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魔都那个能算“现代”模式的精准防控吗？
今天在微博看到赵皓阳先生有个比较新颖的提法：
我把抗疫模式也分成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前现代模式就是一切现代性停摆，回到前现代社会：城市封城、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场停市场……先把病毒熬过去再说。
后现代模式就是欧美那种：“与病毒共存”，得不得病不要紧，要自由，要爽，要那种feel，病死也比生活停摆要好……
现代性就是精准防疫。……上海是中国现代性最强的城市……最有实力去搞“精准防疫”的……
“精准防控”如果做得好了，Y情控制住了，经济不受影响，居民生活如常，是一个三赢的局面……但是，如果没那么“精准”了，哪怕只有一丢丢不“精准”，马上Y情就会失控，跟欧美那种后现代防疫模式没什么区别了。这根源就在于现代性的脆弱。
赵皓阳认为：
精准防疫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背后都是钱；还需要对城市生活与传染病传播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的专家、学者，以及非常细致入微的规划和预案，这些必须是经济发达且人才储备雄厚的地区才搞得出来的。
其实要比这些硬件条件，新加坡、纽约、伦敦……这些城市任意拎出来一个都绝不会比上海差，即便与香港特区比，恐怕上海也是比不上的。
欧美诸国是一上来就打算“躺平”“与病毒共存”吗？其实并不是，如果我们翻回2020年年初的新闻，他们一开始也是打算积极抗疫的，还一再地无端指责中国害了他们。
积极抗疫一开始的代价必然就是赵皓阳口中的“前现代模式”——虽然不一定“封城”，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场停市场”这些做法正是他们都作过的。其结果就是工人失业、商业停摆，抗议之声四起；私有制的欧美资产阶级政府在这个时刻无法保证公平的生活物资和医疗资源分配，就无法抑制民众的抗议，摇摆之中，病毒也就不可抑制地扩散了。
当既有感染者已经形成足够庞大的库存，他们即便想“改弦更张”搞“动态清零”也不可能了。
这种躺平模式是不是真的就不会影响经济、影响民众的生活呢？显然不是，大流行的头两年，欧美的经济普遍出现了负增长，物价高企，失业率激增……旅法人士的这篇短文，从底层视角客观反映了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
除此之外，“与病毒共存”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美国上百万的死亡，“虽然”死的大多是底层、是老人，而不是那些资产阶级精英。
中国的“动态清零”持续近两年了，很多人的确已经感到“疲惫”了……以笔者亲眼所见，周围的实体商铺从2020年上半年大批地关门。
是不是选择“与病毒共存”，底层民众就可以脱离这样的困境呢？从欧美现在的情形看，绝非如此！相反，“与病毒共存”的口子一开，大量的病例出现，我们再想回到“动态清零”几乎就不可能了。以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存量以及分配状况，大量底层民众所面对的处境恐怕将比欧美的民众更加悲惨。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一方面，不管是“与病毒共存”还是“动态清零”，对富人来讲都不会有太大影响，甚至成了他们进一步积累财富、扩大贫富差距的机遇。
《2020亿万富豪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7月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达到415人，其中包括145名新上榜者，新增人数为全球最高。
与经济大萧条相反的是，大流行这两年，富豪财富加速增长的局面在全球范围普遍出现：
大流行客观上加速了小生产者和中小资本的破产，加速了资本垄断化的进程，进而大幅增加了垄断资本的财富积累。底层民众真正的“疲惫”感恰恰来自于此。旧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方式，使得财富在大流行之下进一步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大多数人越来越困苦。
另一方面，就是权力异化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要么就是怠政式的无所作为或麻痹大意导致病毒扩散，要么就是懒政式的“一刀切”、宁罔勿纵、伤及无辜，因为一个感染者封闭一个小区，因为一群感染者就要停运一个城市的公交、地铁，甚至连食品供应都因此出现问题。
至于说“精准防控”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国外选择“躺平”、物资、人员流通无法阻断，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暂时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精准”。在既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下，“精准”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完全取决于社会管理运行模式了（群众路线还是精英路线）。
所以，错并不在“动态清零”本身，而是上述两个方面，两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长期持续的“动态清零”的强压力态势下，广大底层民众怎么好好活下去的问题；除此之外，要使“动态清零”长期持续到大流行结束，还需要考虑一个整体的防疫成本问题（中西医结合还是迷信昂贵的特效药）。这些“账”都算好了，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精准”，群众也才能高度积极地配合。
这里“捡”来一篇1975年的报道，或许在这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历史的启示，这种“前所未有”的模式难道不是真正的“现代”模式？
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
湖南省衡阳县上峰公社革委会
