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中国经济困难的本质、原因和治理之策

　　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关心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可是，许多人对真正的困难是什么，这种困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没有真正找到。如果这样，我们就很难期望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政策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

　　一、中国经济困难的本质

　　中国今天经济面临的困难看似很多。从国家看，困难有通货紧缩、财政困难、民生压力、国内消费降级、国外市场萎缩（由美国封锁、美国战争威胁等所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部分央企运行困难、房价升降两难、投资率下降、资本垄断、资本外流、对外经济关系复杂等等；从企业看，有开工难、招工难、融资难、要钱难、找好项目难、卖货难等等；从老百姓角度看，有找工作难、看好病难、上好学难、结婚难等等。面对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需要找到它们的本质。中国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我们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等等。面对这些困难，中央政府制定了2025年实现5%左右增长率目标。从客观实际说，5%左右增长率目标是更加合理的目标。它标志着中国更加不看重GDP了，这是又一个历史性的进步。5%左右的增长率目标允许4%，甚至3%。我想，这个目标设定也表明，中央有关部门对出台的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这个归因也是不充分的，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困难的真正症结。

　　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困难不是需求问题，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及其基础上的分配不公问题。正是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需求不足。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是私有经济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40多年。这种增长模式实际上趋近于资本主义涓滴效应支配下的增长模式。如果考虑到前一段时期中国一些人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强调，那么，中国一些人保增长的基点还是放在私有制发展上，这又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何其相似？当下中国经济问题之复杂，无法脱离私有经济大发展这个因素。而指望私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也必将事倍功半。因此，从主观上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困难是解决决策层看待中国经济问题所依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世界观方法论错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就难以解决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解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解决由它导致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及其基础上的分配不公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为什么我们做出上述判断呢？这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中国政策决策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强大惯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策层虽有人事代谢，但世界观和方法论偏差持续存在，而且越来越大。——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改革开放后确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即使是正确的，客观上也导致了偏差，而基于这个主要矛盾所设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同样即使是正确的，客观上也导致出现了重大偏差，否则也就不存在习总书记校正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航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判定蕴含着否定经济发展过程中时时处处存在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企业管理权配置上）的事实，在现实中很容易导致消费主义，很容易导致少数人富起来，从而使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发展起来。1980-2012年，中国不合理消费极度膨胀。豪华楼堂馆所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不少政府大楼极尽豪华之能事，中国人全世界购买奢侈品等等，都是证明。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和最近重申八项规定也是证明。中国走向消费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领导人认为，没有高消费，就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把高消费视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因素。然而，他没有考虑，谁有能力高消费呢？只有掌握重要权力的政府官员和那些暴富起来的人。或许他也知道，但对此不屑一顾。此后，这种观点一直未能系统地加以纠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下，大量投资都由私人做出，于是消费主义又受到资本的支持。各级政府的一些领导还长期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此，大量国企、集体企业被倒闭、转制，大量工人被下岗。据说，一位20世纪90年代末被抓的政府高官在位时公然在内部讲话中说“要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去“砸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还有一位政府高官卖掉其主政一方的大量国企、医院，并不断升迁，直至十八大后不久被抓。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有的样子吗？这反映出一个时期党政干部普遍存在的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解究竟是怎样的呢？是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呢？这说明，即使看起来很有道理的理论在实践中都可能导致出现重大偏差。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一度走到了唯GDP论的轨道上了，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才得到遏制。这说明，中国制定大政方针，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阶级状况和官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等因素，而不能仅仅考虑初级阶段、仅仅考虑生产力水平低下。这说明，把初级阶段作为中国制定大政方针的唯一或主要依据是存在逻辑合理性和实践理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