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疫情”条件下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经济放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疫情”明显则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前些天的一条消息，“非升即走”已经成了两会的议题。
最近另一条消息，大厂大规模裁员。
前两天看到消息，有人在防疫期间，以买菜为名偷着出去打工，被行政拘留了。
有关部门依法办事，不想过多评价。
最近有很多人给我私信，魔都等城市的各种蔬菜的价格都在冲击10元一斤心理价位线 ，其中不少已经突破了10元一斤的心理价位。以后，不要说白菜价了，白菜也不便宜。
最近还有一张图片在网上流传，工作可以停，人要在家休息，房租和房贷不停，但是收入从哪里来？
这几年中国的民间杠杆率一直在高速增长，没房贷的有车贷，没车贷的有消费贷。
这些贷款，为国内消费市场每年提供6-7万亿的消费需求。这些贷款的基础是预期的未来收入。
现在，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得非常不稳定。
今天可能有工作，明天就可能被裁员。被裁员以后，很难再次谋求稳定的职位，灵活就业则可能随时因为邻居或同事的阳性，家里蹲。
除了体制内，许多劳动者现在都面临随时被封禁，随时失业，生活成本上涨，房租、房贷不能停的局面。
体制内也不见得稳定，毕竟财政困难发不出工资或减薪的未经官方媒体证实的传闻也时有所闻。
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人有几万的存款，是消费还是以防万一，用于还贷？这种情况下，工作时断时续，他是否还有胆量申请贷款？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消费贷款的循环。
消费大幅的下降，是可以预期的。
即使不考虑消费的下降，直接影响投资，也应该知道经济循环的不稳定，必然影响投资。
投入资金，进行建设，购入设备，试车，试运行，达产，签订合同，申请贷款，购入原料，制成成品，发货，销售，回款，偿还贷款。
现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不可预期的原因暂停，设备、原料运不进来，运进来的数量稀少，价格上涨，技术人员、生产工人被隔离，制成品运不出去，电商物流中断，商场封闭，消费者隔离，销售下降，回款困难。
现代化大工业的时代，生产高度分工，全社会的生产如同一张大网。一个流动结点停下来，会对所有的环节都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结点的不确定，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网络之中若干循环无法按照预期时间和成本完成。
什么都能停，生产贷款利息不能停。
对工商业资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压缩生产经营规模等平稳下来再说。
压缩生产规模，必然削减用工，减少工资支出，进一步压缩消费。
消费下降与投资下降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增加，同时推动消费和投资下降。使本来就不足的内需，雪上加霜。
出口也同样受到影响。由于人员往来往来的不便，买卖双方交流困难，必然导致订单减少。余下的出口订单，本来就利润微薄，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就要承担损失。从进口原料到成品抵达对方港口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种情况下，稳妥的方式自然是减少接单。
随着生产规模的萎缩，建立在债务扩张基础上的内循环进入偿债周期，进一步压缩内需。
扩大化再生产的增速下降到一定程度， 产能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就会暴露出来。表现为生产规模下降，前期贷款无法被新增贷款覆盖，大量债务无法偿还。
这就是经济危机加金融危机。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违法打工、坐吃山空、挖肉补疮、借新还旧、沿门托钵。
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借到钱。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常、规律、稳定的收入，欠了多少高利贷，能不能按时还钱。如果银行系统再对不良贷款终身追责，哪就更没有人敢贷款给他们了。当然，没有终身罪责也是不行的。不然，贷款全部放给自己人，然后，就不用还了。
由于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为了生存和还债，他们乐于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劳动力。现存的就业岗位即使有利润，也很容易被取消。压缩现有职位，以临时劳务派遣工取而代之，大幅节约劳动力成本，是可想而知的选择。
当然，这样必然压缩劳动力收入，也进一步压缩有效需求。
生产规模下降，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实际利率上涨。
这时，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会出现全面上涨。
初期，由于运输环节紊乱，很容易出现物资紧缺的孤岛。一面是大批商品无法运抵目的地，被迫廉价甩卖，一面是部分地区因为交通问题，物资短缺。
中期，因为生产环节紊乱，生产企业未必有原料，生产出产品未必能顺利运抵市场销售，产能必然下降。一大批企业倒闭或濒于倒闭，大量甩卖商品。一部分企业主动压缩产能以后，提高价格。社会资金除了投机物资，还放高利贷。这时物价涨跌互现，以涨为主。
后期，大批企业纷纷倒闭或停产，彻底退出生产循环，残存企业占据市场，一些企业即使有闲置产能，但是由于上游供应链和下游需求方不稳定，也不会轻易扩张产能，全社会生产规模下降，存货被处理干净，大量游资炒作生产生活必需品。
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时候，生产者不知道自己的生产的产品是否能顺利出售并回款，增加货币供应也不会增加产能，只会刺激物价。
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四重挤压，一方面工作不稳定，一方面收入下降，一方面生活成本上涨，一方面贷款无法归还。
如果实在熬不下去，他们只能断供、跑路，多少年的努力和积累不复存在。他们的资产将被法拍。
生产规模下降，财政同样面临困难。那些在家中按时开工资不必为收入中断发愁的人，到时候也未必能继续领到工资。更严重的是，任何意识都不能脱离物质存在。财政收入下降，必然削弱政治意志的贯彻落实。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这么困难。
极少数人可以垄断稀有资源，生产停滞时期，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使用医疗、特许经营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谋求暴利。他们可以把这些暴利投入炒作生产生活必需品，也可以用于放高利贷。他们还可以继续使用利润廉价获得法拍品或囤积居奇。由于他们有滚滚而来的利润和良好的现金流，即使他们手头的现金不够，银行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贷款。
他们是赢家，他们有能力使用自己拥有的物质资源制造舆论并推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以维持现有的利润，谋求更大的利润。
这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已脱离了生产循环，所以由于预期不稳、内需不足和出口困难导致的生产规模的下降，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前期核心资源垄断，中期货币短期和后期物资短缺，都给他们提供了可靠的投机的机会。
不确定性越严重，生产规模下降越快，物价上涨越快。劳动者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收入，生产者不确定自己的产品能否顺利完成生产循环，唯一确定的是生产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
病毒的传播性越强和症状越不明显，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确定。
除非完全切断与其他国家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否则必然出现频繁的不可预期的随机的病例和大规模的隔离。
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员和物资交流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病例爆发的可能性越大。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的中心，处在社会化大生产网络的核心位置，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远远强于一般地区。
这些地区反复发生病例爆发事件，必然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
即使病毒消失，“疫情”对经济的副作用也不会消失。
由于各个环节已经进入高度垄断阶段，每个环节内部由于竞争导致的扩张产能都无非是给上下游环节增加利润，这种情况下，各个环节更倾向于控制产能，提高本环节利润。于是，经济在较低规模上运行，物价在较高水平上成交。
这时，经济进入滞涨阶段。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减税，还是增加贷款，都不会能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生产扩张。在高度垄断条件下，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必然迅速推高物价，导致原有一部分有效需求被挤出。
此时，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进入低效阶段，甚至彻底失效。
这并不是说疫情导致了经济大规模下行，而是说疫情作为诱因使原有的内需不足、杠杆消费、环节垄断、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冲危机等种种因素积累的矛盾暴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