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讲“社会主义”少不了两个对子
毛主席说：“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8页）即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依据毛主席这一思想，以及笔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也可推论出一个新的两个对子，即讲“社会主义”也少不了两个对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认清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是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一、为什么说存在这两个对子？
先说第一个对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
首先从《共产党宣言》说起，《共产党宣言》也就是“共产主义宣言”。《宣言》一开始就这样讲到：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这里显然直截了当地指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的敌对因素，在“共产主义”势力面前，他们都联合起来了。那么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为什么欧洲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要对付“共产主义”呢？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一书中究竟怎样阐述“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呢？笔者简要摘录书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上，第272页）
“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第283页）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同上，第283页）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同上，第283页）
“它（指资本主义）首先生产的是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上，第284页）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同上，第285页）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上，第285页）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上，第286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93页）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同上，第307页）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同上，第307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同上，第307页）
上述论述可以说是《宣言》一书中的精髓、灵魂、实质。书中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显然也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的含义就是“两个决裂”，“共产党人”就是要反对一切私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是要用暴力推翻“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科学含义就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根本对立，最终推翻这种制度，实现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时，也知道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而且这些思潮的产生不同程度地都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现状的不满、否定和批判。如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最早代表人物莫尔、康帕内拉，以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的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还有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社会主义宣言》阐发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恩格斯1888年《序言》对此做了说明。他们认为，1847年时“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同上，第256页）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而“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同上，第256-257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共产主义”虽“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同上，第257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同上，第257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改造《正义者同盟》时，没有采用部分人提出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同理写《宣言》时，也选择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宣言》。但他们有没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而且有时也使用“社会主义”，如恩格斯1845年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都作为正面含义的概念使用之。特别是《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也把他们自己主张的学说称之为“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9世纪70年代之后，恩格斯就经常用“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概括他和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恩格斯的最大部头著作《反杜林论》。自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成为同义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就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称之“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之“共产主义社会”。
但无论从《宣言》对“共产主义”含义的阐发，还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它“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以及最终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社会主义”都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观念根本对立的概念。离开“资本主义”就讲不清楚“社会主义”，离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斗争，离开“消灭私有制”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真正发展。
再说第二个对子：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
也从《共产党宣言》说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是使用“社会主义”还是使用“共产主义”概念都不是他们的创造和发明。在他们写作《宣言》之前，就已经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同上，第295页）。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献”尽管不同程度都在批判资本主义，而且与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英、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有极大差别。但他们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一是他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他们都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他们都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客观过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不能用来作为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武器。而且程度不同地成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阻力和绊脚石。马克思恩格斯既然要为工人阶级真正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科学地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的根源及解放的正确途径、道路，那么就必须要把他们自己主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与之前其它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划清界限，批判其错误及其实质。所以《宣言》第三章正是对其深入的批判，阐述马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其根本对立和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也不完全相同。他们把之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又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三种社会主义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但其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程度不同地要把资本主义拉向倒退。所以马恩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第二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在努力消除之，但其最终目的还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上，第302页）第三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社会主义评价最高，称他们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资料，且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表明他们要消灭阶级对立等。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哲学依据依然是唯心史观，且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改变资本主义。他们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发展成反比。到了他们的继承者那来，变成了用恩格斯所说的“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与上述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唯物史观指导，且用阶级斗争方式改造资本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上述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就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也可以说是真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对立。
二、讲“社会主义”的两个对子的现实意义
1、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的思想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社会主义”既然是从资本主义内部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对立因素。那么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比较对照中才能认识其本质。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其上层建筑的特征是“私有观念”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社会主义既然与资本主义对立，但这种对立又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对立不同。所以生产关系的根本不同就是生产资料归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根本对立。所以“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归大多数人所有或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即公有制。所以《宣言》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同上，第294页）。
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否认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也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也就是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对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中的首要因素，它决定了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未来的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是否真正平等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还表现在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上层建筑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二是政治上层建筑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但是笔者发现，现实生活中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抹杀其根本区别，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的根本对立混淆起来。例如：
