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 | “我命由天不由我”：新一代农民工为何已经认命了？

　　✪黄岩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袁中华整理)

　　[导读]卡车司机自杀后，很多网友为其感到不值，认为钱还可以挣，不必为区区两千块想不开。他去世时年过半百，身后所留仅六千块存款。遗言中无奈较忿忿更多，打工落下一身病的他，“早晚是死只不过早几年尔已”。

　　卡车司机之死揭露了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城市，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以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人们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在游族”。因打工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和居住的开支，他们时常面临“现金饥渴”，并不得不像侯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

　　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如今的打工人以不希冀通过勤劳致富融入城市，相反成为了“月光族”。原因之一便是地方的户籍歧视。尽管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农民工子女上学应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但是这一政策被地方加码，例如要求出具过多证明文件，或是严格限制招生人数。尽管不少打工人希望出台外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但是很多开放名额多是当地技校，而这意味着子女也将成为流水线的操作工。

　　零工经济更剥夺了工人的议价权，面对工作中的不公平待遇，他们多以离职作为反抗，但离职后的选择却又是重复选择，向上流动无望。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网传卡车司机的遗言)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一个人掉在地上

　　——富士康工人 许立志

　　▍拆分型劳动体制

　　中国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58年，国家出台的第一个管制人口流动的法律规定，劳动力被严格地限制流动是计划经济衰败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后，农村兴起乡镇企业，一批农民走上“离土不离乡”的致富道路，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直到1980年末才开始，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发《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农民流动到沿海地区打工，“春运”和“民工潮”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由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引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内地农民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地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等加工业。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女工惨死在深圳龙岗葵涌的这家香港人开办的工厂中，这一事件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兴打工群体的关注。致丽玩具厂女工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虽然每年的国家一号文件都会象征性地对这个群体表达关怀，但实质性的保护措施要么根本就没有(如公平的社保体系)，要么就是无法落实(如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两个为主”政策)。2004年，国务院文件第一次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他们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后，关于农民工的全面系统性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已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