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德：历史虚无主义是帝国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应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这是指导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里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全面深刻地理解、扎扎实实地落实这个重要指示，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是世界性的思潮，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项长期的任务，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的合法地位所必需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之所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世界性思潮，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用它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于赫鲁晓夫时期，在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旗号下，“虚无”苏共党史、苏联国史，最后到否定苏共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继而否定了苏联作为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这种思潮也在影响中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受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度泛起很大一股妖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人的思想行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十八大以来的不懈斗争，明目张胆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受到一定程度地抵制和遏制。例如，公开污蔑刘胡兰、董存瑞等先烈这样的事件失去了市场。
但是，还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理论和思想，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仍然在迷惑人心。否定党史、国史是其本质特征。例如，一些人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以所谓用“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据，兴起与泛滥“重写历史”之风（姑且称为“档案解密”学派），就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直指党史、建国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真实性、正确性。他们（“档案解密学派”）“重写历史”的理论观点通过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大学课堂、社会讲座、图书杂志出版物和网络媒体等多种途径，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和流传。
由于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迷惑了很多人。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出人们的意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第93页）。这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史的正确认知。以抗美援朝史为例，他们声称抗美援朝不是官方所说的“正义战争”，声称“人们的记忆是错误的”，正确的历史版本是由他们“重新解读朝鲜战争”（《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第93页）。他们所谓“重写”的抗美援朝史,其实是全面地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他们的错误理论，在一些群众中造成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2020年，在纪念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人们对抗美援朝的认知，事实上存在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讲话为核心的被认为是官方的版本，一个是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据的流行于学术界和一些群众中间的“重写的抗美援朝史”的版本。这个所谓“重写版本”，俘虏和欺骗了相当一部分群众、青年学者甚至某些知名院校的学者。就在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当天，某地方广播电台推出、某卫视与某新闻平台同步直播了《气壮山河——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特别直播报道。但该直播竟公然邀请“档案解密”学派的代表人物沈志华作特邀嘉宾；过了13天，11月5日，北京某师范类高校又请他作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四史”辅导报告，用他的错误观点解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在2021年全国学党史，迎接共产党诞生100年的荣耀时刻，某大型国有企业公司又请他去讲抗美援朝的报告，公然继续贩卖所谓“朝鲜战争发生源于斯大林的为了追求远东利益，中国出兵是为斯大林而战”的歪理邪说。
一个彻底否定抗美援朝正义性、正当性、正确性的理论和其代表人物，仍然走红。这无可驳辩的说明，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是学好党史、国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关键在于对重大史实进行具体的理论辨析，分清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像新冠病毒，也在变异。进入21世纪，随着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工作的深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形态也在变化。
如前所述，现在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和曲解重大历史事件，以售其奸的。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不能不针对重大历史事件，在进行具体的理论辨析中分清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既要还真正的学术研究者以清白，坚持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又要准确地揭露出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让历史虚无主义者无处藏身。
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比较起来，有其明显不同：
从理论观点方面看，他们不是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作科学的深入的研究探析，而是以追求所谓真相的名义全面改写历史，实际是以“重新解读历史”、“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第93页）为宗旨，全面否定既定的传统历史。例如，对于抗美援朝从中国出兵原因、入朝作战的每一个阶段的战略决策到最后胜利，“档案解密”学派不做历史的辩证分析，仅仅片面依靠所谓解密档案，进行他们所谓“研究”，让后将抗美援朝的一切统统推导为错的。
从学术研究视角看，他们所谓的“学术研究”是不顾学术规范、不讲学理、不讲逻辑，甚至歪曲、捏造史实。例如，“档案解密”学派研究战争不讲战争的性质，说朝鲜战争没有是非对错，双方白白死了那么多人，中国胜利是“自我感觉”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专门指出的是，“档案解密”学派自称是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据的“学术研究”，是“新视角”、“新材料”，是批评不得的。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主要著述，即可发现这不过是骗人的幌子。他们对待“俄罗斯解密档案”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违背起码的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学术底线”。笔者经过多年研究，对其的归纳概括有：
一是对材料缺乏起码的真伪辨析；孤立地、片面地、表面的运用“解密档案”材料；二是任意歪曲、曲解和错误地解读“解密档案”中的材料本意；三是借“解密档案”说事，实际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四是用篡改了的档案材料去篡改史实；五是用“解密档案”名义，虚构“解密档案”里没有的材料作为确凿的“史料”；六是抛开“解密档案”，赤裸裸编造的史实。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一一列举，仅略举几例：
在论证他们的观点时，“档案解密”学派是借档案说事，实际上子虚乌有的。即没有材料支持，仅靠所谓“所以我想”、“我推断”、“很可能”这样的“臆想性学术研究”得出其结论。例如，关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问题，“档案解密”学派仅仅在表面上根据斯大林曾给中共中央发过两份电报，不考虑其内容和逻辑关系，便得出了“毛泽东想了一夜，认为这是斯大林要中国维护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不能不出兵”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中方有许多公开的权威资料已经充分证明，抗美援朝是中国的无奈的选择，也是中国自主决策的。就是“解密档案”也明确记载，中国是在斯大林认为中国即使出兵也没有胜算，决定放弃朝鲜并通知了朝鲜作战略撤退之后的情况下，才做出的最后出兵决策。并无所谓毛泽东“听斯大林的话”想了一夜，并最终迫于斯大林的压力不得不出兵朝鲜的问题。（参见《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拙文《俄罗斯解密档案证明：中国出兵是自主决策的》）