一九七〇年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周总理对我们实行中西医结合搞预防作了亲切的指示，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从那次会议以来，我们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解放军一六九医院卫生工作队的具体帮助下，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使全社卫生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
现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卫生防治网逐步走向健全巩固。每个大队有二至四名赤脚医生，生产队有一至二名卫生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社员群众一般都懂得了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常识，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惯已蔚然成风。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做到了家家吃井水，队队有蓄粪池，大部分猪牛栏、厕所和炉灶得到了改造，进一步改善了环境卫生，降低了蚊蝇密度，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一九七四年全社发病率比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一，其中疟疾、麻疹等传染病没有再发生。有效地保护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发展，粮食亩产连续四年超千斤，实现了一亩一头猪，到处呈现出一派卫生为生产，生产讲卫生的革命景象。贫下中农高兴地说，革命生产齐飞跃，卫生工作有功劳。
中西医结合搞预防，党的领导是关键
近几年来，我们公社的领导成员变动较大，新老成员在对待抓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工作上，都出现过一些认识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盲目自满。一九七○年，我们公社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以后，少数领导同志滋长了盲目自满情绪，认为上峰公社“报上有文章，电台有声音，展览有照片，电影有镜头”，沾沾自喜，满足于现状，因而放松了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另一种是不能正确处理卫生工作与革命、生产的关系，错误地把两者对立起来，怕抓了卫生，影响生产，从而放任自流，不去领导卫生工作。这两种思想虽然表现不同，其实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削弱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曾一度造成了预防工作停滞倒退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公社党委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并组织大家到两个生产队进行典型调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个是坪岭大队的陈冲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的领导对卫生工作很重视，把卫生工作列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项内容，把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当作捍卫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自觉行动，抓住不放，常抓常新，有效地保护了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一九七三年全队五十八个男女劳力中仅四人因病误工七天，其余人人出满勤，这年粮食亩产一千五百多斤，比WG前增产一点二倍，卫生促进了生产。一个是前进大队的红星生产队，这个队的生产条件与陈冲生产队差不多，由于“骄”字作怪，放松了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放松了中西结合搞预防，结果疾病又重新抬头，全队三十六个男女劳力就有二十一人因病误工八百六十多天。这年粮食亩产不到九百斤，从超千斤的先进行列退了下来。这正反两个典型对大家教育很深，使我们看清了盲目自满的危害性，看到了把卫生工作与生产对立起来的严重后果。从而提高了认识，统一了党委一班人的思想，自觉加强了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我们抓卫生工作的具体办法是“一线”、“三抓”、“五结合”:“一统”就是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专人负责，大家动手。公社、大队干部抓革命、生产的点，同时也是卫生工作的点；“三抓”就是农闲突击抓，农忙主动抓，配合中心经常抓。如利用农闲组织人力采集中草药、搞好两管、五改等。春耕忙轮收抢插等农忙季节，正是传染病流行秃节，我们就组织卫手人员切实搞好预防，送药到田间，保护旁动力。平时配合中心工作结合抓卫生，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批判封建迷信和不卫生的旧刁惯，推动卫生工作的开展；“五结合”就是在布置、安排、检查、评比、总结生产时，把卫生工作的内容结合进去。使卫生工作紧密配合中心，服务于革命，服务于生产。
中西医结合搞预防必须大搞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是开展卫生工作的主力军。几年来，我们公社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群众运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发展:
(1)卫生知识更加普及。我们通过三条渠道向群众普及卫生知识。一是以生产队政治夜校为阵地、定期上卫生常识课，传授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知识，组织群众观看卫生图片和在显微会下观看细菌和虫卵的形状，提高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二是在公社中学和大队小学增设卫生常识课，加强对青少年的卫生教育。三是利用各种大小会议宣传中西医结含搞预防的好处，大造革命舆论，不断提高群众采用中草药开展除害灭病的自觉性。现在许多社员都自己采集闹羊花﹑苦梀叶、辣蓼草等中草药杀蛆灭蛹、灭孑孓，有效地控制了蚊蝇的孳生繁殖。
