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由鹿和马的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鹿”是一种动物,“马”则是另外一种动物,它们之间非亲非故,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鹿和马之间,却很早就建立起耐人寻味、非同寻常的关系,起因源于赵高这个人。

  公元前206年初秋的某一天,秦王朝的宫廷上,权相赵高派人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并对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把鹿说成是马”。两人就此发生争议,于是就问左右大臣们,让他们站队表态。这还了得,赵高现如今权势熏天,于是,乖巧的马上跟着说这千真万确就是鹿,而坚持说这不是鹿的人,很快就连连倒霉,很快就被赵高收拾干净。

  就因为这样,鹿与马之间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在特定人群内,就发生了角色互换,就出现了彼此身份的根本性的大调转。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赵高的一句话。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说话的权力与界限因人而异。

  说话本来是人的自然功能,但将其置于社会之中,则发生严重的分化与分裂,演绎出千奇百怪的奇异景象。上述指鹿为马只是其中较为典型或者极端的一种,在此之外,还有如下各种情形:

  其一,什么人说什么话

  如同小孩儿要说小孩儿话,大人要说大人话一样,不同的人也要说不同的话。比如当今中国就明显存在三套话语体系,即政治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日常生活话语体系,这三套体系之间有着明显的分野,有的人只用其中的一种,有的运用其中的二种,也有的三种兼用,这就要因人而异,不但说话者本身是这样,对听话的对象也要如此这般办理安排才行。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不同场合也说不同的话,机动灵活地运用多种语言体系,因而也就有多副人生面孔了。

  其二,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

  人们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的“谋”也包括说话,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身份地位,相应的事情最好别说,说了不但没用,相反还有可能惹来麻烦。比如经常为人们所强烈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该领域同其它有些学术领域一样,“圈子”与“山头”特征很突出,不管什么人,只要不在“圈子”里或者没有自己的“山头”,你说什么都不管用,说得再对、再有预见性也没有用。也就是说,某些学问领地已经被一些“圈子”和“山头”并且瓜分完毕,这是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一个突出现象。

  其三,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出来,结果完全不一样。

  比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如果是手握大权的大领导说出来,一定有人鼓掌大赞,说这话真是“振聋发聩”、“催人奋进”,但如果是你普通老百姓说了,一定有人斥责是“废话一桩”、“不如放屁”。再比如,同样的文章同样的内容,如果是旅居新加坡或欧美的人所为,那一定非同凡响,如果是土狍子的作品,那就要遭遇相当的蔑视与轻薄。这就意味着,同样一个人,在中国北京说话,和在新加坡说话,在法国巴黎说话,在美国华盛顿说话,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在当今中国,凡是粘上点“洋”气“洋”味的都很名贵,就连写文章说话也都一概如此了。

  其四,说话对错因人而异

  当年那位赵高指鹿为马,那匹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鹿,现如今也有类似的情形。譬如,如果有哪位大领导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话,周围一定有人抬轿子大唱赞歌说,“没错,本人亲眼看见太阳就是从西方升起,而且还方方正正”。在越来越复杂繁琐的社会条件下,有的人拥有天然的先知先觉优先权,而有些人则只能后知后觉,没有权力把话说在别人的前面。也就是说,有些道理,当领导都还没进行相关表达的时候,你要先懂得了,那就是问题。只有当领导进行讲述阐释之后,你才可装出恍然大悟、醐醍灌顶的样子,为此,老百姓形容说,如果你是成功人士了,说什么都有理;如果你一文不名,说什么都是放屁。

  所以,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有关说话的权力与界限实在是一件大事情,不能不引起注意,这应该算是人生的重要经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这确确实实是一项大学问,而更高境界则是要把握好鹿与马的转换关系,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就最好闭上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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