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西方相中的绝不只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

2022-09-21
作者: 胡懋仁 来源: 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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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走了。对他的评价,在他走后的世界上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声音。西方媒体一片赞颂之声,虽然也有人说,在这片赞声中其中隐藏着嘲讽。而在俄罗斯或者在中国国内,还是责骂他的声音更多一些。这种两极化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苏联的解体本身,就必然引起不同人们的不同感受。

  人们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同时也是苏联唯一的一任总统。总统这个称呼,苏联过去是没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时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没有这个职位和称呼的。中国的国家主席,过去在译成英语时,用的是Chairman,而在译成法语时,中国的国家主席中的主席二字,用的却是西方式称呼President,这种称呼就是相当于西方的总统了吧。现在中国对国家主席的译法似乎也用上了President了,但是中国对国家主席的实际界定,仍然与西方的所谓总统是有较多区别的。

  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总统,实际上看起来,是苏联向西方政治模式转变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但在实际上,在苏联当时的体制下,这样的尝试似乎不可能成功。因而,这个总统也就是苏联最后一任总统了。这个不可能成功的尝试,却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标志性象征。

  最近,有人找出当年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说戈尔巴乔夫是他们早就选定的苏联领导人。西方政界领袖说这样的话,我不是很相信。不相信不是因为西方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初选定他们在苏联或者在苏共内的代理人的时候,一定不是只选定一个人,而应该瞄准了一批人。换句话说,他们选定的不是一个戈尔巴乔夫,而是一群戈尔巴乔夫。这就像是普遍撒网,重点捕捞一样。没有知道撒下的哪张网会捞上一条鱼,但多撒几张网,或许就能捞上鱼,特别是捞上他们需要的鱼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选定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的标准是什么?现在的西方媒体,或者之前涉足这个问题的西方以前的官员们都没有说得特别具体,但是有一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有一个观点说,西方在接触苏联或者苏共各级官员时,发现戈尔巴乔夫与他们讨厌的其他苏共官员们不同。其他苏共官员在会见西方人时,总是摆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子,他们都说着官方统一的套话。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种官员是很难让人接近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其不同岗位的从政经历来说,也都有着不少与西方官员或媒体接触的机会。他的表现则与那些老派的、僵化的官员做法不同。他很乐于接触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乐于与他们交谈,对他们所谈到的西方情况很感兴趣,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感。作为西方的情报部门,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表现,自然会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得出这样一个人,在将来是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政府有所合作的。当然,至于说西方一开始就准备把他弄到苏联最高的权力地位上,这样的说法我不是太相信,毕竟在这个过程的复杂而多变的环节当中,只要有一点不经意的小磕碰,就完全可能让这个企图最终泡汤。

  不过,对西方上述对苏联官员考察的标准,我是有点疑问的。如果说,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不太僵化,不那么老派,愿意倾听西方人讲话,就一定会是乐于与西方合作的。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粗糙,也太简单化了吧?不太僵化,不那么老派,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这应该是一种礼节的表示吧。或许在西方人看来,只有那种老派和僵化的干部,才算是符合共产党标准和干部,而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就一定是另类。这样的判断方式大约不太适合中国共产党人。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经过“一二九”运动之后,先后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他们有不少受到过类似于清华或者燕京大学的教育。他们在成为领导干部以后,一般都不太可能像苏联那种老派的干部。但这样的干部在中国党内并不少见,而且他们其中大多数人立场也是很坚定的。所以,我想,一定有什么西方人察看到的,或者他们非常需要的那种苏联官员的特质,才是他们选定作为能够合作的人员的标准。只是这种特质,西方人没有公开说出来,于是找一些无关紧要的所谓特点来打马虎眼。

  而且,西方机构是对整个苏联所有地区,所有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都在进行着类似的观察和情报收集,他们关注的人们中,一定不止戈尔巴乔夫这唯一的一个人。只是最终能够走上最高领导地位的人,要比最初他们观察与监视的人要少得多。最后集中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时间不会太早。

  但这也足以让人们触目惊心的了。苏联这么多领导干部,都处在西方秘密部门的观察与监视之下,这是其一;而这些领导干部中,又有相当一批是与戈尔巴乔夫的经历、观点和做法相近的人,又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这就是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走上苏联的最高领导岗位,也会有另一个与戈尔巴乔夫相似的人,会被西方推上这个岗位。这就是说,如果苏联或者苏共内部没有发生自我革命的重大变革,没有对自赫鲁晓夫以来的苏共右倾蜕化的根本改变,苏联的解体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

  戈尔巴乔夫的步步高升,也表明着苏共在干部提拔和任用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一个干部,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然而,如果只看到干部的能力,而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干部提拔很可能蕴藏着很大的问题。有能力,没有德行,显然是不行的。有了能力,也有了德行,但是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同样也是不行的。有了能力,有了德行(往往,有些坏的品行是被隐藏起来了的),而又听话,这基本就是很多干部得到提拔的最佳标准。政治这个领域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但往往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对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的了解,往往只是听他的讲话,听他做的报告,听他平时的夸夸其谈,这样的了解只能是片面的和肤浅的。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考察,的确是需要从最全面、最深刻同时也是最详细的细节上去了解的。而要真正了解到这些情况,就需要从他接触的群众那里,听到群众最真实、最不加掩饰的反映和意见。如果只是贴出一个公示,规定的公示的时间,然后就算完成了这个环节,这样的做法是太过形式主义了。公示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只是唯一的依靠方式。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至今都不能认为,我们在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充分了。不,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漏洞,西方资产阶级一定早就盯着我们的这些问题和漏洞,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往这些缝隙中下蛆,随时准备危害我们的国家,危害我们的党。我们对他们的警惕,一定要坚持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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