(2〉中草药“四自”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在推广中草药的群防群治方面，我们公社曾经有过教训。一九六九年春，由于预防工作不落实，全社“流感”、“流脑”大流行，有一千五百多人患病。当时由于单用西药，疫情虽然控制下来了，结果用去全年合作医疗费三分之一。广大群众深深懂得，单纯靠西药满足不了农村防病治病的需要，合作医疗也巩固不了。唯有就地取材，发掘土方草药，实行中西药结合，才是发展的方向。广大贫下中农怀着为革命献方献药的精神，纷纷把自家祖传的密方、草药献了出来，全社共献出单方、验方四百四十多个，献草药五百余种。我们把这些土方草药集中陈列起来办展览，由老草医、老药农当讲解员，组织全社干部和群众参观学习，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群众学土方采草药的高潮。几年来，全公社共采集中草药十八万多斤，基本上满足了群防群治的需要。为了扩大药源，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开荒种药，变野生为家种，引种外地药材。社员家里也利用空坪隙地种药，以便自种自用。全社共种药五百亩以上，除自用外，每年还向国家出售四百多担，收入五万多元。壮大了集体经济，巩固发展了合作医疗，为开展群防群治打下了物质基础。
(3）预防服药更加自觉。根据传染病流行季节，把中草药熬成预防茶，进行预防服药，在我们公社已形成制度。群众还总结了“季节病提前防，传染病重点防，多发病、常见病全面防”的预防服药规律。现在各家各户一般都备有预防茶缸，平时喝凉茶成了社员群众的习惯，大家都坚持冬春季用岗梅、枇杷叶、紫苏等预防“流感”。夏季用辣蓼草、凤尾草、五指干、银花、龙眼草等预防痢疾，秋季用板蓝根、菊花预防“乙脑”等。有效地保护了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流脑、白喉、疟疾、乙脑、肝炎、痢疾、百日咳等七种传架病，一九六人年共发病一百九十八例，而一九七四年只发生了九例。去年七月，上峰大队三一生产队有个女社员外出探亲回来，染上了痢疾病，一下子便在生产队传染了四人。周围的群众马上用海蚌含珠、马齿苋、桎木叶、南天竹等进行预防服药，很快便扑灭了痢疾。
中西医结合搞预防必须培养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专业卫生队伍
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群众运动，既要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又要有专业卫生人员的技术指导。几年来，我们除注意健全巩固三级卫生防治网外，还着重抓了卫生人员的培训提高，使他们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树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有段时期，我们发现公社卫生院和少数大队卫生所看病的人数多起来了，医生处方用药也“洋”起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有的医务人员耽心“预防搞多了会荒废自己的技术”，迷信“一把刀”，怀疑“一把草”；有的认为“预防难搞，中医难学，草药难采”等等。总之，存在怕难怕累和名利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卫生人员到中西医结合搞得好的坪岭大队办学习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联系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斗争实际，狠批了民族虚无主义和“洋奴哲学”等黑货，肃清了“重业务轻政治”、“重西轻中”、“重治轻防”等反GMXZ主义路线的余毒。同时请坪岭大队的老贫农和赤脚医生当老师，现身说法，讲过去缺医少药的痛苦，说实行中西医结合的好处和意义。使大家认识到，坚持不坚持中西医结合，不是单纯的工作方法和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有的医务人员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医药，这是医学领域里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斗争，表示坚决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反复培训，提高卫生人员的中西医结合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如办短期学习班，学习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知识；在实践中以老带新，传授中西医结合的实践经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掌握传染病的发病规律，走访贫下中农，搜集整理民间单方草药，以及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等，使卫生人员的中西医结合防治水平不断提高。
开展科研活动，不断扩大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成果。我们以卫生人员为骨于，组成有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科研小组，遵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把从群众中收集起来的验方草药，经过反复实践，肯定效果，加以整理编印成册，发给各生产队广泛使用，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经过几年来的实际观察，证明用20%的闹羊花浸剂灭孑孓，每升水中投药二克，经过二十四小时可以使孑孓全部杀死；用20%的水莽草浸剂，每升水投药八克，或用复方水莽草粉剂，每升水投药一点二克，经过四十八小时杀孑孓的效果达100%，持续有效时间五至八天。用苦梀叶、辣蓼草等份切碎散入厕所,每百斤粪便用药三至五公斤，两日内可以把蛆杀灭。我们用这些土药消灭蚊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我们还把这些土药用于杀灭稻飞虱、浮沉子、背屎虫等水稻虫害，也证明有较好的杀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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