再如，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斯大林知道了毛泽东对谈判的整体方针后，发给毛泽东一封电报，给予充分地肯定和赞扬。这个材料证明了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重大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大师所见略同”。但是，“档案解密”学派却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些错误结论：他们说，由于站在后台的斯大林和站在前台毛泽东共同采取了强硬立场，才使朝鲜停战谈判谈了两年多。这样解读这条材料，错误是显然的。“前台后台”论的谬说切不论，单就关于停战谈判问题上的错误就有这样明显几点：
一是没有全面理解毛泽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全面方针，只抓住“针锋相对”这样一点（注参考《学习时报》2019年6月5日头版文章拙文《争取停、准备拖、不怕打》）；二是朝鲜停战谈的双方涉及到多国，特别是美方，不研究美方在停战谈判中的态度对谈判的影响，显然是片面的；其三，停战谈判其间有大量的材料是公开的。双方都有会谈记录，还有当时各国记者的现场报道，这些，都是研究停战谈判最直接而又权威的材料。对这些大量材料弃之不用，而仅仅以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就轻易地制造了一个“苏中采取强硬立场才导致朝鲜停战谈判谈了两年多”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违背学理的实用主义方法。
还有，“斯大林有意鼓励中美在朝鲜一战”说，这既不符合斯大林在“二战”之后的外交政策，也不符合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历来关系，缺乏历史内在的必然逻辑。
除了打着“解密档案”旗号之外，“档案解密”学派还干脆编造史实，这也是他们著作里常见的现象。例如：
“麦克阿瑟被撤职，接替是谁？李奇微。李奇微到部队一视察，发现美国其实军事上没有损失，全是机械化部队，跑起来很快，又有后勤部队保证供给。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这是在赤裸裸地为联合国军吹嘘！只要看过《李奇微回忆录》的人，都自然明白“档案解密”学派所编造的谎言同事实离得有多远。李奇薇在他的回忆录记录下的一切犹如一记记耳光，狠狠地打了替他说慌者的脸！从李奇微的记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美军士气十分低落，第二次战役之后，美军不是什么“军事上没有损失”，而是士气极度低落，人心思归。甚至，第三次战役之中，由李奇微亲自组织的“纵深防守”，也没有阻挡住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
说到底，所谓的“解密档案”，只是研究抗美援朝史的众多材料之一。同其他材料一样，都需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在研究时，不能将《解密档案》神秘化、至高化。“解密档案”不能成为某些人公然推销其错误理论的“王牌令箭”，自然也不是他们反对人们正确批评的“免死金牌”，最多不过是他们刊登“伪劣广告”的骗人招牌。
划清政策界限，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落到实处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思想理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好做细，落到实处。必须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不能认为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然要进行理论上辨析，这样必然要涉及到对一些错误的理论批评。不能认为这种批评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给人们造成的思想混乱，才真正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如前所述，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公开地宣称重写既定的党史、国史，不断地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说，在思想舆论界，特别是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其负面作用已经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为了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这正是从根本上保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普及，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从根本上有助于社会安定团结。他们天天同我们“争论”，在批判我们，我们进行必要的反批评本属正常。一些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拒绝批评的一贯用法就是给批判他们的人扣上一些“莫须有”的“帽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他们的样子，对他们的谬说也进行反批判呢？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讲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其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他还说，“新思潮的特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批判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观念、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必须具备能够识别和批判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我们应该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杜林那样，在批判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歪理邪说中坚持、发展和践行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必须注意政策，注意分清理论、思想界限，但不能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般的学术问题。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有些人（比如“档案解密”学派）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他们以“某某解密档案”为据，“进行学术研究”，甚至狂妄的说是“颠覆了官方的史学叙事文本”，“重新解读XX史”，贩卖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理论辨析，揭露其骗局。这种理论辨析自然有很强的学术性，要涉及到一些学术研究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正在做学术研究的广大群众。因此要区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一是要注意将学术研究、学术问题同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区分开来，保护和开展正常正当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二是注意将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带头人”和跟随在这些“学术带头人”之后进行所谓“学术研究”的普通学者区分开来，后者是被前者蛊惑了欺骗了的普通人，而且这些普通人是大量的，我们要把这些普通人从对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带头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历史；三要把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同受其影响在党史、国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存在糊涂认识的一般群众区分开来，通过组织学习四史和思想引导提高一般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捍卫和传播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的纯洁性，是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的大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系我党执政根基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共和国的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那些一贯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正是想用“学术研究”为借口，拒绝正确的批评，坚持其错误。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切切不可上了这些人的当。当然，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决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我们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
（作者简介：张兴德，长期在部队工作。在大连中山区委宣传部退休。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红旗》杂志《求是》的《内部文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文学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红楼梦学刊》《红楼梦辑刊》等四十余家各级报刊、杂志、大学学报发表5百余篇学术、理论文章和诗文等，约400余万字。有二十余篇学术、理论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新华文摘》《文摘报》等书（报）刊转载、被中考试卷采用和被选为高中语文写作课外读物。有红学专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被《红楼梦大词典》收录和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收藏。新著《红学热点话题“透视”》、《对社会发展史几个重大理论的反思》、《“不完美”的哲学》《毛泽东诗词的哲学理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