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对俄乌事件期间的中国舆论战失败的粗略分析

　　一、作为舆论战失败的“中国形象”塑造问题

　　关于国内有人觊觎乌克兰美女的言论，有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毕竟中国人囗有那么多，更猥琐的想法恐怕也还有。但是，为何那么微弱的一个声音，还受到网管部门及时处置，最后被放大到全世界都听见了？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仅仅说明中国是有敌人的，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所需要的负面中国形象。有人简单地怪罪国内的烂人及其不当言论，难道真的能够或想要把中国建成只有圣贤的国度吗？毛时代都差的远，今日更不可能吧。

　　所以，首先得承认，这是中国舆论战实力不行的结果，是舆论战打输了的表现。然后，才是中国没有全部圣贤化的问题，所以，敌对势力随便就能够找到弹药。若真要全部圣贤化，恐怕先要复辟到毛时代——那个时候正派人比例肯定会高一点，然后再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实现传说中间的共产主义，看那时，整个的中国能不能变成洁白的羔羊那样，一点点瑕疵都没有。

　　说五星红旗有护身符的作用，以至于“卖断了货”，那个不是战狼而是无知。美国总比中国强大吧，但是其身份一样未必管用；这不是别的原因，在乌克兰内部政治高度极化和对立，每一个身份符号都会有潜在的敌人，所以，明确身份就会招致具体的敌人，会增加风险而非相反，所以，明智的态度是大隐隐于市，泯然于众人之中。任何一个身处乌克兰实地的人，都会注意到其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具体影响，有且只有对乌克兰具体状况完全无感的键盘侠，才会任意地驰骋其遐想（瞎想）——好像力量与强大本身就会无条件地带给个人的安全保护作用。对具体状况无知，而且还想要赚流量，这才会编故事推销他贫乏的战狼想象力，这个舆论市场上的投机性经营行为，一时可能还禁绝不了。

　　显然，在西方传播中国声音的力量，以及在西方得到广泛接受的声音，都不是中国自己需要的，而是别人需要并传播的，这一点无比清晰。

　　二、为什么舆论战中间与西方高度一致的公知丧失了“出场机会”

　　与这些状况不同，中国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传播美国软实力的精神美国人也不少，例如北大教授王立新等人，奇特的倒是，这个时候为何他们的声音，没有被传播去西方然后代表“中国形象”？要知道他们可是认真写了书面说明，还发起过联署的呀。

　　公知和精神美国人，反而在这样的舆论战中间，因此与西方的一致而丧失了“代表地位”的状况，值得好好来展开分析一下。

　　作为一种政治不认同的极端状况，就是不承认公共事务或者公共物品存在（这个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所界定的），然后以绝对化个人的想象力，连国家安全这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也要在私人物品和个体选择的基础上去理解；同时，还不愿意如实地承认国家安全问题的存在与解决，都处在国家层面之上的相互关系之间。显然，基于内部政治不认同产生的公知批判性，外扩到国家安全层面，就会扭曲问题的存在及其展望其解决方案，公知的批判性产生于个体与国家关系方面那个内部层面，停留于一国内部的公共领域中间，而国家安全问题所由发生的“国家相互关系”层面，是一个国家间的公共领域。

　　当然，国内的公共领域状况及其政治不认同的生产效果，会显著影响到安全目标的实现能力，这是软实力的所在——即别国能够在硬实力实际水平之上实现对他国的政策介入或者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软实力意味着一国与他国竞争时期，内部的政治不认同在功能上，会帮助实现对外加成或者对内加成状况。当今世界上，各种内部的政治不认同汇总之后，都会加成美国的软实力，助推其扩张性政策目标或者单边主义。而国家间公共领域的显著失衡，才会带来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及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选择，而公知把内部公共领域的批判性，扭曲并放大投射到国家间的公共领域中间，是加强美国软实力的举措，也因为这种自我屏蔽也就看不到单边主义及其与软实力的扭曲联系。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公知引起与西方的一致性，以及客观存在，反而丧失了在舆论战中间出场并代表中国声音的机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三、谁在挑选“中国声音”并在西方获得了普遍传播与接受

　　一些人推测：之所以国内的一些偏颇言论被放大，在海外俨然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这是港独台独的舆论战实力的体现。因为欧美人士多半对中国不够了解，兼之汉语水平差，无法达成这样的及时反应，而港独态度身具汉语过关且英语（其他外语）好的条件，加上国内屏蔽外网，多数网民并不能翻墙去发言，这就从反面加强了港独台独的优势。而西方主流媒体和平台的倾斜传播机会分配——愿意优先传播负面想象与信息，而西方国家的许多民众则存在着选择性的接受机制，这二者也有助于“中国舆论战失败”事态的最后形成。

　　换言之，中国外宣舆论战的失利，有三个积极行动者和一个消极行动者共同起作用；第一个积极行动者港独台独的选择性翻译与传播，第二个积极行动者是西方平台的传播机会倾斜分配机制，第三个是西方民众的选择性接受，而一个消极行动者则是国内网民普遍缺席西方舆论市场（这与官方的网络管制有关系），这在反面会放大港独台独的“独家”发布优势。

　　从武汉疫情开始，在西方舆论场域的舆论战中间，一直都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有人为此激愤地说过“官方文宣体制养了一帮废物”，这个说法触及到了部分真实——“外宣无能”；同时，俄乌事件引发的舆论战中间，中国再一次全面失利，这一次揭示出来的问题更为全面和深刻；实际上，在海外舆论战场上，中国缺乏传播自己声音的合理机制不说，甚至，还因为内部的阻扰，妨碍了民众出场，撇开西方国内内部民众接受机制和传播机会分配不论，这两个内部原因都加强了扭曲中国声音的力量。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