国市场狭小，必须开展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发展。日本、韩国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韩国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从而引起美国警觉。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借此机会购买美国的固定资产，从而使日本国内的一些企业迅速成为跨国公司。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巧妙地利用汇率政策，迫使日本企业将已经购买的资产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吐出来。由于美国对日本出口美国半导体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导致日本政府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政府的宽松货币政策，客观上导致日本资产价格上涨，日本东京房地产市场价格曾经世界第一。
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在消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韩国情况与日本大体相似，虽然美国为了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扶持韩国企业生产半导体产品，鼓励韩国产品出口美国，但是，韩国和日本一样，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调整自己的利率政策，韩国经济立即受到严重影响。韩元作为韩国的主权货币，在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存在感。这是因为韩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导致许多国家拒绝使用韩国货币交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过去人们总以为，人民币的基础是美元，中国实行间接挂钩制度，建立中国自己的货币体系。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中国之所以货币发行量世界第一，是因为中国的财富增长世界第一。为了适应中国财富增长速度，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而货币的大量发行，必然会导致流动充裕，中国资本市场空前活跃。中国发行的人民币，一部分用来兑换出口赚取的美元外汇，另一部分则进入资本市场，从而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大起大落。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意识到人民币发行量与中国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采取措施争取使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相匹配。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把人民币的发行量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看作是正关联关系，那么，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
笔者的看法是，人民币发行量相对较大，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中国财富增长需要相应的人民币加以表现。
但是，只要了解货币政策的基本理论，人们就会知道，财富增长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数量增加。如果加速人民币的流通速度，同样可以解决财富增长对货币的需求。也就是说，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货币发行量增加。如果能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或者在单位时间内提高货币的周转效率，那么，可以在减少货币发行的基础上，充分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要。
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总结人民币发行的经验，适当调整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已经改组货币政策委员会，相信新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定会认真研究中国在新阶段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大量发行国债，美元贬值将会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口赚取美元，对外释放人民币，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需要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认真考虑。
首先，中国必须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主动摆脱对美元货币的依赖。中国当前的汇率政策仍然是一种相对被动的汇率政策。中国外贸出口赚取美元外汇，中国外汇结算部门对外释放人民币，从而导致人民币需求量越来越大。
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中国出口产品赚取美元外汇，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但是这样的贸易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国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出口产品换取美元外汇，有可能会增加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提醒中国的出口商，换取美元外汇固然重要，但是，必须尽可能地把美元外汇变成资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通过自己的汇率政策，引导中国的出口商，尽可能地购买美国资产，而不是囤积美元外汇。如果把大量的美元外汇交给中国外汇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释放人民币，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居安思危，与美国货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为了囤积美元，而增加美元外汇储备，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其次，中国必须千方百计地解决人民币发行量过大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众所周知，过去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是一种建立“蓄水库”方式，通过建设“货币水库”，将一部分人民币储存起来，避免大量人民币流通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中国货币的“水库”都需要进一步的清理改造。中央已经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吸纳人民币的重要市场作用越来越小，如果继续依赖房地产市场保持人民币的稳定，那么，最终很可能会导致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功亏一篑。
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作为人民币“水库”的做法，改变将资金引入到资本市场减少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通过回笼货币，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确保中国货币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人民币价格相对稳定，那么，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将会越来越宽广。反过来，如果人民币始终处于大幅度贬值的区间，或者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周边国家就会减少使用人民币，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极为不利。货币决策部门必须充分意识到，保持人民币价格稳定，应该成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三，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中，有所谓的货币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当然，通货膨胀与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各政党不断地开出“政治支票”，从而导致政府开支压力越来越大，财政赤字越来越多。为了应付财政赤字，必须发行更多的货币，通货膨胀必然产生。
欧元区国家相对特殊。这是因为按照条约的规定，欧元区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政府不能通过发行货币解决经济困难。为了防止欧元区国家通过实行特殊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欧元区国家协调财政立场，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越来越差。
美国的通货膨胀政策，等于把美国国内的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反而不明显。中国绝对不能东施效颦，不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因为那样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灾难性后果。
2021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增长，预计经济增长将超过6%，达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谨慎货币政策，加快货币回笼速度，减少广义货币的发行量，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相信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定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人民币价格的稳定性。因为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极为有利，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货币改革既不能学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验，实行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大量发行货币，将美国国内的问题变成其他国家的问题，同时又不能借鉴欧元区的做法，因为欧元区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自缚手脚，他们已经没有能力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坚定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捍卫中国的金融主权，确保的人民币价格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货币发行量完全以中国的财富为基础。制定货币政策既要关注中国货币发行量，同时又要重视货币的流通速度和货币的流向。房地产宏观调控，改变了货币政策；资本市场的监管，同样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务必要考虑到中国货币的流通量，考虑到中国货币的流通速度以及流通方向，通过改变流通速度，减少货币发行；通过推行数字货币，降低货币发行成本；通过评估中国的财富增长和分配情况，实行精准货币投放。中国货币政策应当与中国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分配政策相协调，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货币政策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增添力量。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