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福兮祸兮说“外包”

　　这些年，机关有一个非常时尚的词汇，叫做“外包”。它的另一个高雅美名，叫“社会化服务”。过去，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是外包的，只知道我们单位的食堂和炊事班没有了，从此给了一个什么地方公司，才知道这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此后才明白，社会上何止食堂餐厅啊，这两年多数部委和机关，很多工作都外包了。外包这个词汇，在这些大单位，已经司空见惯了，远比承包一个机关餐厅内容要宽泛的多，并且已经没有了界限。

　　这些“外包”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市场化。

　　举个例子，比如某单位要对年度某项工作做个规划或者什么顶层设计。照理说，这不本来就是机关部门职责所系吗？不，按照现在的市场化要求，你可以不用动一字一句，因为这都可以外包。分内工作也可以外包？不错，就是这样。你看，任务来了，机关部门只需做出预算，需要多少钱，然后把钱交给某个大学的某个研究室或者某个什么科研院所，或者交给某个略通此道能写文章的哥们朋友，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就等按时拿到这个规划或报告就是，今天，这就叫市场化。

　　有人觉得惊奇，机关正常工作也可以打包外卖，是的，不好听，可真是这样。于是在机关部门秘不示人这些材料底本上，我们在文末往往会看见几个“某某大学某某研究室承揽项目”的字样。如此这样，机关干部肯定清闲起来。大机关一般人不懂的，机关事务日理万机，偶尔有这样一些必须地方专家参与的特别项目，本也无可厚非，比如那些专业性极强，必须有相关专家参与才能完成的内容，请大学或科研单位一起研究制定计划无可争议。可问题不是这样，与机关人一聊才知道，“外包”，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后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机关工作方式。时下只要是动笔写材料的事，一般都要选择“外包”。譬如领导讲话，机关部门总结，大型活动预案，向上级的汇报，等等，但凡大的文稿，花钱解决。总之，稍微需要懂点脑筋写材料的事情，都要实行两个字：“外包”。

　　机关朋友说，实行“外包”，可以说没有不能干的，就看你敢想不敢想。凡是花钱能办到的事情，一般都可以“外包”。比如大部委的每个司局，如今对“外包”都习以为常了。于是，那些什么研究部门的、大学院所的，但凡与机关某个干部有点私人关系，便可以经常接到这些具有打工色彩的小小“肥缺”，美其名曰“外聘专家工作”。

　　话说回来，各项重要一点的文字工作，都外包了，机关职能部门干什么？机关干部干什么？机关朋友一听这话，哈哈大笑，说你以为现在机关还是过去啊，谁不想清闲点啊，你懂吗？这叫市场，按照你们传统思维太落后了。省下时间干什么？应付日常事务呗，翻翻报纸喝个茶，打个电话看手机，等等，反正一年到头，总也有的是活干的。但是，这样外包结果，有一点你可以看得见的，如此事事外包，件件工作外包，机关出手的工作问题便越来越多。别的不说，就举眼下这个毒教材的例子吧！这么大的关乎下一代教育问题，肯定是国家职能部门负责了，但是落实起来，机关是不会一本本去审定教材的（按说他们这是应该干的），怎么办？出版社负责吧！出版社也不可能抽出那么多人力呀，外包吧！于是某个院校某个部门便成了代表国家审批这么一批给孩子们作为精神食粮的“国家品牌”的产品，反正经费国家划拨了。这所谓几个人，可能或许就是出版社等人的什么哥们姐们之类，于是，像曹某轩那样的炮制准黄色作品当教辅读物的奇怪现象便发生了，于是有人便把这样的国家大事当作了一笔可赚大钱的生意。于是，全国数十种毒教材的重大事件，把美国日本国旗、把美国战争罪犯的文章替换我抗美援朝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荒唐事件，便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