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世界战疫和后疫情时代与中华道统（学统）的历史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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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性的大事件，往往不仅会成为历史转折和新时代的导火索，更会成为其中变革的助推器、变轨动能机和机制孕育的温床。

　　霍布斯˙鲍姆在其四本近现代世界史巨著中，把20世纪界定为一个短世纪。1989-1991年成为大事变界标，似乎为全世界各阶层、党派和人物所误判，都将其视作革命时代的终结。然而，自由世界、资本主义联盟、历史终结派等等欢呼地过早了，过于得意忘形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29-33年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十月革命和其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及其伟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奇迹、中国社会主义阵营联手与综合发力，以至于造成历史的猛烈冲击，进而世界旧秩序和旧有格局被打碎，并随着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为代表的西方自救革命的到来，福利社会和福利资本主义的战后所谓黄金时代和更宽泛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某种延续，甚至不断地放大与强化。

　　然而，里根-萨切尔主义和所谓供给学派，集合了货币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一个偶发的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崩溃和中国等世界性的转型国家的体制改革事件下，不幸地演化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党同伐异，并自我强化和大有扫荡一切的大规模同化性的历史大革命和大倒退。而这个历史变轨时期，又恰好起先是同大众传播时代，全球同频共振、地球村格局和动态等等态势，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步调一致和彻底的意识形态的齐平化，经济学神话成了形同中世纪经院哲学教条和独断论般的神学系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方式——世界观与方法论，甚至模型自身，同大众流行学，流俗政治学、法学、哲学、宗教、美学和文学一道，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四化合一驱动之下，完成了西方化的所谓现代化、现代性之历史性的大统合，并自动转向了后现代化和解构主义。

　　多元、小众、小资情调的绝对个人主义思潮扫荡全球，成为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一切传统和文化传承的新意识形态、科学旗帜和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和知性科学理性，同绝对自我和无限自由，而本质上却是自私自利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性解放、性革命之推波助澜下，从艺术家完全自由，尤其是告别革命、躲避崇高、鞭挞神圣，鼓吹异化论至上和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温情之下，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世界性的大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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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主义的当代社会政治统治形态，和葛兰西洞视的区别于传统的暴力镇压，而是凭借巧妙地说服和诱导的道法与文化戏说与教化，现代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即以被统治阶级的自觉接纳和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配合乃至投入，实现了人类史上少有的不经过残酷的战争与镇压，而在一片歌舞升平和其乐融融下的超级剥夺和历史变轨。

　　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的血腥的战争和暴力之巨大的创伤，同大恐慌-大危机时的世界末日和整个社会的愤怒、反抗、无助，和世界末日的梦幻感觉，同十月苏联革命和中国22年的革命战争及其战后的新生共和国之筚路蓝缕的建设狂飙，哪怕就是同资产阶级崛起时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海盗与强霸等等相比较而言，这个还在继续的过去数十年之历史巨变和沧桑，却似乎是间或稍稍的休克疗法的强刺激与恐怖震荡，而在全民一体化的一致同意的轻歌曼舞之下，任由天经地义般的法则，亘古不变的自然人性与人情，自由与理性的所有当事人的帕累托改进，和马斯金社会福利的向上单调性，而一步步地轻而易举地完成的：温水煮青蛙，同蒸笼煮龙虾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过程、态势，但却是完全一样的结果。

　　世界没有发生1848年那样的阶级斗争性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更没有1917年的苏联占领冬宫的十月革命，和1921-1949年的中国革命，甚至没有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复涌现出的社会经济运动和文化浪潮，而一切仿佛在悄无声息的历史寂静长河中，自觉自愿地完成了。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阿根廷与智利的左翼运动，和任何的社会大罢工，都如同过眼烟云一般，随风飘散。

　　03

　　中产阶级被挤压，中产阶级坐大的橄榄型社会彻底失衡，世界性的危机、社会崩溃、犯罪与暴力剧增、毒品与难民泛滥等等问题，当然时有发生，并成为不时的舆论与政治热搜和新闻焦点。但事过境迁，一切又归于平淡。没有人在意社会变动、经济改革、治理结构演化到底有无希望，在妖魔化了革命、真理，解构了正义、道德，消解了神圣与至美，在曲解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把薛定谔的猫之“又在又不存在”，通过庸人的哲学癖好、艺人的胆大妄为、文人骚客的自以为是等等耦合起来以后，在厚黑学下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之下，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唯我独尊又自以为是的相对主义，而除了个人享乐和醉生梦死之外，走向了地地道道的虚无主义，而不仅仅是历史虚无主义。

　　虽然福山很快就宣布收回了他的历史终结论，尽管稍微有点头脑的严肃学者和思想家、政治家，都对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对民主、人权等软实力、巧实力下的世界走向，既不确定，也忧心重重，但历史的航船却继续航行，仿佛既将走向最终的收官阶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天算不如人算。如同二战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之类西方这类西方文明的必然最极端代理，最终会成为西方文明和世界的公敌一样，极端反动和超级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及其全世界的美式政治惯性，即整个自由世界、发达国家、西方政要与社会，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选择方式与决策惯性，恰恰同历史上少有的新冠大瘟疫相结合，把世界和人类史推进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大节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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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大瘟疫，比之29-33大危机，更比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然更比之战后两个阵营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较量，更显示出历史大舞台的独特作用和品评机遇。