一是讲社会主义本质时不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对立，单纯从生产力角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如大家所熟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价值，而非本质特征。如果就按照这个定义，任何一种新制度的产生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诞生时。难道这些社会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吗？这个定义的实质就是否定唯物史观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也就否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本对立。
二是混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对立。当今社会“改革”进程中，有一个提法即“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是典型的“合二为一”论。语言上可以把“私有”与“公有”“合二为一”，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混合”在一起。正如恩格斯批判杜林时所说：“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如果说是公私所有的“混合体”，那也是表面上外在的形式上的“统一”。
三是不讲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种种对立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存的运动和实践过程，就是“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的过程。但是目前只是把“社会主义”讲得震天响，但就是不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及危害性，不正视、不承认中国当今严重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关系、思想意识、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复辟现象，更不讲对其进行“批判斗争”。这怎么能够是讲“科学社会主义”呢？
2、讲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对立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上说明存在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假社会主义的对立。那么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70多年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消声匿迹了吗？没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仍然严重存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善于识别并同当今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一是“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后，不仅遭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工人阶级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思潮的反对。马恩时代的巴沽宁主义、杜林主义、苏黎世三人团就兴起一股并竭力否定公有制和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后发展到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列宁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揭露批判。十月革命后，列宁依据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原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始终没有间断。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改头换面为“民主社会主义”且突然吃香起来。原来西欧一些所谓工人政党极端不喜欢苏联社会主义，他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列宁、斯大林的“专制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了，就证明苏式的“专制社会主义”失败了。而西欧国家瑞典自上世纪初社会民主工党参与瑞典大选获胜，工人政党首次通过选举进入宪政政府，并开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把离开公有制的所谓“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在私有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瑞典宪政制度依然健在，瑞典经济上也进入世界首富行列。而苏联的所谓“专政社会主义”最终解体。也就是说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苏联“专制社会主义”竞争中，瑞典获得了胜利。但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国家包括瑞典大肆泛滥之时，标榜为“社会主义”的瑞典政府却向疫情主动“投降，”放弃对疫情的防控。不仅那些西欧的所谓代表“工人阶级”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工党”竭力吹捧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官员、教授一方面借苏联的解体鼓吹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论、错误论，另一方面也开始撰写大量文章和著作，把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楷模，并号召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应当把瑞典模式作为学习的典范。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继续。他们不敢直接称自己的学说为“资本主义”而称之为“社会主义”。显然这种“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延续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二是“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股标榜为“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潮或派别，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趋于成熟。生态社会主义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而对新型社会模式的探索，是生态运动或绿色运动在社会政治和理论领域的一种反映。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平等”为其核心理念，以对当代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为基础，以“非暴力”作为实现该价值观的方式，以建设基层民主、节制增长与平等分配的政治、经济模式作为实现该价值观的制度依托。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戴维·佩珀的“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印度学者萨拉·萨卡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日本环境哲学家岩佐茂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等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给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极其严重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要可持续发展等。他们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这种“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要建设“生态文明”，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正确的。但他们不主张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强调要用道德和市场经济的手段实现之。我们国家也有个别学者鼓吹这种“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生态文明。……它对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建设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是应有之义。完全没有必要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和本质特征。鼓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借口“生态文明”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也是错误的，是假“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
三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如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提出所谓“兰格模型”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20世纪50-80年代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也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学者日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学者等人也开始以西方为中心，重新探讨市场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特征一是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 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关系。二是也主张实行社会主义要克服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三是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我国一些学者重拾西方学者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牙慧，是“假社会主义”又一重要表现形式罢了。
四是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中讲，书中的“一般原理”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这样做了，他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原理，首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但俄国不是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所以这种公有制度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是“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也依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夺取政权之后，除直接剥夺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主要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同时也延续了苏联的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度。但苏联的公有经济制度许多方面还较大地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管理方面的残余，如“物质刺激”。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强调社会主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要把“政治工作看做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所批示的“鞍钢宪法”以及亲自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就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毛主席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并不等于这一概念是错误的，它是唯物辩证法“一般与个别统一”的具体表述。但这个表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然后是结合本国国情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色”来。如果借口“国情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而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那么它还称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在党中央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我们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不忘和牢记共产党成立时“消灭私有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和使命，把毛主席开创的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是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