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抵御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人民观讨论之三

陈先义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不断对我们进行颜色革命，但却屡屡不能得手？因为毛泽东那一代人为我们的党创造了党与人民鱼水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成为我们建党100年来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可不是句口号，而是被我们党百年来扎扎实实的伟大实践证明了的。老区有一首歌曲唱到，“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这歌词反映的是那个时候党与人民的真实关系。

　　1927年9月28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到达三湾以前，由于部队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还很不明确，出现了大量士兵逃亡的现象。于是，毛泽东决定在这个地方对我们队伍进行了整编，也是在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原来部队叫工农革命第一军，整编后，改叫第一师第一团。永新离井冈山有60公里，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把这儿有两个好汉的信息告诉毛泽东的，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宋任穷。宋任穷揣着省委的信赶到了文家市，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不要小看这封信，这是促使毛泽东上山的第一步的极为重要的信件，也是他与普通老百姓建立关系的最早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农民武装，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父老，也就是人民。毛泽东派人联系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要率红军上井冈山，袁文才是有疑虑的。他写了一封内容委婉的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这封信无疑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这封用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刷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在湖南株洲的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并且收藏，使这一文物得以传世。

　　但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怎样的回信，我们只知道，就是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真正地打动了袁文才。后来，袁文才说：“毛委员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

　　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陈慕平。因为这个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毛委员演讲，就是他把毛泽东的回信交给了袁文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许多庸俗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就是投靠了土匪，而毛泽东自己则当了山大王。这种看法，在党内一直持续很多年，甚至传到了第三国际斯大林那儿。党内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不是依靠工人，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

　　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劳苦大众称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精髓，早就深置于中国的军事制度之中。

　　关于这一段历史，韩毓海先生在他的论著了做了详细解读，他说：什么叫子弟？所谓子弟，对应的应该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也曾经说了一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但是什么是父老？这得研究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古代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扶危济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汉，这些好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便应召入伍，打完仗再回来，用今天能够理解的话说，老百姓叫这样的人为父老。

　　那时候，所谓父老，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就是军烈属。从宋朝以后，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家族制度代替了过去的保伍制度，基层有了朱熹的乡规民约，但是没有了军事编制，基层有了乡绅，但是没有了军烈属。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这样一个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历史中领悟了人民子弟兵和发动群众的真谛。毛泽东197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贤人代表的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层领袖，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乡村的治理，便转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启发百姓的觉悟。这种思想有一个主导，即以百姓为父老，才可能带出子弟兵。毛泽东正是从基层百姓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想，早在党的六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在闽西他写了一篇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就如何联系人民，把人民作为父老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最早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问计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为了确保部队与人民的关系，把他的治军理论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王道。为了便于基层好读好记，毛泽东干脆把这个王道编为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此在全部队推广。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了新的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经过九死一生，毛泽东才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就在毛泽东和袁文才接洽的时候，驻守在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突然举行哗变，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毛泽东脚伤未愈，便拄着棍子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天正是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场当场揭露陈浩的叛变行为，宣布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支队伍，从茶陵带到了宁冈。

　　1927年11月，红军稍微稳定以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师便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授课，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国防大学最早的雏形。毛泽东通过这种办学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叫作收拾民心。收拾民心，不仅仅靠纪律，更主要的是靠与人民同甘共苦。

　　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曾经就一个问题专门请教毛主席，他说：“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获得过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是怎么启发农民这么勇敢跟着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地回答：“很简单，我们共产党人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农民、战士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把它分给农民。”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赞成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和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赞成完全平均主义。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过去我们就这样干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干呢？我们只有这样干了，才不会脱离群众。”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有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我们可以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一大批有灵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而这个精英队伍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

　　挫败秋收起义哗变之后，毛泽东很不容易才把队伍带到井冈山。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这个思想，到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人民观的赞成还是反对，说到底就是对农民队伍的认识问题。

　　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导的领导层，这主要受到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有人照搬苏俄经验。其中有些人教条地认为，井冈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有些人主张要对其进行清洗。以清洗为名，一大拨革命干部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迫害，在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就有袁文才和王佐，这让毛泽东异常的痛心。

　　1928年在莫斯科六大做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七章是关于“父老与子弟兵”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内容，这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实践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对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实行清洗。那时，在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国文化的历史精髓，对中国传统基层组织中蕴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这时候发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3600名红军离开井冈山，希望以此调虎离山。指示刚刚上山的彭德怀同志负责留守，让袁文才王佐协助他负责留守。就在这个期间，党的六大文件开始传达到了井冈山，正是因为文件内容，使留守部队发生内讧，恰恰朱德毛泽东下山了。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属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对象。在被追杀时，袁文才被击毙，王佐在追逃时掉到河里活活淹死。六大的错误决议，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泽东上山的好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听说后是怎样一种悲愤心情？毛泽东是在返回井冈山路上知道这一消息的，毛泽东非常悲愤和恼怒。

　　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他还惦记着这样两位好同志。接见井冈山代表时，毛主席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我是毛泽东啊！”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端详了好久，方才说：“毛委员，是您？您回来了？您胖多了？”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茅坪开会，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说完，兰喜莲泪如雨下。毛主席连连叹息，“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胜利都是有大贡献的。”

　　接见完了二位革命遗孀，毛主席东夜不能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犹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这首诗表现了毛主席对这两位红军领导干部的深深怀念和惋惜。

　　袁文才和王佐，在毛主席眼里，代表的是井冈山父老，是真正的大侠，是人民的代表。在毛泽东短暂离开井冈山后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毛泽东心情的悲愤和恼怒可以理解，红军还怎么再回井冈山呢？于是，此后的红军，开始了闽西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苦时期。在接受惨痛教训之后，党和人民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党和军队永远不可偏移的生命线。历史证明，一旦这个关系被破坏，革命将付出惨重代价。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毛主席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的，也是我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致胜的法宝。革命战争年代这样，今天，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让我们9700万共产党员们记住毛泽东主席的这句教诲吧，我们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我们无私利可求，我们唯一追求的是劳苦大众的人民的利益。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文/陈先义，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