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马克思进文庙”？——评何中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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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的缘故，拍摄了很多反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革命家活动的影视剧，如《1921》《革命者》等等，这是很好的事。

　　但必须指出，由于主创人员受到思想水平、视野，乃至立场、情感等因素的限制，这些作品主要集中于真真假假的“故事”，而不是“思想”，这些革命先辈对中国社会的深邃思考，对当年世界范围内各种新思潮的辨析，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

　　这无助于观众贴近、感受那段历史，更无助于观众去理解、把握革命先辈的初心了。

　　比如，《革命者》这部以李大钊为主角电影，居然完全回避了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而这场发生在1919年的争论，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播到中国之后，进行的第一场“理论战役”，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的所谓“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主义”，是有非常具体的指向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则针锋相对地声明：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障碍的第一回合，那么在北伐前夕，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新右派之间关于“孙文主义”的争论，则为第二回合。

　　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争夺“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国民党新右派中的“理论家”戴季陶连续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企图彻底切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

　　戴季陶写道：

　　“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戴季陶又说：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在这一基础上，戴季陶梳理出了“孔孙道统”的概念，并声称“孔孙道统”是“中国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国民党既然是“孔孙道统”的承载者，就应该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反对以“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