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伸张正义为何如此艰难？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决定，一个是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另一个是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对中国战俘和居民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余万无辜的中国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认定南京大屠杀的罪恶事实和惩治有关罪犯方面却历经曲折，至今余波不断。

　　东京审判中的“微弱多数”

　　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面简称东京法庭）。1946年2月15日，东京法庭成立，签署日本投降文件的九个盟方国家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均指定一位法官出任审判人员。1946年4月3日，又增加了印度和菲律宾的法官各一名。此后，东京法庭就由这11个法官组成，对二战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史上亦称东京审判）。东京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包括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最后被判处绞刑。

　　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所在国法律体系不尽相同，法制环境也各有差异，特别是对法律都有各自的理解，这对后来的判决埋下了不确定因素。来自印度的巴尔法官（Pol）就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法国法官柏纳特和荷兰法官洛林也和巴尔的观点一致。另外，还有来自废除死刑国家的法官，如澳大利亚的韦伯（庭长）和苏联的扎里亚诺夫。因此，单从法官的组成的角度看，要作出对侵华日军元凶绳之以法并处以极刑的判决，难度不小。

　　代表中国的是梅汝璈法官。他在到达东京后即表态：“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1948年4月，历时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璈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与助手杨寿林、罗集谊等人，在两百多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整个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时，梅汝璈在一次法官会议上慷慨陈词道：“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梅汝璈刚刚落座又站起来压低嗓音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庭长韦伯表示同意，其他法官也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