　　首先，中国东方式的“特色化”的社会主义，尽管已经没有了全民医保和更深层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经济基础，仍然靠强大的国企集团、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导向与建构组织系统，举国动员的“联合起来办大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神圣传统，同时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绝无仅有的七十年的超高速的经济发展、增长，全世界远远超过了昔日葡萄牙版本、西班牙版本、荷兰版本、英国版本、美国版本、法德和大陆欧洲版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跨越和辉煌，使得中国方案、中国治理、中国方式不但异军突起，成为标准教科书案例，成为经典与绝版，而且其中包含着诸多的直接可借鉴性和普世价值。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降的优越感，在就业挫折的大危机后，在物质文明、财富效能和社会团结、文化价值的人道主义等所有纬度上，出现了丧失优越感的尴尬，甚至自惭形愧和皇帝新衣下的无奈后，而后又为了掩盖其尴尬而表现出来歇斯底里般的恼羞成怒。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大瘟疫这等如此普通的偶发事件冲击之下，暴露出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的极端脆弱性、失衡性，令人不可思议和让世人吃惊不已。号称唯一超级大国，第一强国，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和世界领袖的美国，长期令全球引以为榜样的现实版的“上帝之城”的美国，竟然在新冠疫情下如此地不堪一击：物资储备严重不足；抗疫装备手段捉襟见肘；隔离封城和阻断瘟疫蔓延传播的举措上，颠三倒四，判断和引导失误，疏导和管理上，不单单乱了方寸，失去定力和规矩，而且逻辑混乱，自我打脸。

　　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长期高唱中国崩溃论，却不想在现实中险些演变成自我葬礼曲和最后的挽歌。同中国长达数月之久的相当稳固的社会经济支撑相比较而言，美国仅一周就失业登记领取高达三百万，两周即达一千万，几周就高到3000万。失业率高居15到25%之间。这显示出美国的产业结构、就业能力、社会经济的缓冲-储备能力的巨大脆弱性，甚至空前可怕的漏洞。而这种社会经济的产业、价值、就业链端的弊端和脆弱性，又不但是与生具来的，而且是无法克服的。

　　而作为美国向来引以为傲的火箭部门，金融大产业，丝毫并没有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产业、就业的社会经济脆弱性的反面，曾同样显示出暴跌乃至崩盘，又同时处于低比例巨反馈的极度动荡状态。这种巨幅震荡同样是经济脆弱性的表现。

　　进一步看，美国最引以为荣的美军这一长板和标杆。罗斯福号的疫情和撤换舰长的草率决定，无疑暴露出了美军的外强中干。美军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同美国经济结构密不可分。美军的真实能力和运作，远不像其军费预算和钢铁侠所显示出来的那样绝对占优。

　　第三中美对照、中西和中欧天壤之别的强烈对比，足以显示出当今世界孰优孰劣。一些观点指出就百万人均染病、死亡和治疗等指标看，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亮眼的国度。这种认知与见解是错误的，具有误导性的。起码是模糊视线的。根本的理由在于，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之下，只有中国、美国和欧洲是世界经济与社会的主战场，是人流、物流、经济流的枢纽、重镇和密切交汇地与输出源头。而这两种模式、道路、制度与文化之巨大反差性的对照，显示出当今世界的最可依赖的历史文明之最为公正和客观的检验结果。如果大疫情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美欧没有可能再度文过饰非，轻描淡写，嫁祸于人，转移视线，则人类历史与世界世代，有望出现彻底反转和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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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时代与朝代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时代是个极其平庸、无聊和乏味的时代。这才是方方们、乔木们屡见不鲜的根本时代与社会原因及沃土。这不是什么人、什么历史人物的个人所为和其过错。历史与自然相合，进入这样一个藐视和平繁盛，但却狭隘的多元、从众、小群孤芳自赏，在帕森斯社会子系统失去平衡与协调能力（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4个子系统即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行为有机体系统与行动者的生物学方面有关。人格系统组织着个人行动者的各种习得性需要、要求和行动抉择。社会系统组织着社会互动中的个人或群体，使之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形式之中。文化系统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一些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是一个具有符号性质的意义模式系统。这4种系统都有自己的维持和生存边界，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控制论意义上的层次控制系统）。对于这四大子系统来说，相应存在着四大媒介——货币、权力、价值信奉和文化理念，而它们统统失去了平衡协调。现代社会在摧毁了神义宗教，以简单逻辑理性取代了传统道德伦理，完全走向货币金融价值至上与唯一道路上之后，甚至出现了权力从属于富有，从而连传统社会的富贵并举，高贵荣耀极大贬值的情况之下，各领风骚没几天，则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并同时精英淘汰，就必定造成当下的小丑冒充大人物，无品无能小丑频临大舞台这样的必然的历史可怕结局。

　　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后的大作和经典，必然被苏秦、张仪们的合纵连横鼓噪所取代。而苏秦们的甚至商鞅等辈会以被腰斩和车裂，而适度地警示后人，一切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因强烈对照的赏罚巨差，而留给后人双向的博取功名和巨大影响力的警戒。而当代社会，则完全失去了应有的遴选、赏罚机制，以至于整个世界乱象丛生，完全忘记仕大夫乃至圣贤的功业基础。

　　风雨飘摇的乱象世界，是特朗普班底这群小人得志的前提和舞台。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