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范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渗透和颜色革命风险？
意识形态风险是一种“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当前，应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全新境遇和重要变量，善于在国际视野和历史纵深中、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中把握意识形态风险的新特点，重视追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风险源头。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意识形态风险的全新境遇
长期以来，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与竞争的必然结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使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的背景、呈现新的特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意识形态风险的全新境遇。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背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大变局既是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革，也是中国面临的大态势，两方面彼此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外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从历史大视野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和世界力量对比演化的过程，伴随这场大变局而来的：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尤其是中国超预期快速崛起使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二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引发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重新调整，老牌强国的不适应性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规律性现象；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将从根本上决定未来国际关系和科技产业发展格局，新科技革命使大国竞争趋于激烈化。在这一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采取了遏制性策略，企图阻滞后来者的追赶进程，延缓新型大国的崛起速度，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加紧围堵与遏制，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和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力度。
基于上述时代变革及其引起的外部风险效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背景。首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作为关键变量的变局，同时也是从外部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推动力量和关键变量，必须充分估计大变局的外部风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叉投射与集中反映。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守成大国与新型崛起大国之间的遏制和反遏制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争，将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竞争、斗争和较量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调和性。最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进入新阶段：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复杂多变，西方国家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长期形成高压态势，客观上使得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成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式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进入关键发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