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帅军：江苏成立调查组之际，叩问主流媒体为何不敢发声？

　　在国人不依不挠的持续关注下，今天下午，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丰县八孩锁链女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很多网友不禁感叹，终于等来了......

　　锁链女事件能有此结果，几乎全靠的是网络、自媒体和公众的自发参与。如果没有这些天以来网友和群众的持续跟踪、强烈关注，很可能此事就会消失在信息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连个水花也看不到。

　　此事件能有此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极为悲哀的！

　　为什么悲哀？？？

　　因为这些年，我们一次次的看到相同的现象，每每遇到敏感事件、每每遇到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都只有极少数主流媒体敢于关注和报道。

　　只有等到官方正式表态之后，我们才会看到了一大堆的主流媒体跟进报道。而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沉默以对。

　　这一次如此挑战人类底线的事情，被全世界耻笑的事情，我们的很多媒体都能沉默。

　　媒体本应成为社会监督的利器，媒体本应是除弊更新的战场上的前锋，媒体本应是坚持公平正义的旗帜！但是我们的媒体却总是在大后方等待，等待着领导的指示，等待着领导的批准。主观能动性极为有限。

　　在锁链女事件中，就连本应为妇女发声、本应以妇女权益为天职的《中国妇女报》，对此事也是一直默不作声。直到江苏省调查组出现，《中国妇女报》才发布了一则短评。

　　如此作为，就怪不得网友在下面评论：

　　“早干嘛去了”

　　“现在会说话了”

　　“妇女权益 你应该站在第一位”

　　“总算舍得出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主流媒体都不敢说话？不敢进行伟大斗争呢？

　　针对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发出号召，“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但是在现实中，真正能把总书记的号召落实到社会实践、真正喜欢“伟大斗争”的又有多少主流媒体？

　　现实中不少媒体都是八股文的伟大斗争，都是在口头上、理论上、纸面上进行伟大斗争！却就是难以落入社会实践。

　　当然，这不光是主流媒体的病。

　　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许多本应为群众利益发声和代言的社会组织，也出现了明显的缺位。许多地方的妇联、工会、红会等社会组织就属此类。

　　锁链女事件，就表明了当地妇联和基层组织的完全缺失。有的甚至不是缺失，而是乱作为。试想那两个去解救采访的小记者，去派出所报警，却被拘留。

　　最近这些年，这些社会组织在一些地方似乎都成了摆设和花瓶，甚至成为一些关系户的社交场所，成了安排自家子弟的场所。

　　这样的妇联、工会、红会，当遇到重大问题时，不敢正面发声、不敢为群众代言也就难免了。

　　当然，这也不仅是妇联、工会、红会的问题，在我们的体制内部，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譬如在菁英荟萃、青年人才聚集的高校，又有多少敢言的教师和学者，尤其是敢于战斗的青年教师？

　　不可否认，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是有一些教师和学者勇敢的站出来的。而在这一次事件中，站出来的老师要比以往的很多事件都要多。因为这一次事件实在是太挑战人伦底线了。

　　不过如果你统计的是以往多次事件中高校和老师的表现，如果你知道全中国的高校总数字、教师总数字，你就会感到，敢于站出来的教师和学者还是是太少了、太少了。数目极为庞大的教师和学者，数目庞大的人才队伍，几乎是被束缚住了。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全国高校3000多所，市级以上党校400多所。平均多少所高校才有一个伟大斗争的人民教师和学者？

　　回顾一下当前的舆论场，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10个高校里面，能不能选出一个比较活跃的、敢于为民请命的有点小名气的青年人才？

　　作为受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比例要求不算高吧？

　　在个别省级区域，能不能找出一个比较有名的喜欢伟大斗争的网络媒体人士？

　　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文科，不包含理工科）教师44万人。44万人里面，又有多少人敢于进行伟大斗争的？尤其在十八大前后一段时间，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

　　这么多的人才，却没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这不是人才建设的极大浪费吗？

　　为什么活跃在当前网络和舆论场中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体制外人士，是草根、普通网友、普通老百姓？

　　为什么很多尖锐问题、很多真问题的提出、很多热点事件的引爆，都是靠的体制外的人员？

　　是体制内人员的学识、见识不够吗？

　　非也！

　　绝对的非也！！！

　　据我所知，体制内很多人的学识、见识都是很高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说话，不敢做事，不敢进行斗争。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明哲保身？

　　无疑，这是我们的体制机制制约了青年人才的涌现。

　　这是极为重大的问题，是真正的真问题，但是就这个重大问题、真问题进行认真研究、认真讨论的又有多少人？

　　再举一例，这次新冠病毒期间，毫无疑问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成功应对了病毒。不过同时也暴露了我们体制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很多问题。

　　中央一再要求防Y政策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层层加码、懒政怠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但是很多地方却就是不听。为什么？

　　长期以来，针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懒政怠政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人有多少？

　　早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就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在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的学者中，有多少人在关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

　　现实是，绝大部分学者和教师都不愿意触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学界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

　　这种不愿触碰，不愿斗争，可能才是当前国家治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这也是我们的人才强国、人才体制机制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就在十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提出了深切的期望，“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中组部也为此发文《培养造就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以我的愚见，要培养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必须首先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体制内人才不敢说话、不敢做事、不敢斗争的问题！

　　【文/尹帅军，80后青年作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尹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